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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把关于美的本质探讨转向美的生成，转向艺术、社会、人生，转向感觉和感性的解放，对传统美学进行了形而上学颠倒，推动了20世纪美学的感性解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的种种矛盾，确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批判性维度和方法论，为20世纪美学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向奠定了基础。20世纪美学对马克思美学思考的关系，呈现出继承、发挥、修正、质疑或挑战等诸种情况，并且常常多种情况交织在一起。无论对马克思本人美学思想的研究，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构，既是一个解释学问题，也是一个面对现实的再创造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感性；美学；社会文化批判 作者简介：汪正龙（1965— ），安徽南陵人，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文学基础理论及西方美学研究，出版个人专著3部，发表专业学术论文约80篇。 一、美学研究的形而上学颠倒与批判之维的确立 “毫无疑问，马克思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1]“对于理解当今世界来说，马克思的思想不仅是充分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在我们看来，尽管其基本观念在必要的地方不得不被其他观念详细地说明、完善和补充，但它是所有此类观点的出发点。”[2]这是学界所公认的，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美学研究。具体到审美与艺术领域领域，西方学者也承认，“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美学占一席十分重要的地位。”[3]“他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模型基于艺术自由表达的理念之上。”[4]马克思熟读古典文学作品，青年时代曾创作过诗歌和戏剧，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研读过康德、席勒、莱辛、温克尔曼、歌德、黑格尔、奥古斯特·施莱格尔、狄德罗、卢梭、斯达尔夫人等人的美学著作，对美学和艺术史有比较高的造诣。马克思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美学研究，包括理论思维、话题和范畴转换及体系建构诸方面。威廉·亚当斯曾经把马克思的美学称为“解放感觉”的美学。他认为马克思把近代以前关于美的本质探讨转向美的生成，转向艺术、社会、人生，“马克思富有成效地利用审美维度作为钥匙去想象非异化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它看起来似乎很像是某种艺术才能和审美追求的统一体。在一个有序的充满人性的世界中，劳动将是我们内在的创造力的实现，如同艺术的创造过程实现了艺术家的创造力一样。……马克思通过把生产与创造、创造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联系起来，使经济领域负载了审美的含义与可能性。”[5]马克思创立了实践唯物论，声称他要创立的哲学“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6]马克思把美学研究由感性认识引向感性活动，“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7]这就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20世纪美学出现了感性解放，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先行者。从世纪之交的尼采，到弗洛伊德、梅洛-庞蒂、马尔库塞、福柯、德勒兹、苏珊·桑塔格、伊格尔顿、舒斯特曼等人都致力于恢复美学原本具有的与身体相关的感觉和知觉的含义。伊格尔顿就说，“现代化时期的三个最伟大的‘美学家’——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大胆开始的正是这样一项工程：马克思通过劳动的身体，尼采通过作为权力的身体，弗洛伊德通过欲望的身体来从事这项工程。”[8]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辟了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维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在（马克思）这里被归结为交换价值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所有的生产关系和商品都根据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金钱价值来衡量。”[9]20世纪美学更为关注艺术和人的生存境遇，出现了美学研究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向。有学者用“批判理论转向”与“语言学转向”来表述20世纪西方美学的发展历程，并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批判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0]，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之所以为20世纪美学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向奠定了基础，主要是因为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的种种矛盾，确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批判性维度。“正是马克思，而且首要的是马克思，仍然在为我们提供批判现存社会的最尖锐的武器。”[11]所以萨特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12]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诊断不局限于政治经济学领域，还广泛地涉及哲学、艺术与审美、文化、历史与社会人生，“考察马克思主义话语一些最重要的领域——历史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理论——它们向我们提供了一幅从激进视野所揭示出的充满缺陷的全景图画，这幅图画提示了可供选择的也许更有效的对当代社会进行批判的方法”[13]。马克思在多方面推动了20世纪美学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向，如他的异化-物化学说、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理论中经卢卡契的物化理论开启了20世纪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批判；马克思早年对感性的推崇启迪了马尔库塞的新感性，呼应了20世纪美学对感性的重视；马克思的自然观影响了20世纪的生态批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激励人们研究20世纪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启发了哲学、社会学以及美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预示了本雅明、马歇雷等人的艺术生产理论；马克思对商品交换活动的符号分析启发了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自20世纪20年代始，卢卡契等人逐步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的关注转移到社会政治文化和上层建筑，“美学成了将方法实际加以运用的实质性领域——或者更广义地说，成了文化领域的上层建筑。”[14] 马克思对20世纪美学社会文化批判转向的影响还在于历史的研究方法，即对意识、概念发生的历史条件或社会事件动力因素的分析。哈贝马斯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创造世界的主体根本不是一种先验意识，而是在自然条件下建立自身生活的具体的人。”“马克思把类的历史理解为物质活动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扬弃的范畴、工具活动和改变现实、劳动和反思范畴的统一。”[15]尤金·伦恩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文化毫不含糊的富于穿透力的历史批评，以及强大的辩证分析方法。”[16]詹姆逊曾经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作了如下分析：“内容通过自身的内部逻辑生发出一些范畴，它根据这些范畴在某种形式结构中组织自己，并因此得到最好的研究。在它生发这些范畴所用的方式中，最令人瞩目的模式也许就是马克思的经济研究所提供给我们的那种模式。在这一研究中，他不得不创造适当的研究范畴，而同时又用历史的理由来证明这些范畴的恰当。因此，《资本论》的开头一章，由于确立了关于商品的思想范畴，描述了它既反映又试图理解的商品观念和那种商品生产实际之间的关系，所以它典型地表明了辩证思维是思想范畴永无止休的生发和分解。”[17]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辩证思维具有双重的历史性，即不仅把它所研究的现象本身看做是历史的，还要把反映这些现象的概念解冻，把后者的不变性也视为历史现象。在20世纪美学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向中，马克思所开辟的批判传统不仅在观念层面，而且在方法论层面也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在方法论上，马克思把意识还原为历史，还原为存在，如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把私有制当作永恒不变状态的揭露，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法权等主张人生而平等的揭露，就具有解意义化的去蔽功效。比如就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言，“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18] 正因为具有上述特点，马克思的思想与方法不仅具有可操作性，还具有和其他思潮、思想包括美学思潮进行交叉结合、进而形成新的理论形态的广阔潜能。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这意味着它虽有概念，但那些概念同时也是实践的形式，因此人们不能只用某种与利益无关的哲学方式来讨论它们，而不在实践立场和承诺方面进行令人不安的干预。但是这也意味着当时的各种各样的哲学潮流总是能够利用那些概念，并把它改造成形形色色貌似自主的哲学……这些‘哲学’中的每一个都对我们有所教益，都揭示出了那个原先的理论与实践统一体（即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个新的方面，但马克思主义与所有这些‘哲学’却永远是不同的。”[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