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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印度设赏迦王与戒日王同属七世纪，也是一位在印度佛教史上颇有争议的国王。《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设赏迦王一生做过的四桩恶事：一、害死戒日王的兄长王增；二、凿斫如来足迹石；三、砍伐菩提树，挖掘、焚烧、浇毁菩提树根；四、企图毁坏佛像。设赏迦王与戒日王多次交战，曾短暂获得中印度摩揭陀国的控制权，关于他的死因也是众说纷纭。本文即通过分析《大唐西域记》、《戒日王传》、梵本《圣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等史料，考察设赏迦这位佛教传说中的毁佛名王的生平事迹。古代印度史料稀缺，可以与汉文记载互参的例证非常罕见。考述设赏迦王的生平，可以为《大唐西域记》等佛教文献的阐释和批判研究提供一个难得的实例。 关键词：设赏迦王 戒日王 《大唐西域记》 Study on the Life of Indian King ŚaŚāṅka:A Concrete Example of Critical Study on Journey to the West in the Great Tang Dynasty ABSTRACT King Śaśāṅka, Harṣavardhana's contemporary and counterpart, was a controversial personage in th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According to Journey to the West in the Great Tang Dynasty, King Śaśāṅka had done four pieces of evil things: 1. He murdered Harṣavardhana's elder brother Rājyavardhana; 2. He tried to damage Buddha's footprint stone; 3. He cut down bodhi tree, and dug, burnt and ruined its roots; 4. He tried to destroy Buddha's statue. Śaśāṅka temporarily controlled Magadha, and fought several times against Harṣavardhana. Rumors varied concerning his death. This article plans to analyz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Journey to the West in the Great Tang Dynasty, Harṣacarita, and Āryamañjuśrīmūlakalpa etc.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is legendary anti-Buddhist King Śaśāṅka's life story. Ancient historical records in India are very scarce, among which that could be compared with Chinese materials are even rarer. "Study on the Life of Indian King ŚaŚāṅka" is written as a concrete example of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cal studies on Chinese Buddhist materials. KEY WORDS: King Śaśāṅka; Śīlāditya, or Harṣavardhana; Da Tang Xi Yu Ji, or Journey to the West in the Great Tang Dynasty 《大唐西域记》（以下简称《西域记》）中记载了一位毕生从事毁佛事业的人。他就是羯罗拏苏伐剌那国（karṇasuvarṇa，即金耳国）的国王设赏迦（śaśāṅka，即月王）。[②] 据《西域记》，设赏迦王一生做了四桩十恶不赦之事： 一、害死印度名王戒日王的兄长王增。[③] 在玄奘的叙述中，戒日王和王增都是尊崇佛法的君王。这使得谋害王增的行为在佛教徒眼中更是罪加一等。 二、凿斫如来足迹石。[④] 不过设赏迦王的恶行并没有伤害到足迹石：凿过之后，足迹石花纹如故；投入恒河中，足迹石又奇迹般回到原处。 三、砍伐菩提树，挖掘、焚烧、浇毁菩提树根。[⑤] 四、企图毁坏佛像。[⑥] 毁佛者对佛教所能做的，无非是残害佛教信徒、破坏佛的遗迹、湮灭佛法、摧毁佛像。《论语·子张》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淮南子·缪称训》云：“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设赏迦其人，如恶名昭彰的提婆达多一样，在玄奘的笔下成为这样一个“积毁”的典型。 基于设赏迦王的上述恶行，季羡林先生称其为“仇视佛法的阴谋家” [⑦]，而佛教徒则宣判他“不得好死”：“举身生疱，肌肤攫裂，居未久之，便丧没矣。” [⑧]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位几乎穷尽毕生精力毁坏佛法的设赏迦王，其治下的羯罗拏苏伐剌那国还有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另外有三座伽蓝，尊崇的是提婆达多的教诲，不吃乳酪。[⑨] 城边有赤泥寺，流传着一个沙门用数百言破斥外道三万余言，国王敬重这位沙门才德，建寺弘扬佛法的传说。[⑩] 设赏迦王为什么没有先破坏自己国家的伽蓝和僧众，却要到拘尸那揭罗国和摩揭陀国去破坏佛教遗迹呢？他的行为不仅奇怪，而且不合逻辑。可见他或许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毁佛。在历史上，设赏迦王似乎还是个“老不死”。他虽在与戒日王的对决中战败，但直到619年还气焰嚣张。他真正的死因也是众说纷纭。 一、设赏迦王杀害王增——疑窦重重设赏迦王的第一宗罪是谋害了戒日王的兄长王增。 那么，设赏迦王与王增之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关？ 波那撰写的《戒日王传》称高达王（即设赏迦王）杀死了王增。戒日王铭文没有提及凶手的名字。《西域记》称设赏迦王系与人合谋。 然而，在王增遇害的细节叙述上，这些史料多有矛盾之处。例如关于王增遇害的地点，《戒日王传》称： tasmāc=ca helā-nirjita-mālavânīkam=api gauḍâdhipena mithyôpacārôpacita-viśvāsaṃ mukta-śastram=ekākinaṃ viśrabdhaṃ sva-bhavana eva bhrātaraṃ vyāpāditam=aśrauṣīt | 从他（即kuntala，王增的骑兵长官恭达罗）那里，戒日王得知，兄弟（王增）虽然轻而易举战胜摩腊婆军队，却中了高达王的诡计，抛弃武器，独自一人，深信不疑，在自己的住所（sva-bhavane）遭遇不幸（vyāpādita）。[11] 而戒日王铭文[12]称遇害地点为“敌军的营帐” （arāti-bhavane）： rājāno yudhi duṣṭa-vājina iva śrī-devaguptâdayaḥ[13] kṛtvā yena kaśā-prahāra-vimukhāḥ sarvve[14] samaṃ saṃyatāḥ | utkhāya dviṣato vijitya vasudhāṅ=kṛtvā[15] prajānāṃ priyaṃ prāṇān=ujjhitavān=arāti-bhavane satyânurodhena yaḥ || 战争中，吉祥天护等国王，仿佛难驯的战马， 在他（王增）的鞭打下低眉顺眼[16]，统统被收监[17]； 铲除敌人，赢得大地和人民的爱戴[18]，在敌军 营帐，他抛弃生命，由于高尚的誓愿。（1） 相关史料中对王增遇害细节的记载略如下表：
由于现存史料的内在矛盾，马宗达（R. C. Majumdar）提出猜测：虽然设赏迦王直接杀死了王增，但戒日王很可能参与了杀害兄长的阴谋。王增遭遇危险的主要原因是大臣婆尼失职。[19] 帕塔克（V. S. Pathak）指出，古代印度，当王子违反了长子继位的法则，通过废除或杀死兄长攫取王位，为了维护他的名誉和王位的合法性，他的宫廷传记作者会使用如下三个文学手法[20]：天神预言幼子成为转轮王；父亲希望幼子即位；长子愚钝或不愿即位[21]。因王增之死扑朔迷离，波那在《戒日王传》中使用了上述一切手段。[22] 提婆胡蒂（D. Devahuti）发现，在波那的《戒日王传》中，从光增（戒日王之父）病重到王增意外身亡这一部分，转折很不自然。无论波那多么巧妙地操纵文字，依然无可避免地显示出其间的一些段落对于戒日王来说不甚光彩。尽管波那记载光增希望喜增（戒日王）继承王位，然而光增剥夺长子继承权的原因依然难解。[23] 最后，哥由（S. R. Goyal）的论述几乎坐实了关于戒日王害兄的猜测。[24] 哥由认为在波那成功将戒日王包装为命中注定的合法继承人之时，却看似不经意地提及：“amarapatir-iva-agraja-vadha-kalaṅka-prakṣālan-ākulaḥ（像天神之主因陀罗一样，喜增仿佛忙着抹去弑兄的污点）” [25]。印度神话中，因陀罗杀死了他的兄长众色（viśvarūpa）[26]。因此，戒日王让波那撰写《戒日王传》就是为了逃脱弑兄的控诉。[27] 而波那的真实目的不是替戒日王遮掩，而是既使自己免于杀身之祸，又通过巧妙的措辞将戒日王的罪行昭显于天下。山卡·哥由（Shankar Goyal）在2005年[28]和2006年[29]两次强调戒日王谋害兄长是铁定的事实。 综合上述史料和观点，王增遇害地点不一致，遇害时间和遇害过程均不详，作为戒日王的表兄兼亲信的大臣婆尼具有谋害王增的最大嫌疑。 王增的军队、军队首领甚至降军和缴获物资都健在，遇害的只有王增一人。王增涉险，婆尼所做的恐怕不只是弃主偷生和见死不救，甚至还可能推波助澜。波那运用一系列比喻，说婆尼“仿佛因为抛弃主人而偷生的罪过和耻辱而用泪水面纱遮掩住脸庞”，称婆尼为罪犯、凶手、叛徒等（“他[婆尼]的四肢软弱无力，羞愧地蜷缩着；他仿佛一个罪犯[30]，仿佛一个凶手[31]，仿佛一个叛徒[32]”[33]），很可能是确实的指责。 王增遇害时间在戒日王即位萨他泥湿伐罗国之后，即位羯若鞠阇国之前，也就是从使者报信到波那逃回之间；遇害地点，极可能是在王增“自己的营帐” [34]；王增之死，为合谋诱杀，设赏迦王是实施者，婆尼难辞其咎，戒日王难逃干系。关于王增之死的记载，《戒日王传》与《西域记》都暗含着阴谋和诱骗。如果可以让王增深信不疑、放下武器，那么一定需要一个他信赖的人。《西域记》中的“会而害”，又隐含合谋之意。设赏迦王杀害王增的传说，一方面来自戒日王即位和征服世界的合法性宣传，另一方面则来自设赏迦王与戒日王敌对的处境。如果说设赏迦王亲自实施诱杀王增的行动，那么婆尼可能就是那个同谋，而戒日王更可能是婆尼背叛行动的幕后主使。 二、设赏迦王砍伐菩提树——未有其事606年开始，设赏迦王获得摩揭陀国控制权。[35] 关于设赏迦王砍伐菩提树、摧毁佛足迹石、企图破坏佛像的传说，正是与设赏迦王对摩揭陀国的统治相关。或许在奔那伐弹那大战之前设赏迦王就已经丧失了对摩揭陀的控制，或许他迫于戒日王的军事压力主动放弃了摩揭陀国。设赏迦王之后，611年前后满胄王继任摩揭陀王。满胄王在631年之前不久过世[36]。满胄王死后，戒日王才真正获得摩揭陀王的称号。 依《西域记》卷八载：“近设赏迦王者，信受外道，毁嫉佛法，坏僧伽蓝，伐菩提树，掘至泉水，不尽根柢，乃纵火焚烧，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烂，绝灭遗萌。数月后，摩揭陀国补剌拏伐摩王（满胄王），无忧王之末孙也，闻而叹曰：‘慧日已隐，唯余佛树，今复摧残，生灵何睹？’举身投地，哀感动物，以数千牛构乳而溉，经夜树生，其高丈余。恐后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树隐，于石壁上出二丈余。”[37] 《续高僧传》卷四载：“先有室商佉王（即设赏迦王），威行海内，酷虐无道，刘残释种，拔菩提树，绝其根苗。选简名德三百余人留之，余者并充奴隶。戒日深知树于祸始也，与诸官属至菩提坑立大誓曰：‘若我有福，统临海内，必能崇建佛法，愿菩提树从地而生。’言已寻视，见菩提萌，坑中上踊。遂回兵马，往商佉所。威福力故，当即除灭。所以抱信诚笃倍发由来。还统五方，象兵八万。军威所及，并藉其力。”[38] 据玄奘记载，摩揭陀国满胄王恢复了菩提树的生机；据道宣记载，戒日王在菩提树坑发誓崇建佛法，菩提树复萌。无论如何，在玄奘巡礼摩揭陀国圣迹、听到这个传说的时候，他面前的是菩提树，而不是菩提树坑。菩提树生长茂密，比二丈四尺的石垣还要高出二丈有余。菩提树很可能并未遭到砍伐。即使真的有人在菩提树坑发誓并种下新树，依据传说的最初形态，这个人不是戒日王而是满胄王。戒日王遣使来华的时候正是以摩揭陀王自居，或许道宣误以为满胄王是戒日王之兄[39]而将玄奘记载的摩揭陀满胄王菩提树坑发誓的传说错加在了戒日王身上。 同样，设赏迦王破坏如来足迹石的传说也可能是模拟了砍伐菩提树的逻辑。毕竟展现在玄奘面前的是未被损坏的足迹石，并且其后大唐使臣王玄策在访印之时还留下了足迹石的拓片。[40] 至于这些虚构的事迹如何被附加在设赏迦王身上，已不得而知。或许是佛教传说需要这样一个“积毁”的假想敌，并通过假想敌的覆灭宣扬佛法；又或许，设赏迦王与戒日王的敌对地位使得他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这个被选中的负面典型。 三、设赏迦王与戒日王的对决——奔那伐弹那之战设赏迦王曾多次与戒日王交战。 在戒日王进入文底耶森林寻找妹妹王圣的时候，派大臣婆尼率领军队攻打高达国。[41] 没有史料记载这次出征的结果。婆尼很可能并没有与设赏迦王正面交战。其后，婆尼带领军队返回羯若鞠阇国，与戒日王的军队再度会合，并拥护戒日王继承了羯若鞠阇国王位。 《释迦方志》卷上记载戒日王曾与鸠摩罗王联军攻打设赏迦王：“王乃共童子王平殄外道月王徒众。” [42] 鸠摩罗王，在《西域记》中写作婆塞羯罗伐摩（bhāskaravarman），意为日胄，号拘摩罗/鸠摩罗（kumāra），意为童子，是迦摩缕波（kāmarūpa）国王，也戒日王最早的同盟。[43] 设赏迦王与戒日王之间最为重要的战争是奔那伐弹那大战。戒日王亲率大军，在奔那伐弹那城一举击败设赏迦王。 抄写于九世纪初叶的梵本《圣文殊师利根本仪轨》（ārya-mañjuśrī-mūla-kalpa）中记载了奔那伐弹那大战的经过： “他（王增）的弟弟是名为Ha-（hakārākhya，名字以ha音起始，指harṣavardhana，即戒日王）的无双英雄，将会崛起；他集合庞大的军队，英勇征服世界。力量强大、军队庞大的Ha-国王（戒日王）是吠舍种姓，打算消灭著名的月王（soma，即设赏迦）。那时，他们向东行进，来到名为奔那[44]的上城。出于刹帝利法和家族的仇恨[45]，他失去了品性。慈悲、向善[46]、博学的他杀生无数，众生受到压迫和监禁。他驱赶恶贯满盈的月王（somākhya，即设赏迦），禁止月王离开自己的国家。Ha-国王撤军，在篾戾车国受到尊敬；Ha-国王功德圆满，具有财富和正法的祝福。”[47] 《续高僧传》卷四也记载了戒日王与设赏迦王的交战： “ [戒日王]遂回兵马，往商佉（即设赏迦王）所。威福力故，当即除灭。所以抱信诚笃倍发由来。还统五方，象兵八万。军威所及，并藉其力。”[48] 奔那伐弹那大战的时间约在606至611年间。戒日王亲率大军攻打设赏迦王，战场在高达国境内的奔那伐弹那城。奔那城很可能是高达国当时的首都。戒日王大获全胜，并在高达国大开杀戒，但并未杀死设赏迦王，而是禁止他离开高达国。也就是说，在奔那伐弹那大战之后，设赏迦王不可能再统治摩揭陀国，但很可能还享有高达国的控制权。 大开杀戒的戒日王并没有杀死“仇人”设赏迦王。这一方面证实了上文的推论，设赏迦王不过是戒日王出兵的正义性幌子，而并非谋杀王增的真正凶手；另一方面，经过这次战役，高达国的实力被最大程度地削弱，而设赏迦王本人被禁锢在高达国，将不再成为戒日王征服世界的阻碍，那么设赏迦王的生与死也就无关重轻。 四、设赏迦王之死——众说纷纭关于设赏迦王之死，有以下几种说法： 据《西域记》：“设赏迦王伐菩提树已，欲毁此像（如来成佛像）。既睹慈颜，心不安忍，回驾将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惧而叹曰：‘毁佛像则历劫招殃，违王命乃丧身灭族，进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为役使，遂于像前横垒砖壁，心惭冥闇，又置明灯。砖壁之前画自在天。功成报命。王闻心惧，举身生疱，肌肤攫裂，居未久之，便丧没矣。”[49] 据《续高僧传》：戒日王发愿后，菩提树复萌，戒日王回马再战设赏迦王，“威福力故，当即除灭”。[50] 据《圣文殊师利根本仪轨》：“这个月王（设赏迦）是婆罗门，享受着天神和凡人的极高荣誉。他布施给婆罗门，统治国家十七年零一个月零七八天。他面部生疮[51]，被蛆虫噬啮，最后下了地狱。那时，他的城池土崩瓦解，无人居住，遭到吞并。这个国王（设赏迦）受到人们咒语的诅咒，发烧昏迷，最终死去。”[52] 设赏迦王逝世的时间在619年[53]之后，622年前后[54]。《西域记》和《圣文殊师利根本仪轨》均称设赏迦王死于一种奇怪的皮肤病，而两部著作都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设赏迦王受到“诅咒”的原因更可能是因为他“布施给婆罗门”。《续高僧传》虽可理解为在战争中被杀，但结合前文对奔那伐弹那大战的叙述，戒日王取得胜利，消灭了设赏迦王的军队，却并未消灭设赏迦王的肉体。历史的真实很可能是设赏迦王最终得以“寿终正寝”。 五、结语在对比分析相关史料、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设赏迦王虽然与戒日王兵戎相见，但并不是一个与佛教截然为敌的国王。杀害王增并非设赏迦王一人所为。砍伐菩提树、毁坏佛足迹石等很可能子虚乌有。关于设赏迦王毁佛的传说，一部分来自戒日王家族的立场——二者既是交战的双方，相互诋毁也就成了题中之义——另一部分则是来自佛教徒的穿凿附会。一个佛教的敌人，于是通过层累沉积的方式逐渐形成。 《大唐西域记》是一部无可替代的研究中西交通及印度古代史的巨著，也是古今中外对古代印度记载最为丰富和翔实的著作的巅峰。[55] 正因《西域记》如此独一无二，对于其记载的阐释和批判性研究才更加必要。任何历史文献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书写者的主客观因素、写作背景与时代特征、写作目的、撰写体例等，这些都可能影响到文献传达的意思与历史事实的偏差。当历史研究者试图再现这个后现代理论宣称的“不可再现”的历史，就必须要将这些要素集合起来一并考量，而不是仅拘泥于表面的文字。 玄奘关于设赏迦王的叙述与实际情况有相当的出入。“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56] 传闻既取决于讲述者，也取决于听闻者的取舍、活动范围、接触人群等。[57] 玄奘旅居印度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身处戒日王统治的区域，接触的人群并非社会上的三教九流，而是主要在佛教的范围之内，信息来源基本属于佛教系统。玄奘幼年出家，虔信佛法，是一名持戒谨严的佛教徒。这使得他很难出离佛教的惯常思维。这些都可能影响到记载的客观性。玄奘在《西域记》中不止一次提到设赏迦王毁佛，并且将他刻画成一个毁佛典型，有玄奘对信息的择取，也有宗教方面的考虑。 如何正确理解佛教文献，是佛教史家与宗教学者面临的共同难题。在亦宗教、亦哲学的佛法面前，叙事往往作为象征手段或文学修辞，用以抒发宗教情怀，而不再是客观的史实。因而佛教文献在用作史料时，需要格外留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方能够透过现象，真正把握其本质。而佛法智慧远在文字与史实的考辨之上，对其精微要义的领悟，则需要全然不同的角度和视野。 [①] 本文得到北京大学南亚系王邦维教授的帮助和指导，特此感谢！同时感谢复旦大学文史学院孙英刚教授和清华大学哲学系圣凯教授为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本文获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高水平”项目奖学金资助，项目编号：201160118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课题《戒日王戏剧翻译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zh019（220100020015）。 [②] [②] 印度设赏迦王的事迹主要见于《大唐西域记》（季羡林等 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4月，北京）卷五、卷八。卷六《拘尸那揭罗国》也说到设赏迦王毁佛之事：“其后设赏迦王毁坏佛法，众僧绝侣。”（第554页） [③] 季羡林等 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以下简称《西域记）》，中华书局，2000年4月，北京，卷五《羯若鞠阇国》，第428页，“时东印度羯罗拏苏伐剌那国设赏迦王，每谓臣曰：‘邻有贤主，国之祸也。’于是诱请，会而害之。” [④] 《西域记》卷八《摩揭陀国上》，第634页，“近者设赏迦王毁坏佛法，遂即石所，欲灭圣迹，凿已还平，文彩如故。于是捐弃殑伽河流，寻复本处。” [⑤] 《西域记》卷八《摩揭陀国上》，第670页，“近设赏迦王者，信受外道，毁嫉佛法，坏僧伽蓝，伐菩提树，掘至泉水，不尽根柢，乃纵火焚烧，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燋烂，绝灭遗萌。” [⑥] 《西域记》卷八《摩揭陀国上》，第675页，“设赏迦王伐菩提树已，欲毁此像，既睹慈颜，心不安忍，回驾将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惧而叹曰：‘毁佛像则历劫招殃，违王命乃丧身灭族，进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为役使，遂于像前横垒砖壁，心惭冥闇，又置明灯，砖壁之前画自在天。功成报命，王闻心惧，举身生疱，肌肤攫裂，居未久之，便丧没矣。宰臣驰返，毁除障壁。时经多日，灯犹不灭。像今尚在，神工不亏。” [⑦] 《西域记》校注前言，第57-58页。 [⑧] 《西域记》卷八《摩揭陀国上》，第675页。 [⑨] 《西域记》卷一〇《羯罗拏苏伐剌那国》，第807-808页。 [⑩] 《西域记》卷一〇《羯罗拏苏伐剌那国》，第810-811页，有个“腹锢铜鍱，首戴明炬”的南印度外道，自称艺满才高，如果肚子不上个箍就爆裂了，世人被唬住，不敢挑战于他；后一沙门，用数百言辩其三万余言；外道理屈，惭愧离开。国王深深敬佩这位沙门的才德，于是修建了这个赤泥僧伽蓝。 [11] 《戒日王传》第六章，Parab, Kāśīnāth Pāṇdurang, & Śāstrī Dhondo Paraśurām Vaze, The Harshacharita of Bāṇabhatta with the Commentary (Saṅketa) of Śankara. Bombay: Tukaram Javaji, 1892，第208页；参见Cowell, E. B., & Thomas, F. W., trans.,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New Series. II.] The Harṣa-carita of Bāṇa.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97. [1st ed.], 1929. [repr.]，第178页。 [12] 现已出土六件戒日王铭文，内容大致相仿。此处以《默图本（Madhuban）铜牌》 为例。参见Epigraphia Indica (EI)，I（1888），G. Bühler，第67-75页，1988；Epigraphia Indica，VII（1902-03），F. Kielhorn，第155-160页；拓片，Epigraphia Indica，VII，第158页。 [13] 原文为Jihvāmūlīya，即在k和kh（喉音）前的Visarga。参见Sharma，Brāhmī Script，第405页。《班斯凯拉铜牌》Mookerji本转写为“°ādayahkṛtvā”。 [14] 原文为°vimukhāssarvve°。 [15]此处作为复合词处理。对比《默图本铜牌》，为vasudhāṃ kṛtvā。 [16] 梵vimukha，直译为转过脸去，此处引申为屈服。 [17] 梵saṃyata，直译为俘虏或监禁。 [18] 梵prajānāṃ priyaṃ，多义，《默图本铜牌》Bühler本解释为做人民所喜欢的事（doing what was agreeable to his subjects）；Kielhorn本解释为对人们友善（热爱人民）（having acted kindly towards the people），也可解释为被人民热爱。 [19] R.C. Majumdar ed., The History of Bengal. Vol. I, Dacca（1943），第76页；参见Goyal, Shankar, Harsha: A Multidisciplinary Political Study. Jodhpur (India): Kusumanjali Book World, 2006，第155页。 [20] Pathak, V. S., Ancient Historians of India: A Study in Historical Biographies. Lond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6. [1st ed.]，第45页注释；参见Shankar Goyal（2006），第38页。 [21] 例如波那的《戒日王传》（Harṣacarita），毗尔诃那（Bilhaṇa）的《遮娄其王传》（Vikramāṅkadevacarita），月主（Someśvara）的《遮娄其盛世》（Vikramāṅkābhyudaya）以及众多其他传记作品。参见Shankar Goyal（2006），第38页。 [22] V.S. Pathak, Ancient Historians of India: A Study in Historical Biographies. Lond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6，第18-21页，第45页注释；参见Shankar Goyal（2006），第155页。 [23] Devahuti（1970，1998），第82-83页；参见Shankar Goyal（2006），第156-157页。 [24] Goyal, Śrī Rāma, Harsha and Buddhism. Meerut (India): Kusumanjali Prakashan, 1986，第75-85页；参见Shankar Goyal（2006），第157-158页。 [25] Kane, Pandurang Vaman, The Harshacharita of Bāṇabhaṭṭa (Uchchvāsas I-VIII)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ombay: Nirnaya-Sagar Press, 1918 [1st ed.]; 1986 [repr.]，第111页；参见Cowell, E. B., & Thomas, F. W., trans.,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New Series. II.] The Harṣa-carita of Bāṇa.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97. [1st ed.], 1929. [repr.]，第204页。这句话具有双关含义。梵agraja，既为兄长，又为婆罗门。Kane注释说，喜增企图抹去弑杀兄长的罪行，如同因陀罗企图抹去杀死婆罗门的罪行。因为因陀罗曾杀死Tvaṣṭṛ的儿子Vṛtra，一个婆罗门，并通过举行马祭涤清了罪行。参见Kane（1986），第549页。而S. R. Goyal将这句话解为喜增企图抹去弑杀兄长的罪行，如同因陀罗企图抹去杀死兄长的罪行。因为因陀罗曾杀死众色，他的兄长。参见下注。 [26] 工巧神（tvaṣṭṛ）是众色（viśvarūpa）的父亲，也是因陀罗的创造者，因而众色是因陀罗的兄长。因陀罗砍掉了众色的三个头颅。 [27] Goyal, S. R., Harsha and Buddhism. Meerut (India): Kusumanjali Prakashan, 1986，第75-85页；Goyal, Shankar, Harsha: A Multidisciplinary Political Study. Jodhpur (India): Kusumanjali Book World, 2006，第23，155-159页。 [28] Journal of The Epigraphical Society of India (JESI) [Studies in Indian Epigraphy], vol XXXI. Mysore: The Epigraphical Society of India, 2005，第136-146页。 [29] Shankar Goyal（2006），第155-159页。 [30] 梵pātakin，堕落者，有罪者，种姓遭玷污者。 [31] 梵aparādhin，冒犯者，僭越者，犯罪者。 [32] 梵drohin，带来伤害的人，邪恶者，背叛者。 [33] Parab（1892），第七章，第253页；参见Cowell，第223-224页。 [34] 《戒日王传》撰写于620年前后，下限为戒日王《班斯凯拉（Banskhera）铜牌》（627年）颁发之前。《默图本铜牌》颁发于630年。从时间上看，《戒日王传》更接近史料的原初形态。并且，因《默图本铜牌》为官方史料，其涉及到戒日王负面评价的部分可信度较低。故此处采信波那的记载。 [35] Devahuti（1998），第36页，设赏迦在摩揭陀的Rohtas-garh岩壁留下的铭文（CII，III，No.78），证明他在606年前后独立之前就获得了摩揭陀的控制权。 [36] 据《玄奘年谱》，第159-173页，631年玄奘到达摩揭陀国，旋即巡礼摩揭陀国佛迹至631岁末。《西域记》卷九《摩揭陀国下》，第761页，那烂陀寺附近，“垣外有铜立佛像，高八十余尺，重阁六层，乃得弥覆，昔满胄王之所作也。”玄奘所见满胄王所造铜立佛像，也在631年。玄奘在那烂陀寺求学五年，636年离开那烂陀寺开始在印度其他地方游学。满胄王过世应在631年前。 [37] 《西域记》卷八《摩揭陀国上》，第670-671页。 [38] 《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大正藏》卷五〇，T2060号，第449页中栏至下栏。 [39] 《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大正藏》卷五〇，T2060号，第451页，“戒日之兄满胄王”。 [40] 王玄策在644/645年留下佛足迹石拓片，归国后刻于长安普光寺内，也写在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中，之后为日本遣唐使黄书本实转拓，东传日本，今存于日本奈良药师寺内。 [41] Parab（1892），第七章，第253-254页；参见Cowell，第224页。戒日王对婆尼说：“我现在就放下我的全部事务，亲自带人寻找（王圣）。请您带领军队，进攻高达国。” [42] 《释迦方志》卷上，第39-40页。 [43] Shankar Goyal（2006），第36，40-41页。波那在《戒日王传》第七章《华盖之礼》浓墨重彩地渲染了鸠摩罗王派遣使者鹄冲献上贡品，要求与戒日王结盟的场景：戒日王前往文底耶森林营救妹妹的途中，阿萨姆国（即迦摩缕波国）日胄王 派密使鹄冲 前来与戒日王结盟，献上白色宝华盖，戒日王欣然接受。山卡·哥由认为，在戒日王即位之初，设赏迦王正如日中天（如Doobi铜牌中显示的那样）。东边，设赏迦王成功地侵犯了迦摩缕波国，俘虏了鸠摩罗王和他的兄弟；西边，设赏迦王又在谋杀摄铠王之后占据了曲女城。鸠摩罗王的使者如何穿越广阔的高达国占领区来到戒日王身边？鸠摩罗王能从这样的联盟中得到什么益处呢？玄奘记载的两人的联盟，至少应在戒日王获得了孟加拉的控制权之后。然而在波那的记述中，仿佛这是发生在戒日王登基之初的事。这类时间顺序颠倒的情况在《戒日王传》中并不罕见。”笔者认为山卡·哥由的推测证据不足。戒日王派遣婆尼出击设赏迦王，其后又与设赏迦王在奔那伐弹那决战，这均发生在戒日王即位后不久。鸠摩罗王与设赏迦王为敌。戒日王与鸠摩罗王联盟，正可以使设赏迦王腹背受敌，因而完全可能。 [44] 梵puṇḍra，即puṇḍravardhana的略称，音写作奔那伐弹那。 [45] 梵māna-roṣa，直译为私人的愤怒。 [46] 梵dharmārtthaka，直译为以正法（宗教）为目标的。 [47] Gaṇapati Śāstrī, T., ed., The Āryamañjuśrīmūlakalpa: A Mahāyāna Buddhist Work in 55 Pattras of Prose and Verse on Mystic Rituals and Incantations. Trivandrum: Superintendent Govt. Press, 1920-1925, MMK (Āryamañjuśrīmūlakalpa) 712-717; Vaidya, MMK 53.663- 53.668；参见Jayaswal（1988），第50-51页。 [48] 《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大正藏》卷五〇，T2060号，第449页中栏至下栏。 [49] 《西域记》卷八《摩揭陀国上》，第675页。 [50] 《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大正藏》卷五〇，T2060号，第449页中栏至下栏。 [51] 梵mukha-roga-samākula，直译为感染面部疾病。 [52] Ganapati，MMK 724，735；Vaidya，MMK 53.672-53.676；参见Jayaswal（1988），第50-51页。 [53] 见Epigraphia Indica，VI，第143-146页，设赏迦铜牌。出土地不详。 [54] Devahuti（1998），第36页，设赏迦在摩揭陀的Rohtas-garh岩壁留下的铭文（CII，III，No.78），证明他在606年前后独立之前就获得了摩揭陀的控制权。如果设赏迦王在位的时间为17年零1个月零7、8天，那么设赏迦王逝世的时间应在622年前后。 [55] 参见《西域记》校注前言，第123-126页。 [56] 杜维运 著，《史学方法论》，三民书局，1986年3月（增订版），台北，第152页。 [57] 参见梁启超 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1922年初版，1927年补编），上海，第89页；李剑鸣 著，《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月，上海，第26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