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中叶以来，充满戏剧性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向传统文化形式提出挑战，而新的技术、新的生产与传播模式又有力地改造了文化格局。经由资本化、组织化和机械化的过程，文化产业迅速崛起，不但直接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而且在当代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都占据着从未有过的重要地位，成为社会化的主要方式。美国后现代理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称之为文化的“爆炸效应”：“文化的威力，在整个社会范畴里以惊人的幅度扩张起来。而文化的威力，可使社会生活里的一切活动都充满了文化意义，从经济价值和国家权力，从社会实践到心理结构。”[1]在这种的背景下，文化理论的一个基本主题是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文化作为国家和地区的软权力、是文化产业，这当然有理有据，但只要承认人在生活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就必须同时关照文化与社会、文化与历史等方面的关系。 1、把社区还给居民 当前中国代社会/文化建设急需重视“社区文化”。早在由蛮荒而文明，由漫漫迁徙而聚落而居时，人类即已形成了共同的社区关系，此后它一直成为人类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纽带。“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伙伴的关系。最早将“共同体”（Gemeinschaft，Community）也即“社区”作为专有名词加以社会/文化的解释并赋予重要意义的是19世纪末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他在《共同体与社会》这本名著中，认为共同体（也即社区）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习惯制约的适应或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其基本形式有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它们不仅仅是其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而且是有机浑然地生长在一起的整体。从共同体向法理社会的过渡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自滕尼斯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到现在，社区的涵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一般是指在一定地域内发生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并具有成员归属感的人群所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社区由若干要素构成：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进行共同生活的人群；有人们赖以从事社会活动的具有一定界限的地域；有一整套相对完备的生活服务设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居民对自己所属的社区在感情和心理上产生了一种认同感，即“我是某一个地方的人”的观念。社区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在当代中国，最基本的是以经济结构、人口密度和人口聚集规模的多元标准，把社区分为城市社区、城镇社区和农村社区。 中国的社区建设，可追溯到本世纪20、30年代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其发起者和实践者以梁漱溟、晏阳初最为有名，他们分别在山东和河北从事持续的大规模实验，重新诠释传统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和文化理念，意图在西风东渐、传统解体的背景下因应时势重建乡土中国。他们的实验被战争和动乱所打断，但他们的经验仍然可以为今天的农村社区建设提供资源。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国家民政部的大力推动下，以全面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特征的社区建设工作开始在我国兴起。东莞虎门镇大名村，就其社区文化建设的突出成绩而名闻广东，它的经验值得我们全面总结和认真研究。我对大名村的情况不太了解，这里只能简单谈一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究竟意义。 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其基层是“土”。这个“土”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从而造成中国人抱着土地，忠实守着、直接向土地去讨生活的守旧的观念，而同时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伦理来建构的家国同构社会，儒家以家族制度和人伦亲情为基础的“仁”、“义”、“礼”、“智”等观念深入人心。对此，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有精辟而准确的述评。但是，从晚清开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结构与文化，49年以后，阶级政治、革命文化长期致力于改造农村，乡土中国的许多民间习俗、共同伦理等均被当作新社会所必须抛弃的“迷信”、“封建残存”，国家意志强行侵入农村共同体。改革以来，现代化的诸多要素进入农村，在一种“现代崇拜”的驱使下，破坏传统社会结构以完成社会转型又被当作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在一些理论家的观念中，现代化是“小型”、“孤立”“没有文化有共同祖先”的社会向大型的、开放的、有文化社会演进；现代社会是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巩固，国家行政力量全面渗透于社会，大众文化取代传统社会，使农业生产向“国民经济转型”，现代教育体制取代传统社区训练，使注重标准化知识侵入社区；以精英和大传统为核心的政治力量是现代化的进步势力，而以小传统为核心的农村力量是现代化的消极力量，应被大传统取代。如此等等，无论其说有多少理论根据和实践支撑，其结果总是传统与现代理解为过去和现在，割裂历史与文化的连续性，同时又无视文化内部多组合性和凝聚性，无视不同文化的可沟通性，实际上是以现代都市文化吞并农村传统，造成了农村文化结构的支离瓦解。而在当代实践中，通过农村改革、特别是通过农村城市（镇）化过程，小型封闭的农村逐步被改造为国民型的经济社会；政府培养地方精英分子控制民间社会实现农村的国家化；提高国民教育，用科学知识取代传统经验解释社会事实，瓦解了传统的权威力量；以法治瓦解传统礼治和人情关系；发展科技和交通，加快信息、技术、观念和人口的流动等等都是基本方式和手段。它们确实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生活的一切，尤其是经济和教育两方面成就巨大。但是，现代化从来不是通体光明的，不但由四乡八野的人口聚集起来的城市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整合问题，即使是由邻里乡亲、关系密切的农村地区，也有一个重建社会的问题。首先，农村整合力降低。现在不但镇以上的行政系统，即使是村民小组和管理区，原则上也都放弃了组织、管理居民日常的使命，个人的自主性、家庭的独立性日益增加，一体性、相关性、交往性日益稀缺，共同思想感情难以维持，由此增加了个体的不安定感、疏离感和孤独感；其次，农村社会结构机械抽象。一方面曾经丰富和谐的人际关系实际上简化为支配与被支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有关农村基层领导为恶乡里甚至草菅人命；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剧了人口流动，社区人员不再具有统一的乡土根源和亲密关系，陌生人日益增多，土客矛盾加剧，社群文化冲突已经展开，原来和谐一体的结构已被支解。第三，经济动机、利益追求实际成为农村社会生活中心，个体与家庭合理合法地不承担文化传承和创造的责任，而原有自然的村落基础又日益瓦解，行政权力主要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农村文化生产能力明显不足，与农村生活无缘的都市大众文化经由传播媒介全面占领农村，曾经口耳相传、亲切自然的文化习俗几乎被彻底破坏，农村不再拥有自己的文化。 总之，今日之农村已非昔日之乡村，对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农村现代化进程已经发生，无论有多少问题和困难，我们都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前行，过去不可能也不不重现，从乡土共同体向现代法理型社会，从身份性的农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势在必行。所有这些问题，需要整个农村社会的重建才能解决，而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则是其必要的一环。 在今天的中国文化系统中，社区文化属于社会性群众文化，由于其参与和服务的对象是社区自然人居民和法人居民，因此它具有充分的开放性，面向社区的全面人口，一定程度上把校园文化、机关文化、企业文化、军营文化、小区文化等各种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共居、共管、共建、共享”的原则下，社区文化的功能不只是满足与提高社区居民文化要求和文明水平，而且也具有提高社区居民精神生活、维系社区良好的人际关系、树立公民意识等功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社区文化承担着农村社会团结和转型的使命，这就是在都市大众文化的压力下，重建属于农村自己的本土文化；在人口流动加剧的背景下，培养居民的社区意识和社区归属感，增强社区凝聚力、向心力；在经济/权力主导的世俗环境下，培养作为法治和契约之基础的人际关怀和生活亲关联，提高公民觉悟。作为一种社会建设的过程，农村社区文化必须以民主自治、大众参与、社区合作是为根本原则，为居民提供公共交流的空间和参与社区管理的机会，既要将社区作为有机的生活共同体，发展社区居民的民间团体和组织，培养居民的民主意识和自治、互助能力，加强社区内部的沟通，了解各居民的文化背景、心理需求、发展目标，努力加强来自不同地域的居民的共通感和亲和性；又要具体地提供环境美化、心理咨询、娱乐休闲、社区教育、价值引导等服务，建立良好的社区内部人际关系和合理的社会结构，倡导有利社区和谐一致的行为准则和个性风格。当前特别要注意把意识形态要求转化为社区文化，善于从现有的矛盾、冲突入手，将解决不满情绪、越轨行为化解在萌芽状态，充分动员和利用社区内部的社会/文化资源，加强社区家园感和一体感。 从一些报道看，目前的社区文化特征和不足是多数活动大多仍由行政主导，由各权力部门自上而下地发动和组织，文化局、体委、妇联、青年团及社区各级管理部门为社区文化活动的主动者，而居民作为参与者有一定的被动性，参与面窄、参与程度不深。开端总是这样，但我们不能停留在开端。村委会作为沟通政府与社区居民的桥梁和纽带，既要落实政府各部门对社区文化的各项政策要求，更要自觉维护居民对社区文化的需求，维护居民权益，使之免受社区之外的权势阶层的挤压和强势话语的操纵。而作为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广大居民应充分认识到社区不是任何其他权力组织，而是居民自己的家园，认识到只有通过社区，文化权利才可以得到丰富和保护，从而积极履行应尽的文化义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曾经是由我们祖祖辈辈生息劳作的环境和文化中，我们也应该把现代条件下的不同文化资源重新构造成为一个属于我们的文化世界中。时移境变，完全意义上的乡土去向不明建已不可能，社区文化的建设只能由“社区意识”走向“公民文化”。[2] 2、也应关注当代的那些事 近年来，一些网站称我为“历史学家”，这使我甚感汗颜。我从来不敢以史家自居，只是碰巧有几年对现代史的一些问题有些兴趣，主要是一些激进的政治实验，连写带译，完成了一百多万字，有的已经出版，有的还在修改。如果说我与史学有关的话，那么只能说，我确实在从事现代文化思想史的研读和写作。由于我没有机会读到什么孤本秘籍或内部档案，因此也只能在大家熟知的文献中找一点暗示和线索。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最近一个时期，“曹操墓”的真伪问题引起各种议论。联想到近年来若干名家故里出生地抢注的现象，我想有必要对此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以名人故里自居，没有什么不好。但第一，关键还是要重视今天的文化建设，拿出像样的当代文化产品和服务。有了新成绩，老传统才真有光辉；没有新成绩，先人的地位只会令后人惭愧。第二，争名人故里，不能停留在争一个旅游景点、争一点遗产保护费上，而应在如何赓续先人传统中，使之有效地成为今天文化建设的资源。第三，名人故居究竟在何处，必须实事求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总之，没有名人并不是我们的耻辱，当代文化建设太糟糕才是我们的耻辱。至于两个县在争西门庆故里、宋代奸臣蔡京的家乡在建“蔡陵”以为文化景观，其实正说明我们还没有形成健康的文化观念。 故里之争反映了目前文化生活中的“历史热”。中国读者对历史的兴趣是历史形成的，我们只能尊重这股历史热，只要相关的读物是严肃而负责的。一般地说，现实问题不大好谈的时候，历史会引起大家的特殊兴趣；政治问题不大好谈的时候，文化会引起大家的兴奋。你看，大量历史读物中，现代史方面的读物就相当少，好像有几种关于军阀的。我的希望是，大家既关注“明朝的那些事儿”，也关注当代的那些事儿。现在的问题是，不少青年学生，对几百年前的事儿还有些了解（当然也就是畅销书说的那些），而对几十年前的事儿，除了教科书或愿意让他们知道的那些事儿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我不希望很久以前的那些事参与、帮助我们对不久前的那些事儿或主动或被动的遗忘。 如此下去，无论我们怎么摆弄历史，都很难有助于今天的文化建设。 例证之一，是我们在大量展览历史文化时，我们对祖国的感情似乎也并没有增强。最近若干年来，过洋节成都市时髦。我以为，只要条件许可证可，多过些节日，哪怕不是中国传统的节日，没有什么不好。事实上，中国人即使过洋节也总还有中国人在过，其间有不少中国特色。节日大多与特定的历史传统、生活方式，洋节多与基督教有关，而中国古节则与礼教文化、生产方式、生活节奏直接相关，时空变换之后，现代人过节日更多是消费其形式而缺乏具体内容，所以我希望能通过今天的生活实践和日常智慧，赋予这些节日以生活内容，否则，也就是年轻人的娱乐加上市场商机而已。所以，无需担心青年人的过洋节，节日来自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赋予节日以什么样的意义和内容，过了这些节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现在一谈到西方文化，不少人就想到“文化霸权”、就想到中西文化的不平等。这当然不能说毫无理由，但文化领域还是有不少共通的东西。文化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但政治和经济总具有排它性，一个面包，你吃了我就没有，一个处长岗位你上了我就不能上，而文化商品，则是共享的。一部电影可以由无数人看，大家都能从中有所收益。因此在文化领域，不要念念不忘斗争哲学，不要总想在实施对抗。要真正在西方文化挑战面前维护中国文化，关键不是消极的抵制，而是积极的吸收以为我用；不是单纯地拿国粹来对抗西方文化，而是用中国传统智慧批判西方文化、用西方现代性批判中国传统，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现代文化的繁荣。最近几年来，很多高学、甚至中学，采取读经典、开国学班等形式来倡导中国文化，其意可嘉，但成效似乎并不是很大。在这方面，我们要重提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就一再指出儒家经典教育中的严重问题，如权威主义、死记硬背、僵化陈腐等，这些现象现在依然出现在“国学”教育中。当然，鲁迅等人的判断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但今天再来读经，首先必须回应鲁迅等人的批判。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五四人的批判之外，重新找到读经的理由。否则，这种读经，只能是盲目的、控制思想、窒息性灵的行为。 现在我们处在经济增长和国家富裕的大环境下，这为个人的自由生活提供了外在条件。但现在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都感到压力太大。客观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成功”成为生活的目标，房子、车子、权力、存款成为衡量一个身份和价值的主要标准，这确实是令人悲哀的。我因此想到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霍尔顿也面临着“成功”的压力，但他拒绝了，他坚持自己不上进、不迎合、不成功甚至是不高尚的权利。不以成功为人生唯一目标。可见克服当代社会中急于求成以至于带来烦恼和焦虑的药方，不仅有古中国的孔孟老庄，也有美国“垮掉的一代”。不应当、也没有提倡“垮掉”，但我们确实要形成一种共识和气氛，即成功者不一定光彩，不成功者、失败者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光彩，尤其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很不健全的环境中。 3、深圳还能提供什么？ 李光耀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这话似乎过头了：在深圳出现之前，中国已经在东亚大地上屹立了几千年了。但我们理解李光耀的说法，因为深圳是当代改革开放的象征，是中国近30年发展的展示。恰逢举国上下纳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时刻，黄树森先生编选的《深圳九章》出版了，借此来回顾深圳的发展历程，我们既倍感亲切，又深受教益。 深圳是中国的少年。中华民族历数千年演进，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但也在传统社会后期日趋僵化腐朽。诗人宗白华感慨万千地说过：“我们的世界是已经老了！在这个世界中任重道远的人类已经是风霜满面尘垢满身。”[3]从晚清时代梁启超“少年中国”的深沉呼号到五四时期郭沫若热情雄浑的“凤凰涅槃”，近代以降的中国文化思想几乎都以青春、解放和创造为中国希望之所在。“新青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灵魂。在经历了无数曲折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深圳的崛起，少年中国、青春中国才终于峥嵘展露。没有历史的辉煌也没有历史的负担，一大批中华青少年，在南中国的大地上艰苦创业，建设了一个年轻的城市。《九章》记录了这一历程，也为没有历史的深圳建构了一种历史。当然，这只是深圳历史的一种书写。正如中国改革蕴涵着极其丰富复杂的意义一样，对深圳，我们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叙述和再现。相对而言，《深圳九章》是一部有着高昂主旋律的多声部，因此被誉为“关于深圳历史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历史最权威的读本”的书。在谷牧、任仲夷、吴南生、袁庚、李灏等各级领导人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领导人构想中的深圳；在李士非、陈锡添、黄树森、杨宏海等学者与作家的叙述中，我们领略到深圳人、深圳文化的自我型塑；而在一些普通的叙述中，我们又触摸到在大地上智慧和辛劳。尤其难得的是，《深圳九章》汇集了一批反映围绕深圳而来的一些重大争论，直接刻划了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这一历史再现的过程，就是在寻找深圳的自我。深圳的发展，政策来自北京，资本来自境外，劳动力来自外省，而深圳之所以为深圳，就在于把这一切融会整合，经过数百万的脑袋和双手，把各种资源、要素凝聚为一个中国少年城市。 少年是希望。当代改革成就巨大，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迅速，举世瞩目。但积累的问题也非常之多。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使中国的高增长表现出两副面孔：一方面是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另一方面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问题在于，在目前的国内外形势下，继续维持这种增长方式已相当困难。另一个方面是社会公正严重缺失。“经济改革优先、政治和政府改革滞后”的渐进改革被机械执行，未能推进政治改革以建立与世界相适应的治理规范，客观上为权力与利益的非法结合和权贵资本的急剧膨胀提供了环境条件：一些官员利用两种体制和制度并存带来的漏洞和差价，滥用权力侵吞底层民众利益和国有资产；“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策略被片面理解，公民权利无由落实，社会资本和社会财富被迅速地集中到一部分人手里，而一些普通民众既丧失了旧体制下的权利又不能分享新体制的应有权利，贫富分化越来越突出并日益恶化。总之，在对经济总量和发展效率的热情追求中，权力较少受到约束和监督，正义较少受到尊重，发展经济的硬道理挤压、甚至取消了其他的硬道理。当然，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二元对立是西方现代性的特点，中国不可能、也不应当完全模仿西方，但没有政治民主的“权贵资本主义”绝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也绝不是中国现代化的理想目标。改革需要深化，但改革的动力何在？近几年来，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兼顾公平”开始具有实质性内容，一系列社会政策都把民生问题放在重要地位。这表明，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公正一度缺失的“发展期”之后，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深圳九章》，重温当年的改革勇气，对我们今天的继续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无疑的，仅仅历史还不足以应对现实挑战，当代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也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马克思早就说过：“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以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4]对于已经拥有足够辉煌的深圳来说，津津乐道过去是令人自豪的，但又是不够的。深圳才30岁，依然拥有探索前行、再创新局的责任和能力。现在举国上下在反复讨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社会平衡发展等各种问题，几乎是目前各种现代化过程都未能解决好的问题。深圳如果要继续充当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田，无疑要在这些基本问题有所实验、有所探索，为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现代化经验。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5]他还发出警告：“……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6]改革仍需进行，深圳任重道远。《深圳九章》也必将在深圳的未来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作用。让我们从历史中寻找动力，从未来寻找目标。[7] -------------------------------------------------------------------------------- [1]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504页。 [2]本段为2004年4月在广东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3]宗白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932年），《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4]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7页。 [5]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6]邓小平：《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4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 [7]本段为2008年10月8日在“《深圳九章》首发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