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仁，1933年9月生，上海市人。195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精通俄语、英语。1961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任副刊编辑。后到北京出版社工作，与同事创办《十月》杂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废墟上的春天》《文坛风景线》《你就是爱》《寻找勿忘我》等书。译作有《道路在呼唤》《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选》《屠格涅夫散文选》等。散文《林中速写》被编入数十个散文选本以及中学阅读课本。曾编辑出版了《高山下的花环》《世界美文观止》等多部名作，被文学界誉为京城“四大名编”之一。
    一
    1982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召开了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我以《十月》杂志编辑的身份与会。那次会上，胡乔木同志就如何解放思想、如何繁荣军事文学创作两个问题，作了重要报告。
    与会者发言踊跃。有的指出，不敢解放思想，束手束脚，回避矛盾，粉饰生活，是我国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缺乏艺术力量，不能感人的重要原因。有的说，提高军事文学的质量，关键在于应该像战争本身那样，如实地、真实地描写它的复杂、尖锐、深刻、众多的矛盾，它所引起的社会各阶层的变动和反应，它在指战员心灵深处产生的波澜，它在参战者内部引发的冲突。绝不能把曲折多变的战争生活筛选、磨平得像长安街那样平坦。有的说：我们写不出像《巴顿》《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样的作品，是因为框框太多，套套太多，清规戒律太多，怕这怕那，怕被人戴上“毁我长城”的帽子。有的说：军事文学一定要从战斗、战役的繁琐描绘中摆脱出来，把重点放在塑造人物上，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多侧面的、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才能震撼读者的心灵。有的说：重要的是细节。一个细节抵得上万语千言。比如一只蚂蚁，就有文学价值。战役前，指挥所帐篷里静极了，静得听得见一只蚂蚁在军事地图上爬行的微音。这样一写，就把战争打响之前指战员们屏声敛气的紧张氛围烘托出来了。有的说，人类历史上迄今已经发生过两千多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很早就有了军事文学。军事文学总是充满魅力，牵动人心。我国古代神话《黄帝战蚩尤》，从《国殇》《战国策》《史记》到《三国演义》，描写了大量的战争生活。古希腊荷马的两部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萨》，俄国的《伊戈尔远征记》《战争与和平》，美国的《丧钟为谁而鸣》、电影《乱世佳人》等，都描写了战争。军事文学高度集中了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自由与奴役、残酷与胜利，始终具有撼天地、泣鬼神的艺术力量，吸引着古今中外一代又一代读者……这些发言，使我大开眼界。
    会议期间，大会组织与会作家乘车到河北高碑店去看当地驻军战士打靶演习。大巴车上，与会的济南部队歌舞团创作员李存葆，和我坐在一起。我向存葆约稿。他向我讲了三个题材：一个是《月照军营》，是描写军人爱情生活的；一个是《英雄一生》，是叙述一位将军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直到今天的戎马生涯；一个是《高山下的花环》，围绕着一个边防连队战前、战中、战后的生活，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军队内部存在的种种尖锐矛盾。我听了他的三个题材，对《高山下的花环》最感兴趣。于是把自己新搬到北三环中路的家庭地址抄给存葆，热情邀请他到我家里长谈。在交谈中，存葆讲了在前线的所见所闻。当地卖鸡蛋的妇女们听说伤员需要鸡蛋补养身体，便排着队拎着整篮整篮的鸡蛋送到医院，分文不取。有个战士出征前叫护士抽自己的血输给受伤的战友，自己上了前线，不多久他又被抬回来了，原来他受了重伤，流了大量的血，牺牲了。几个护士流着眼泪，烧了水，替他洗净伤口，揩净身子，把他掩埋了。护士们还跪在战士坟前磕头……他还讲了后来在《高山下的花环》中详细描写的三个细节（雷军长因为在战前有上级领导擅自把儿子撤向后方而甩帽骂娘、梁三喜留下的血染的账单、两发没有发出的臭弹。我听了眼睛发亮，深感这三个精彩的细节内涵丰富。把这三个细节加以开掘、延伸、纠结、呼应、推进，将会给这部小说展示一个宏大、广阔的社会背景。在交谈中，我建议作者写军事文学作品，除了大力歌颂军队丰功伟绩、英勇献身的同时，要敢于如实揭示军队内部存在的深刻矛盾。我说，任何团体组织，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军队内部既有正气的一面，也有阴暗的负面。如果军旅文学作者只到地方上寻找对立面，那就没有紧张性、没有爆发力。原子弹所以威力巨大，是因为原子核内部结构双方的裂变、爆炸。曹禺的经典剧作《雷雨》所以精彩，常演不衰，就是因为周朴园这个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充满纠葛、冲突、争斗，这才产生了恒久的艺术魅力。我建议存葆有胆有识地写，冲破精神枷锁，摆脱清规戒律，跨越好人好事的写作水平，把严酷的战争真相、鲜活的战士心灵，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
    文学会议结束后，李存葆留在北京参加了解放军文艺社举办的小说读书班。他边读边构思，给小说列了个人物表，躲在北太平庄北三环路36号文艺社图书楼里写起来。他从1982年5月20日动手写《高山下的花环》，到6月19日就完成了初稿。并于7月5日至7月18日改写、誊抄完毕。当天傍晚，李存葆拿了一大摞原稿送到北三环中路我家里，希望我尽快处理。当晚我连夜审读。翻完最后一页稿纸，我如同淘金者终于觅到了大金块那样，喜悦之情，难以抑制。我断定：这是一部难得的突破之作，这是一部我早就盼望的好稿，这是一部能给《十月》和作者带来巨大荣誉的力作。文中第五节描写的雷军长怒发冲冠甩帽骂娘的严厉场面，第八节中靳开来为了让战友解渴去割甘蔗时牺牲的情节，第十四节中韩玉秀月夜到梁三喜坟上悲泣的细节，在我心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想和妻子分享我的激动和喜悦，从桌旁站起来，看见床上的妻子正发出均匀的鼾声，睡得正酣。我独自离开卧室，走到阳台上。东南方几百米外黄寺里小白塔上葫芦形的金顶，正沐浴在黎明前的曙色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却心潮翻滚，激荡不已。我知道，再过几小时上班之后，当我把这部稿子向编辑部郑重推荐，同事们肯定兴奋得摩拳擦掌，喜出望外。
    清晨，我急匆匆写了如下一份审读报告——
    “济南军区歌舞团创作员李存葆写的《高山下的花环》，描绘的是南疆自卫还击战开始前，一个企图走后门撤退到后方去的高干子弟，在战友们的英雄行为感召下，终于留在战场上，由落伍者变成为战斗英雄的曲折故事。小说的情节围绕着一个尖刀连在战前、战中、战后的军事生活展开，但作者把这个连队的生活放在广阔的生活背景上，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对边境自卫还击战这一历史事件作了综合的、深刻的艺术概括。他既写了前方，又写了后方；既写了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的流血牺牲，又写了十年动乱给我们留下的灾难；既写了高级干部中的个别落伍者，又写了叱咤风云、正气凛然的高级指挥人员；既写了闪耀着英雄光辉的军人事迹，又写了老根据地人民高尚的品德。这部作品，既有强烈的现实感，又有一定的纵深感。它在真实而又感人地描绘战场真相及指战员丰富的心灵方面，具有独创性的经验，因而将会引起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重视。小说虽然描写了战争的严酷、战士的牺牲，但它不是给人以哀伤，而是给人以激励，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者着力刻画的几个人物，心灵都很美。雷军长坚持原则，具有将军风度；梁三喜连长牺牲之前留下遗书，叮嘱家里人在他死后用抚恤金替他还账；赵蒙生、薛凯华、靳开来，甚至‘艺术细胞’段雨国，也都写得有血有肉，很有个性。两个农村妇女的形象，写得光彩照人，崇高伟大。是她们，过去用小米和乳汁养育了人民军队，今天又把自己的亲骨肉献给了祖国。人民，真正是我们的上帝。一部八九万字的中篇，能写活七八个人物，这是不容易的。《高山下的花环》文笔朴实，感情深厚，后半部有些篇章，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震撼着、净化着读者的心灵。我建议将这部作品作为重点稿件，刊登在下一期《十月》的头条位置。1982年7月19日凌晨”
    写毕，小心把这部稿子和审读报告放进背包，骑着自行车进城。尽管一夜未睡，我精力充沛，飞快骑到了当时《十月》办公地点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当我详细介绍了《高山下的花环》的情节并宣读了我的审读报告之后，整个编辑部立即行动起来，互相传阅，只花了两天时间全都看了一遍。一致决定把它作为重点稿放在头条隆重刊登出来。组织评论稿的同志提议请当时担任作协书记处书记的评论家冯牧写一篇评论同期发出。编辑部因为得到了这部好稿像过节般兴奋。三天之后，我就通知李存葆，《十月》决定采用《高山下的花环》，感谢他写了一部震撼人心的佳作。
    三
    1982年8月10日，我躲在家里编《高山下的花环》。尽管我是第二遍细看全稿，看到后半部梁大娘和韩玉秀在梁三喜牺牲之后来部队的情节，禁不住潸然泪下，有时激动得编不下去，便站起来在卧室兼书房里来回踱步。第十五节末尾，当梁大娘和韩玉秀还清了梁三喜生前的欠账回山东沂蒙时，李存葆的原稿是这样写的：“从沂蒙山来的三代人，就这样走了！”编到这儿，我觉得意犹未尽，感情不够强烈，便在稿边上做了加工，改成：“走了！从沂蒙山来的祖孙三代人！啊，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上帝！”我加上的这一小段，后来成了话剧、电视剧、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雷军长面对观众时抒发的最后一段感情强烈的台词。每当雷军长说这段话时，观众总是感动不已，泪流满面。我和李存葆到全国政协礼堂看李默然率领的辽宁省话剧团演到雷军长说这段话时，存葆轻撞我的肩膀，带着谢意说：“经您这么一改动，帮我升华了，升华了，感情充沛了！”
    稿子编完，送给熟悉军事文学的评论家冯牧写评论。冯牧读完，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好稿，很快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评论文章《最瑰丽的和最宝贵的——读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交给我们。因为我得知此前《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领导看过《高山下的花环》原稿，觉得太尖锐，揭露军队内部矛盾太深，不敢发，所以没有把此稿拦截下来。故我在发稿时千叮万嘱编务，此稿的校样绝对不能传出去，要严格控制。我最担心的是校样传到了某些胆小又有戒律的领导手里，他们下令撤稿，使这篇佳作中途夭折，不能和广大读者见面。冯牧的评论稿是1982年8月30日写的。我拿到评论稿后，于9月初让编务把那期稿子送到西城车公庄新华印刷厂排字、印刷。
    接着发生了一件怪事。此稿发往新华印刷厂不到十天，就有北影一位姓张的导演找到我家里，提出北影要把《高山下的花环》改编成电影。我感到纳闷，那期刊物要到十一月初才出版，我作为责任编辑，还未拿到初校，那位导演是怎么知道作品内容的呢？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新华印刷厂的工人们排字时，因受了作品情节的感染，一边流泪一边偷偷多印了校样，带回家里给亲友们传阅。校样又经过多次复印，于是此稿在社会上不胫而走，迅速传开。那位导演看到的就是工人偷印的校样。
    在此情况下，我告诉存葆：“这一期《十月》出版后，你将走红，你很快将被记者包围，成为文坛的名人。当名人是不容易的，众目盯视，树大招风，希望你经得住荣誉的考验。”
    刊物出版后，我就陆续听到来自各地的消息：一位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在北京和平宾馆报告文学座谈会上说“这期《十月》发表的《高山下的花环》，是一部思想上、艺术上有突破的作品。”《文艺报》副主编唐因称赞《高山下的花环》是解放三十多年来第一部写军队内部深刻矛盾的优秀之作。南京召开的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称《高山下的花环》是爆炸性的、震撼读者心灵的作品。著名评论家唐达成、雷达、陆文虎、范咏戈、王春元、李炳银等纷纷撰文称赏。刘白羽在《文艺报》上就《高山下的花环》发表长篇谈话。上海作家协会专门组织座谈，盛赞《高山下的花环》的突出成就，一致称赞说：多年来没有看到过这样使人感奋、催人泪下、激人奋进的小说。这不仅是军事题材创作领域中的一大突破，而且也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学发展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那一期《十月》发行到哪儿，哪儿就有大批读者来信邮到编辑部。读者来信多到我来不及拆阅，只能用好几只麻袋来装。我接到一些大中学校图书管理员来信，他们说学生们在图书馆开馆前就排着长队，一开馆，他们冲进来，全都伸手要借阅那一期《十月》。他们说，一共几本《十月》几乎被借得翻烂了，问我能不能给他们补寄几本。东北佳木斯听众来信告诉我，当地许多人在露天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严寒下，跺着脚、哈着气、围着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听电台的连播。工读学校的老师来信说，他们学校里一个学生，看了《高山下的花环》，老实交代了偷人家730元的丑事。他要求他们的父母像梁三喜还欠账那样，把730元还给人家，并向被偷者道歉。
    《高山下的花环》真正起到了净化人们灵魂的作用。
    四
    不久，李存葆从济南写信告诉我：“您曾经对我说过，《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后，‘你很快将被记者包围’，正如您预料，目前我已陷入应接不暇的处境。最近，几家电影厂天天有长途电话和信件来。大前天，我一天竟接了五个长途电话。青年电影制片厂的编辑来过两次长途电话，说电影学院的院长成荫同志看过《高山下的花环》，极感兴趣，要求合作，并给军区文化部来了公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同志来了信，认为《高山下的花环》稿是‘近两年来又一新起点和高峰’。这一评价使我受之有愧。他们决定在小说连续广播节目中，将长篇《李自成》的广播后推一周，先播《高山下的花环》，并已着手将《高山下的花环》改成广播剧，争取在明年一月份或春节时播出。大前天晚上，我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来的长途电话，他们说已看到《高山下的花环》，决定将它改编成话剧，要派人来找我谈谈。因为他们是通过部队这条线联系的，我不好推，看来只得陪他们一两天，但我说我不参加他们的改编。他们要跟我议一下结构，我实在无法推。最近我天天收到读者来信，读者来信反应的强烈程度是我始料不到的。北京第二医学院的素不相识的学生给我来了一封很长的信，使我很受感动。他在来信中说，他以前每当看到有关描写部队生活的事都极不感兴趣，认为写大兵的事都是舞刀弄枪，火药味浓，没人情味，可以不看。这次当他拿起《十月》时，也是先把其他一些作品看完，觉得没别的看了时，才顺便看了几眼《高山下的花环》，但一看就不能放手了，完全被作品中的人物所征服。他说这是近几年看小说流泪最多的一次。他说他曾是一个玩世不恭的青年，把一切都看透了。看了《高山下的花环》后，他觉得生活中也确实有梁三喜、雷军长那样的英雄人物，因此他看到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最后他表示一定要努力为人民工作，为人们解除病痛，以此来报答烈士的鲜血。我也收到部队读者来信，反应跟地方读者一样……这封信我断断续续写了一天，因山东省电视台的导演非要搞四集连续剧不可，并请我们军区的副司令员当军事顾问。导演跟我谈了一下午，让我自己改，我不改。他便说他改好后让我帮着过一遍。我想把这些事情赶快处理一下，下一步得考虑写点别的了。我深知，仅有一篇《高山下的花环》是远远不行的。当然，《十月》发表了《高山下的花环》，使我取得了一个‘发扬火力’的立足点，这是我铭记在心的。信写得很乱，请谅。致军礼！李存葆11月25日于济南。”
    事实上，不仅存葆受到了包围，我作为责任编辑也受到了包围。《光明日报》《文汇报》纷纷采访我。许多文艺单位、报刊找我介绍作者情况，要我缩写《高山下的花环》的故事梗概。中国作协办的《文艺情况》，要我谈组稿经验。许多机关、学校要我参加他们的读者座谈会。许多部队作家到我家里拜访，向我谈他们的创作构思，强烈要求我跟他们合作。从1982年年底到1983年春天，我跟存葆一样忙得不可开交，废寝忘食。
    五
    我认为：凡在思想、艺术上取得较大成就的军事题材作品，大都跳出了战术、战役的狭隘圈子，由军营、战壕、前线迈向社会，引入后方，展现特定时代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以及民心民风民俗民情的广阔背景。
    《高山下的花环》的立意、构思，是从军事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中，诞生、延展、丰富而来的。发现、感知、感受军事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渗透交融，使作者顺理成章地塑造了梁三喜、靳开来、雷军长以及梁大娘、韩玉秀等生动的人物形象。
    《高山下的花环》的成功，说明军事文学如果如实地展示了军队内部尖锐的矛盾冲突，就可能产生震撼读者的艺术力量。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无论多么尖锐、阴暗，绝不能回避、讳饰。重要的是发现、描写实际存在的正面力量去解决它、战胜它。《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敢于在决战时刻，描写血、死、穷、苦、债、悲伤、牢骚，揭示雷军长和军区卫生部副部长之间剑拔弩张的尖锐冲突，揭示梁三喜和赵蒙生之间的思想交锋，揭示前线战士和后方指导机关官僚主义的矛盾——这显示了一个艺术家创新、探险的勇气……
    六
    文艺界曾经长期被“左”的思潮主宰着、影响着，批判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高山下的花环》写了部队内部的阴暗面，指导员曾想当逃兵，靳开来发牢骚说当副连长是个“去送死的官”，牺牲了的梁三喜，死后还留下一屁股债……写部队的作品第一次如此尖锐，谁不捏着一把汗，谁不胆战心惊？所以部队文艺社的编辑对此稿不敢表态，不敢在部队刊物上发表它，这种心情可以理解。
    《高山下的花环》之后，我又向存葆约了一个中篇《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小说的构思、部分细节、大致轮廓，是我和他瞻仰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之后，一起到中山陵前面的松林里商量的。存葆回到济南后，奔赴烟台，到施工部队补充生活体验之后，就躲到一个清静地方写作。这一消息不知怎么走漏了出去，解放军文艺社《昆仑》编辑部的同志带着介绍信，先到济南军区宣传部，然后追到烟台。他们终于找到了存葆躲藏的地方，一定要拿走这部稿子。存葆感到为难。《昆仑》的编辑说此稿若再让地方刊物《十月》发表，社会上将对部队刊物会有种种不良议论。他们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他们死死盯住他。存葆从烟台回到济南，他们跟到家中，硬是把八万余字的初稿拿走了。存葆把这一情况打电话告诉远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参加学术活动的我，并写信详述了经过。我考虑到存葆是军旅作家，他应和部队文学刊物搞好关系，便答应把《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转让给《昆仑》发表。结果，该中篇和《高山下的花环》前次获奖一样，获第三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头奖。
    七
    存葆1946年出生于山东五莲县。1964年入伍后，因为能写稿，便上调团部担任了新闻干事。在“文革”期间，发表的新闻稿没有稿费，只给作者赠送领袖像章。存葆用写稿得到的几百枚像章，换到了正欲送到废品站付之一炬的“封、资、修”一批名著。因为要写稿，部队分给他一间单人宿舍。他利用这个条件插门读书，通宵达旦，获益甚多。
    我在1982年春天见到李存葆时，他已是济南部队歌舞团创作员。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获得巨大成功，前后印数共达1100多万册，还被当时74家报纸连载，60多家剧团把它改编成话剧、歌剧、舞剧、京剧、评剧、曲剧，且被译成英、德、法、俄、日、匈、捷、越等各种文字，在海外传播。他声名鹊起，誉满文坛，后晋升为少将，并在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