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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论”视域下的文学与政治

http://www.newdu.com 2017-11-15 《学习与探索》 范永康 参加讨论

    摘 要: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福柯、雷蒙德·威廉斯、布尔迪厄等人的“权力”理论促使后现代文论思潮走向泛权力化和泛政治化。后现代文论思潮开启了一个“权力”的新视角,发掘出“文本形式”、“文学经典”、“文学阅读”、“文学‘机构/制度’”等文学活动的重要环节与文化权力或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层纠葛,解构和颠覆了“文学自主性”的美学神话,凸显出文学的功利性、目的性、政治性、批判性、公共性和实践性。后现代文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它们呈现了文学与权力、文学与政治之间在微观层面的复杂关联,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文学的方法和角度。
    关键词:权力;后现代文论;文学与政治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政治学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创新研究”(13BZW002)的阶段性成果。范永康(1972-),男,安徽芜湖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作者简介:范永康( 1972—) ,男,教授,文学博士,从事文学基本理论、中国现代文论史研究。

 
    自康德提出“纯粹美”学说以来,“审美现代性”和“艺术自律论”便结伴而生,贯穿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直觉主义、象征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近现代文艺思潮的一条红线就是“文学自律论”,文学被定性为审美的、超越的、无功利的、无概念的、无目的的、自由的、天才的、虚构和想象的语言艺术,从而建构了文学“自主性”的神话。但是,在1960年代至今的“后现代时期”,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精神分析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文艺思潮恢复了文学与物质利益、社会权力、历史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层关联,后现代理论家们达成了一个共识:“知识”与“权力”是捆绑在一起的。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福柯、雷蒙德·威廉斯、布尔迪厄等人“权力”理论成为后现代文论思潮的“发动机”,“祛魅”之后的“文学”摘下了“阳春白雪”的面具,露出了“下里巴人”的真容:文学一直在阶级政治、性别政治、身份政治、种族政治等政治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吉登斯强调说:“在社会科学中,不能把对权力的研究当成是次要的问题。可以说,我们不能等到社会科学中比较基本的观念都一一阐述清楚之后,再来探讨权力。没有比权力更基本的概念了。”[1]410《政治哲学导论》一书的作者杰弗里·托马斯也指出:“权力是讨论任何政治话题时看似合理的起点。”[2]77因此,本文聚焦于“权力”理论,试图解答以下问题:作为后现代文论思潮“发动机”的“权力论”包括哪些内涵?“权力论”视域下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怎样的新变化?其理论价值何在?
    一、“权力”:后现代文论思潮的核心概念
    阿雷恩·鲍尔德温指出:“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中的关键概念之一。以‘文化政治学’观念为基础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则是权力无所不在。……权力被用来理解阶级关系、种族关系、性别关系和年龄关系;用来阐释身体及对人和地点的表征;用来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3]97马克·吉布森对后现代文论思潮总结道:“人们对于英国文艺传统的摒弃、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和阿尔都塞与葛兰西发起的各种修正、女权运动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兴起以及人们向福柯的转变——上述所有运动中权力始终是最为明显的主题。”[4]2我国学者也认为:“由于福柯、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影响,文化研究更加自觉地关注文化与权力、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等的关系,并把它运用到各个经验研究领域。”[5]332后现代文论思潮“表面上是一个松散性的话题聚合,实际上却有一个灵魂性的线索贯穿其中,那就是揭示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处于支配或主导地位的文化和群体的批判,抵制权力话语、反抗文化霸权。”[6]13可见,中外学者都意识到,文化/文学与权力是“文化研究”肇始的后现代文论思潮的核心主题,“权力”成为后现代文论思潮关注的焦点问题。那么,什么是“权力”? 后现代文论思潮中“权力”概念的独特性何在?不能不明辨之。
    事实上,关于“权力”的含义和适用标准始终存在着争议。概括而言,对“权力”概念的讨论主要形成了四种学说:“力量说”、“关系说”、“意志说”、“结构说”。“力量说”认为,权力指的是一种能力、影响力、控制力、支配力。丹尼斯·朗说,“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7]3 “关系说”认为,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的因果关系。霍布斯便将权力定义为一种主动出击的“行动者”和被动的“承受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意志说”认为,权力可以还原为个人或机构的代理人的意图。罗德里克·马丁便指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个行动者将处于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地位的概率。”[8]81“结构说”则将权力视为系统内部结构因素的后果。当然,尽管关于“权力”的含义多有争议,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承认,“‘权力’在最低限度上讲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9]641或如史蒂文·卢克斯所归纳的说法:“所有关于权力讨论的根本的共同核心或者存在于其背后的基本想法是A通过某些方式影响B。”[10]19
    以上传统的权力分析主要涉及的是政治权力,侧重于权力的有意性、政治性、强制性、宏观性、单向性、否定性,然而,作为后现代文论思潮之核心主题的“权力”概念又有一些独特的属性。(1)权力的文化性。后现代文论思潮关注的不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而主要是“文化权力”,“文化为人类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基础;它同时也是统治的一个根源。艺术、科学以及宗教——实际上,所有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本身——不仅塑造着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构成人类交往的基础,而且帮助确立并维持社会等级。文化包括信仰、传统、价值以及语言;它还通过把个体和群体联系于机构化的等级而调节着各种各样的实践。无论是通过倾向、客体、系统的形式,还是通过机构的形式,文化都体现着权力关系。”[11]1(2)权力的潜在性。权力通过各类文化/文学文本来塑造人们的观念、意识和品味,使人们心安理得地接受在既有社会秩序中的位置,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无意识”的方式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自然化、合法化。如肯尼思·格根所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权力形式,像法律和军队,而是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暗权力。”[12]61(3)权力的多向性。传统权力观强调权力的单向性和非对称性,认为某些人有影响他人的权力,而反过来就没有类似的权力。而在葛兰西看来,“霸权从来不是简单的自下而上的权力,而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互相‘协商’的结果,是一个同时包含着‘抵抗’和‘收编’的过程。”[13]99福柯更是强调,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4)权力的微观性。在福柯的倡导下,权力不再局限于国家权力,“还指其他机构的权力和各种约束,一种让日常生活持久纳入轨道的东西。”[4]25他指出,“不要在权力的中心,在可能是它们的普遍机制和整体效力的地方,分析权力的规则及其合法形式。相反,重要的是在权力的极限和最外端,在它的最后一条线上抓住权力,在那里它变成毛细血管的状态。”[14]185(5)权力的生产性。传统权力观认为权力是否定性的、压制性的和权威性的,但福柯反问道:“为什么人们就轻易地接受了这种权力的法律观呢?而且,为什么从此忽略权力中一切可能带来有效的生产、丰富的战略和肯定性的东西呢?”权力“在每一时刻、在一切地点,或者在不同地点的相互关系之中都会生产出来。”[15]60
    综上,传统的权力分析主要涉及的是政治权力,侧重于权力的有意性、政治性、强制性、宏观性、单向性、否定性,而后现代文论思潮所关注的权力主要是一种文化权力,侧重于权力的文化性、潜在性、多向性、微观性和生产性。总起来看,在后现代“文化权力”的理论谱系中,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革命”、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等理论学说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我们认为,最能体现后现代“权力”特色的,对后现代文论思潮影响最大的,还是福柯的“权力系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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