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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伸与拓展：马克思与20世纪美学问题变迁 从美学史的发展和演变的宏观视野来看，马克思与20世纪美学的走向有着复杂的关联。这个关联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马克思本人的美学话题，即马克思直接、间接与美学有关的思考对20世纪美学的影响，这些思考虽然不少是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提出来的，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神话、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关系的论述，《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与诗歌和艺术相敌对的论述，《致斐?拉萨尔》（1859）的信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中关于悲剧与喜剧的论述等，这些问题构成了马克思美学的基本问题或经典问题，但它们对20世纪美学形态建构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经济学层面，蔓延到社会学、美学和文化批评等领域。此外，在马克思著作中还存在许多不直接谈论审美与艺术但却与审美与艺术有关的所谓“准问题”，即那些虽然不属于狭义的美学问题，但可以由此生发、引申出美学问题的问题，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关于异化、人性、人道主义、感性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意识形态、交往方式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对物化、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论述，等等，都属于与美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准问题”，上述问题成为扩大了疆界的美学思维、美学话语和美学体系建构的一部分，与20世纪美学研究所发生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向有很大的关联性和兼容性，甚至可以说直接推动了这个转向，并且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对20世纪美学产生了启迪与影响。马克思美学思考的现代性恰恰在于它潜藏着可被不断地拓展和引申的问题和能量。正如英国学者柏拉威尔所指出的，“马克思在那些根本没有公开谈论文学的著述中可能给予的暗示”，诸如“他对意识形态和神话、对‘商品拜物教’、对‘生产性消费’、对矛盾和全面、对实践和权威的看法，象辩证法本身一样，都是可以加以改述、发挥、并入一些与马克思本人思想迥然不同的体系中去”[20]；二是自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的世界观之后，马克思的美学思考与当代语境相结合生成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派别，并与其他思潮产生对话、交流与碰撞。从这些尝试中不仅可以观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成和演变轨迹，还可以从一个侧面反观马克思与20世纪美学的种种关联，即马克思学说在其中的沉积和演化。 西方有些学者如阿尔都塞以1845年为界，把马克思一分为二，前期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占主导地位的不成熟的马克思，后期才是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的马克思。中国学界和前苏联、东欧也有不少学者持这种观点。这种做法虽然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又有失偏颇。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具有连续性，马克思的思想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甚至同一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这些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不应该简单地划分前期、后期，并制造前后期的对立或不同思想表现形态的对立。在美学上尤其如此。就马克思与20世纪美学的关系来看，恰恰主要是由马克思前期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和前期提出的一些思想（如异化批判、自然观、感性、意识形态、艺术生产等）对20世纪美学产生了更大、更为直接的影响，而且我们也发现，马克思的前期思想大多在中后期得到延伸和深化（如从异化批判到物化或拜物教批判）。德国学者费彻尔甚至认为，对于阅读马克思著作的读者而言，“只有在早期文章的启示下，成熟时期的著作才能被恰当地认识。”[21]因此，本书将把马克思的美学思考视为一个包括各个阶段与各种成分的整体，来探讨其与20世纪美学的关联。 如果我们从上述宏观视野来考察，可以发现，20世纪美学对马克思美学思考的关系，呈现出继承、发挥、修正、质疑或挑战等诸种情况，并且常常多种情况交织在一起。如马克思的自然观的生态整体论和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对20世纪生态批评或环境批评有启发，但是一些生态批评家又坚持生态本位主义或环境本位主义立场而不赞同马克思的生态人文主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对当代意识形态批判中哲学、社会学、美学或文学批评以及文化批评各种模式的形成均有重要影响，但是也受到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人的批评。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意识的形成不完全依赖于反映与被反映的镜像关系，意识形态批判忽视了民主、法律的规范性建构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鲍德里亚则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突出了意识形态的观念性，淡化了其形式性，动摇了经济的基础地位，走向了一种隐性的唯心主义。再比如，马克思曾经用异化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对人肉体和精神状况乃至社会进程的灾难性影响，继而探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者与社会总劳动的社会关系相疏离而形成的商品交换逻辑对人的统治，即物化。卢卡契在受到马克思物化理论启发的同时，又受到西美尔的货币哲学理论的启发和韦伯生产过程对象化形式合理性（工具理性）即主体被量化为客观要素以便具有可计算性思想的影响，把在韦伯那里基本属于肯定的工具理性进行批判性颠倒而套用到马克思身上去，形成了卢卡契式的物化批判和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尽管有“精神生产受制于物质生产”这一哲学含义，却主要还是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提出来的，但20世纪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解读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在大的方面未脱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但突出了技术进步对艺术生产的意义。而在马歇雷那里主要变成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生产这一哲学层面的解读，艺术生产成为一个相对自主的领域。而鲍德里亚则以西方消费社会的来临为依据，认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包含了一种生产中心主义，从而对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提出质疑，等等。针对上述复杂情况，我们认为，需要辨析马克思作用于20世纪美学问题的种种形态、原因与理据，在一定程度上要承认误读、别解对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如卢卡契和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的异化—物化—拜物教批判发展为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批判，开辟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新领域，就有其积极的或合理的方面。同样，我们也认为，不应该回避马克思当年提出问题时的特定语境所造成的某些命题的有限性、适用性，如马克思的感性论虽然和20世纪美学相通，但它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提出来的，它对美学的有效性就有一定的范围，需要重新界定或改造，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