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字源于一堂高校的文学课，有同学提问：你最喜爱的“70后”女作家有哪几个？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这样的问题对于提问者来说不是居心叵测，而对于回答者来说，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其实，我喜爱谁不喜爱谁，还真没有认真地想过，只是要把它说出来，总有投鼠忌器的隐忧。但我一向直言不讳，同时也不喜欢用“最”这个字。
    在我们当下的文学现场，不需要专门说明，我自然会对一众女性作家心怀格外的喜爱。我喜爱她们，一定首先是基于文学的立场。她们个个不同凡俗，以自己流光溢彩的作品建树着文坛那道不可或缺的风景；其次，同为女性，一定也是我格外关注她们的原因。我们在多年的交往中，相互眺望、砥砺，建立起了专属于女性作家的那份友谊，妥帖、细腻，甚而有些小小的私密。这样的情谊，使得我们建立在文学基础上的友情，更多了一份宽博和设身处地的理解。她们用不同的姿态和方式影响着我，而这种影响也并非仅仅局限于文学创作。相同的性别，相近的文学态度，让我在感知她们的时候，同样也反观着自己，让写作和交流变成了一场修行，而且是文学与生活的双重修行，为之喟叹，为之欣悦。书写和阅读，更加具有了如影随形的生命感。
    写这篇小文的时候，不期然，我想到了多年前的一幅画——《七零后美女作家图》。关于这幅画的来龙去脉，已经有其他同行做过精彩的说道，我就不再赘述了。我想要说的是，这幅画上宗仁发的题词，今天想来，我依然要表达自己由衷的赞同。作为“70后”这个概念的始作俑者之一，宗仁发当年在这幅画上写道：“如果说这是对时代的一种描述，我们尚可理解，但以此作为对70年代作家的认定，无疑是浅表和片面的，我是不能苟同的。这不是说70年代作家的写作和身体写作无关，而是说她们的写作是更丰富、更复杂的。眼前的画卷让我感到误解是人类永远的悲剧，艺术家与作家之间尚且如此，况他人乎！”
    之所以想到这段话，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意欲记述的这几位女作家，竟然齐刷刷的都是“70后”。我比她们年长几岁，除去姐妹之谊，这个事实细想起来的话，真是饶有深意——原来，滥觞于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个“70后”概念，经过将近20年的时光，今天终于结成了我们文坛毋庸置疑的“正果”，以至于它的硕大和饱满，为我们这个平庸的时代平添了一种舍我其谁的韵致。
    当然，我也知道，即使影响如此之巨，但她们也不是“共同体”，就像宗仁发所说“她们的写作是更丰富、更复杂的”，但是，我愿意以一种“共同体”的确认，来表达我对她们的欣赏。尽管好的作家一定是一个又一个的个体，但好的作家也一定有着某种一致性。
    魏微，她当年在那幅画上题写道：“被误读的一代。”这真是言如其人，在我对她以及她作品的感知中，那份强烈的清醒与自我认定的意识，始终贯穿在她的身上。她的冷静沉着常常令我感叹，惊异于它们究竟源自什么。她的平静与沉着，也一直为人所称道。创作上，以少胜多，几乎已经成为了魏微的标识。她写得少，写得慢，重要的还在于她写得好。于是，慢和少，在魏微这里成为了一种文学品质的象征，令她满足了我对于一个好作家全部的想象。你可以将她的“少和慢”视为一种谦逊，她不过度信任自己的能力，不挥霍自己的才华，未曾想过要超额完成什么，以近乎老实的态度对待着自己的文字；你同时也可以将她的“少和慢”视为一种骄傲，她笃信自己的笔墨，相信存在感不用建立在“大干快上”的热闹劲里。在这样的谦逊与骄傲中，与人日常交往中的魏微，也有了某种令人舒服的平衡感。两下中和，相处时，让她格外地不会令人觉得突兀，以至于她性情来了的时候，戏谑都显得平和，而平和又不至于呆板。据说有家出版社推出当代女性作家的文集，约稿到了魏微这里，不出所料，遭到了她的婉拒。理由其实简单，她不愿重复出版自己的旧作。就是这简单的理由，我想，许多人是不会拿来告诫自己并拒绝他人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们或许都知道怎样决断，但恰恰是这种貌似无伤大雅的小处，更见一个人质地。魏微清醒，魏微也“顽固”。她用她清醒的“顽固”，矫正着对自己的“误读”，这可能胜于滔滔不绝的雄辩，而且，在更大的角度去看，她的表现也为她所在的“一代”做出了沉默的说明。
    金仁顺，她在当年的那幅画上写下了“无言以对”四个字。琢磨这四个字，我几乎就能想象出金仁顺惯常示人的样子，表面上，她力求完美，在任何场合都周全到无可挑剔。有一句玩笑话说她“老少通吃”，这意思当然是男女老少都能喜欢她。有一个同道写她：有一点“冷”，有一点“不想废话”的意思。她的这种“冷”和“不想废话”，的确可以在骄傲中找到原因。话不投机，她便干脆来一个“无言”。骄傲是真的骄傲，可金仁顺的骄傲不是倾泻式的，她含得住，不解释，只亮出一个不敢苟同的态度。于是，这份骄傲就立得住脚了，不让人排斥；更何况，她的这份骄傲也实在是有底气。我听过不少人夸赞金仁顺的小说，更夸赞她的人，好像同为“70后”的那些男作家们都对她的小说有着众口一词的认可。对此，我当然赞同，我只是在他们的说辞背后暗自微笑，因为，在他们所想象的那个不动声色的金仁顺背后，还有一个我所熟悉的远比她的小说活泼伶俐的金仁顺。相对于示在人前的那种“无言以对”，真实的金仁顺还有着属于她嬉戏时字字珠玑的妙语，那当然不是胡说八道，是反应机敏的聪明与不人云亦云的个性。从“无言以对”的一极，到“妙语连珠”的一极，中间就是那个随性而为的金仁顺。她不委屈和强迫自己，乃至在写作上似乎也疏于“计划”——“想写一个故事，我就去写。很可能，翻箱倒柜地找半天，什么也没有；也可能一不小心，拉开抽屉就出来一颗珠宝。”诚如她所言，在她这种“撞大运”似的写作中，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她为我们捧出了一颗颗珠宝。
    朱文颖，她在当年的那幅画上写下了“比窦娥还冤”。可不，这非常贴近我所理解的那个朱文颖。她会风风火火地喊冤，有时可能还要刻意夸张自己的情绪，譬如，自比窦娥，而且，“比窦娥还冤”。面对世界加诸于己的不恰当的认知时，朱文颖可能会立刻生出与之分辩的愿望。这可以让你将她判断成一个急性子，并且，似乎还有些强势的作风。但恰恰如此，朱文颖才具有了最高的辨识度，而且，随着交往，你会发现这个极具个性的女作家，自有着一股磊落的魅力。她也不委屈自己，有时倒是不妨委屈委屈别人。她新出的一本书叫做《必须原谅南方》，你瞧，连“原谅”她都要冠以“必须”这样硬挺而专断的词，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居高临下，同时，也是一种对自己都毫不客气的勒令。理解了这些，你就能够理解受不得委屈的朱文颖，理解她“比窦娥还冤”的嗔怒。将近30年过去了，她依然用最大的真实面对着文学、面对着世界也面对着自己。于是，在朱文颖身上，总焕发出某种“新人”的气场。就我的感受，这种“新人”之感，不是指向稚嫩，而是指向活力与不曾被磨损的生命力，如果你也写作了20年，你就会明白，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与前面这三位“70后”相比，接下来我要写的这三位女性作家，当年并未忝列画中，但她们的成就于今也是有目共睹。
    鲁敏，前不久她来郑州，带着她的新长篇《奔月》。周末我猫在家里，用了两天多的时间仔细阅读了这部作品。我觉得这部作品跟以往的鲁敏稍稍拉开了一些距离，从中能够看到，如今的鲁敏又在酝酿着新变。这符合她一贯的冲劲儿，她要向前，不断地向前。相较于那种“骄傲的消极”，鲁敏从来都是“骄傲的积极”着。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新作里写了“逃离”，但更多是写了“逃离”之后的“寻找与建立”。其实，我倒是从中看出了主人公在日复一日、机械的寻找中的那种深度的痴迷，我宁愿相信，那是一种深深的依赖，是每个人或许都有的一种“乌托邦情绪”。对于这种“乌托邦情绪”，我除了会发出叹息，怜恤人的无力，也会不由得致以深切的敬意，因为，当这种“乌托邦情绪”成为了人“深深的依赖”时，那种只有文学甚至宗教才能书写与理解的生命阴面，便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读作品如读人，在一定意义上，这个判断也是成立的。由此，我不由得要拿作品去对应鲁敏其人了。鲁敏不含蓄，她不惮于谈论自己对于写作的野心，并且堂堂正正地宣告出来，在我们的文化中，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信心。我想，写作中的鲁敏也是在日复一日、机械的寻找中怀有着深度的痴迷，她依赖这种“乌托邦情绪”，将自己全部押了上去，于是，她理解自己笔下生命的幽暗；于是，那种我们常常盼望的、对于文学信仰一般的虔诚，便在她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乔叶，我们既是同行也是同事，相知相伴许多年，更是有着不同于别人的熟知，她的那些小周旋，她的那般大举措。有人带着表扬又不无讥讽地评判她“劳模”。我感叹，在写作的态度上，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劳动模范。同样，乔叶近来亦有新作《藏珠记》问世。从上一部《认罪书》到这一部《藏珠记》，乔叶写作的跨度之大，既令我感到了何以如此，又令我感到了毫不意外。感到何以如此，是我面对乔叶的写作能力时，再一次感到了吃惊，她真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上手就是行家的模样；而毫不惊讶，则是因为，其实乔叶的写作能力早已经被我确知并且信任了，从散文到小说，鲜见她失过手。她就是能够从一部反省现实的沉重之作大跨度地迈到一部穿越的爱情小说，这背后，站着一个能力全面的作家，既能举重，亦能跳高。而且，“反省现实”与“穿越爱情”都只是简单的标签，这两者之间，在我看来，贯穿着的，都是乔叶严肃打量世界的目光。她很积极，积极地思考，积极地以小说家的方式去处理时代那些紧迫的问题。20年来，乔叶在变，但又一直没变，甚至可以说是以不变应万变，她只是在形式上换了很多种打法。她对现实世界的深度痴迷和介入，以及化繁为简的能力，的确让我们有更多的期待，期待着她再次给我们创造奇迹。没准儿举重、跳高之后，她下一次又发力去跑马拉松了，而且，不出所料，一跑就给我们跑出了一个好成绩。
    梁鸿是河南南阳人，南阳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由于地理和区位所限，南阳的传统文化相对要完整一些。在河南，没有哪个地市比南阳的文化人多，大学生最多，作家也最多。老一辈的像姚雪垠、卧龙生、痖弦、宗璞、田中禾、张一弓，都是南阳的，后来的比如二月河、周大新、柳建伟，廖华歌等等。而梁鸿，我觉得是其中的佼佼者。让大多数人知道梁鸿的，是她的《中国在梁庄》以及随后的《出梁庄记》。读完这两部作品之后，我最深的感受就两个字，疼痛。很早以前，张宇老师写过一部作品，叫《疼痛与抚摸》。而梁鸿这两部作品，没有抚摸，只有疼痛。这种疼痛，是痛失乡村之痛，也是城市化和现代化之痛。这种疼痛，未必有对错，但却掺杂着我们八九不离十的情感执念。
    在她最近的新作品《梁光正的光荣梦想》中，梁鸿写了一个父亲的一生，其实认真想想，这是我们共同的父亲。他们被时代而裹挟，精神和肉体相互分离，更为悲惨的是，它们一直在分离之中，直到支离破碎。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如果说我们都不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的话，我们的父亲更不能。他们多次被时代强暴和碾压，不管他们有多强大，最终会向生活屈服，这就是他们的宿命。
    在梁鸿和她的作品中，鲜见小儿女的作态，她的笔下也有曲折的心思，也有隐秘的私情，但这曲折和隐秘往往联系着世道和人心，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一己”的心思与私情可以折射出的，是一种家国般的沉思。她的人就透着股大气劲儿，丝毫没有知识分子惯常的羸弱，写作更是锁定在宽广的视域里，以良好的学识为根本，从而思考时代命题。梁鸿可能是我认识的最开朗的女作家了，这种气质，也符合她写作的朝向，就像你怎么可以想象一个林黛玉会写出《中国在梁庄》呢？当然，我也知道，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断非是一种面相，梁鸿的开朗背后必有忧虑，甚至我想，她有多开朗，就会有多忧虑。否则，仅仅靠着开朗，她必将无法支撑起“梁庄式”的写作。我们都看到了，正是有了梁鸿的写作，“70后”一代的创作，才更加佐证了宗仁发所说的“更丰富、更复杂”。
    宗仁发当年“眼前的画卷让我感到误解是人类永远的悲剧”之叹，已经洇染成时代的刺青，在信息爆炸的层层烟幕里，我们看不清彼此，也很难看清自己。所以当我写到这里，我突然感到，也许我写下的这些认知，就是上演了那“人类永恒的悲剧”。对于我的这些朋友，如此的只言片语，恐怕连“误解”都未曾达到。但是，我还是愿意信任自己一次，信任我作为女性的情感，凭直觉，我就能够在一瞬间将她们赋予一个悠远的意象——婉如清扬。这个《诗经》中的句子，完全能够道出我对她们的喜爱与欣赏。她们就是新时代里中国文学现场“婉如清扬”一般的存在。时光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这种专属女性的存在，对我们的文学将是何等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