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中的经历总能给人以丰厚的营养。1944年，当钱锺书被困上海写作《围城》时，他首先想到的便是1938年乘坐法国邮船回国时的情景。一开篇这样写着：“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VicomtedeBragelonne）正向中国开来。”然后，便在这艘船上展开了整个《围城》的序幕，出现了船上的男男女女，精心刻画了方鸿渐与鲍小姐、苏小姐情感与关系的变化。这里的很多情形简直就是钱锺书回国时的亲历亲闻，而且，《围城》中方鸿渐的“痴气”“拙手笨脚”等种种性情为人，活活就是钱锺书本人。这便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他们将书中的情节与作者本人的经历做对比，发现，方鸿渐留学归国后的经历基本上与钱锺书回国后的经历相合。
    钱锺书曾赴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留学，1938年回国后，先到上海探亲，并送前往湖南的父亲上船，紧接着赶赴昆明，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1939年暑假，钱锺书回上海与母亲和妻儿团聚，在此期间接到父亲钱基博的来函，要他前往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钱锺书不敢违抗父命，于是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蓝田，在湘西工作了两年，见识了很多人情世态。1941年，钱锺书再次返回上海，却正赶上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对美、英等国宣战，上海完全沦陷，钱锺书被困孤城，无法出去，由此他便经历了一段艰难岁月。
    《围城》中方鸿渐也同样经历了回国、探亲、到大学任教、艰辛的旅途、困顿于上海这些经历，只不过，方鸿渐在法国邮船上是单身男，而钱钟书归国时则与夫人杨绛以及他们的孩子在一起。方鸿渐归国时还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工作，而钱钟书则已于1938年初，接到西南联大破格请他担任教授的聘书；方鸿渐虽然也有长途跋涉到地方大学任教的经历，却没有在国内一流大学担任教授的经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看待《围城》与现实生活的真真假假、互相穿插呢？
    对此，最有发言权的还是杨绛。对于《围城》中真实与虚构的交织，杨绛能像华生一样，可以将福尔摩斯探案的手法逐一分辨出来。
    在经过很多人督促才写出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中，杨绛这样说：“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Ⅱ）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鲍小姐却纯是虚构。……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锺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这人可一点不美。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锺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
    《围城》是钱锺书唯一的长篇小说，1944年动笔，1946年全部完成。这两年，钱锺书与杨绛在上海艰难度日。杨绛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钱锺书没有工作，杨绛的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钱锺书，而钱锺书的主要时间便用在写作中。
    杨绛对《围城》的诞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钱锺书称杨绛为“最才的女，最贤的妻”，事实上确实如此。她是一位才女，小的时候便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并写出自己的好作品，到1944年的时候，她的作品已很受大众欢迎。有一次，钱锺书看了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后，回家就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一听，非常高兴，催促丈夫快写，然后她便将家中的所有事情都担了起来，竭尽全力支持丈夫。正如钱锺书在《围城》序言中所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人们常说，苦难孕育着新生命。也正是在苦难中，《围城》创作完成，成为世界文坛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不仅在中国畅销不衰，而且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多种版本，在世界广泛传播。
    事实上，在艰难岁月里，钱锺书还创作出一个比《围城》更重要的成果，它就是《谈艺录》。
    从法国乘船经过红海归国的情景，不仅出现在《围城》的开篇，同样保存在当时同船归国的冒效鲁记忆中。冒效鲁是民国大儒冒鹤亭之子，学贯中西，才华横溢，曾被前苏联汉学权威阿列谢耶夫院士称赞为“平生所见华人中不可多得的通品”。1938年，他返国途中，意外之喜就是与钱锺书相识相知。
    “邂逅得钱生，芥吸真气类。”“谓一代豪杰，实罕工此事。”“凭栏钱子睨我笑，有句不吐意则那”，这些诗句都是冒效鲁写给钱锺书的，再现了他们在法国邮船上的气类相投、彼此谈诗相和的情形。也正是在彼此畅谈的过程中，钱锺书有了写作《谈艺录》的想法。1939年，钱锺书从昆明返回上海，与冒效鲁再次相见。冒效鲁极力督促钱锺书撰写书话，钱锺书颇觉技痒，于是开始了《谈艺录》的最初写作。从1939年秋到1941年夏，钱锺书在湖南蓝田师院完成了《谈艺录》的初稿，而这实际上只是全书的一半。
    钱锺书被困上海后，《谈艺录》的写作变得更加重要，个人和家国都处在忧患之中，钱锺书也把《谈艺录》当成“忧患之书”，念兹在兹，不断修改，不断补订。
    杨绛对《谈艺录》也非常重视。一次，两名日本宪兵奉命上门查问，钱锺书正巧不在家，而杨绛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保护好《谈艺录》。
    1942年，《谈艺录》成稿，先在朋友间传播。此时，钱锺书的朋友有傅雷夫妇、楼适夷、柯灵、陈西禾等人。朋友们一边看，钱锺书一边修订。即便在创作《围城》的忙碌时期，钱锺书也没有停止对《谈艺录》的修订。经过十年的磨练，《谈艺录》才最终定稿。1948年6月，当《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次年7月出版后，大受欢迎。《谈艺录》也成为钱锺书的代表作之一，是钱锺书这一时期与《围城》题材不一、但又彼此促进的一大学术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