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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对于全球的英语写作来说，可以说是波澜不惊的一年。在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小背景下，呈现出的依然是多元的格局。从题材上说，历史想象、传记小说、文化冲突、边缘的呈现依然是作家的最爱；从作家的背景上说，少数族裔创作、印巴和非洲地区的写作非常抢眼；从作家的年龄构成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逐渐成为文坛的主力，八○后作家也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 本文涉及的是英语文学的非美国部分，包括英国、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非洲等使用英语的国家和地区。因为涵盖的面积太大，只能就重点地区的重点作家和作品加以论述。力求能够以点带面，大致反映出2011年度英语写作的基本概况。 2011年，加拿大文坛值得关注的重要作品有：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1943—）的小说《猫桌》（The Cat’s Table）。作为斯里兰卡裔移民作家，翁达杰在这部作品里处理的依然是文化冲突的题材。整部小说通过一个独自航行的孩子的眼睛，探讨了童年的离家体验和文化撕裂对于一个人成年生活的巨大影响。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叫迈克尔的十一岁男童，五十多年前，他独自乘船从科伦坡到伦敦去见他的母亲（与翁达杰本人的童年经历极为相似）。在奥塞龙号上，迈克尔脱离了监管他的姨妈的视线，与船上其他的顽童霸占着“猫桌”（船上七十六号餐桌的别名，属于餐厅中最差的位置），用一双孩童的“东方”眼睛打量着成人的“西方”世界（在翁达杰的眼中，这艘航船就是西方世界的代表，翁达杰借少年之眼有意地反写了文学史上“西方”对于“东方”的观看）。小说延续了翁达杰的一贯主题：致力于发现和抒写东方经验，表现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在表现形式上，跟翁达杰以往的小说一样，《猫桌》也颇具自传色彩，各种文体的尝试也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游记、自传、照片、速写、诗歌、歌词融为一体，真实与虚构交错在一起。 帕特里克·德威特（Patrick deWitt，1975—）的小说《姐妹兄弟》（The Sisters Brothers），在2011年也深受好评。德威特是近年来加拿大文坛引人注目的一位青年作家。自2009年发表了处女作《酒吧笔记》（Ablutions:Notes for a Novel）以来，他的作品便受到评论界的重视。《姐妹兄弟》是他的第二本小说，入围了2011年度的曼布克文学奖短名单。小说以加拿大历史上的淘金热为背景，讲述了查理和伊莱两兄弟的荒诞人生。作者以喜剧的笔法描绘了淘金路上的各色人等，把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加拿大边界充满暴力欲望的险途完美地呈现了出来。评论认为，除了故事的独特，德威特写作的魅力还在于他“可想见的最令人悲伤的幽默”。该书出版后引起极大的关注，一年内即有了多个语种的译本。中译本2012年1月由现代出版社出版。 2011年的加拿大文坛，比较抢眼的还有其他几位少数族裔作家。2011年吉勒奖获奖作品《混血布鲁斯》(Half Blood Blues)的作者，加纳裔黑人女作家埃茜·埃达格扬(Esi Edugyan，1978—)。埃达格扬年纪很轻，视野却能深入到被历史遮蔽掉的黑人往事中。小说通过二战期间一位天资卓越的黑人小号手在柏林的遭遇，表达作家对种族、爱、忠诚以及音乐的看法。生于拉脱维亚的大卫·贝兹莫吉斯（David Bezmozgis，1973—），2011年也出版了长篇小说处女作《自由世界》（The Free World），在小说中描写了苏联时期一个犹太人家庭的悲剧命运。 2011年，英国文坛值得关注的重要作品有：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的小说《终结的意义》（The Sense Of an Ending），2011年度曼布克奖获奖作品。这是巴恩斯的第十一本小说，篇幅不长，只有一百五十页，主要讲述了一个关于回忆的故事。在主人公托尼心中，生命中的两段时光最让他难忘：一段是他“对书本、对两性关系如饥如渴”的六年级时代；一段是他和初恋女友维罗妮卡相亲相爱的大学时代。小说延续了巴恩斯写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对历史和记忆的再思考和再认识。巴恩斯曾言：“身份就是记忆，记忆就是身份。记忆关乎个体身份建构，也关乎历史的书写。”（见2008年的随笔集《无所畏惧》）因此，为了把这个以上世纪六十年代为背景故事讲好，巴恩斯几乎使尽了自己全部的写作才华。评论认为，他的文字精确而简洁，以不可见的技巧把人心之复杂展现了出来，乃至曼布克奖评委会主席斯特拉·里明顿公开表态说：“《终结的意义》拥有英语文学经典作品的品质。”巴恩斯的例子表明，对小说创作来说，写什么固然重要，怎么写却更加重要。 相比于巴恩斯，本年度科斯塔文学奖得主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1960—）将探索的眼光则放得更远，甚至延伸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巴黎。获奖小说《纯》（Pure）直接围绕着1785年巴黎清空圣婴公墓这一历史事件展开，通过描写法国革命前夕各色人等形形色色的表现来考察历史和记忆对于当代世界的影响。想象历史是米勒写作的一贯特点，他以往的作品也大都显示了对异域文化和历史的探索与洞察。小说《卡萨诺瓦》（1998)写的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情圣的最后岁月；《一个小鸟般的清晨》（2008）讲述的是二战期间一个等待征召入伍的年轻日本诗人的故事；《氧气》（2001)写的是一个潦倒的英国演员在加州的经历；《乐观主义者》（2005) 则通过一个摄影记者的视角描写了他在非洲目睹的暴行。《纯》同样是关于历史的想象，主人公为年轻的工程师让—巴普提斯特·巴拉特。他受命清理公墓，相信理性的力量，他告诉自己这是在扫清“过去的毒害和影响”。然而，许多当地居民早已习惯了公墓腐烂的气息，以至于任何改变都会遭到抵制，发生在公墓周围的杀人、放火、强奸等暴行，昭示着新旧两种不同力量的角力。小说写了各种阶层和各种力量之间的角力，既有对死亡的思考，也有对人的肉体和精神之脆弱的探讨。作家通过巴拉特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理性的力量都是正能量，理应得到弘扬。 从这两部具有风向标作用的获奖作品来看，两大文学奖的评委们似乎一改前些年青睐移民写作的习惯，转而更加重视作品的深度和艺术性，更加强调作品的全面性，有向主流意识靠拢的倾向。 如果说，上述两部获奖作品都是以回忆和历史抒写为旨归，那么，下述几位老中青英国作家的创作更是显示了英国人对于“历史想象”的偏爱。 2011年，英国老作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 1935—）推出了以《时间机器》的作者H.G.威尔斯（1866—1946)为核心人物的小说新作《风流才子的双面人生》（A Man of Parts）。这是戴维·洛奇继《作者，作者》之后的又一部传记小说，以威尔斯的文学成就和他与多个女性的风流韵事为主线，再现了威尔斯风流传奇的一生。作为小说理论家和大学教授，戴维·洛奇不遗余力地在这部新小说中实践他所谓的“交叉小说”理论，即在同一文本中把各种文类、风格和文体相互混杂，构成一种文本上的“互文”效果。威尔斯是历史人物，小说采用的却是半真实半虚构的写法。戴维·洛奇不断在小说中插入和拼贴威尔斯的作品、书信、电报等片段，为了营造一种真实感，他还在全书中多次嵌入自编的对威尔斯的访谈，以传主现身说法的方式，揭示了威尔斯性爱观以及他与费边社的纠葛和看法等等。 无独有偶，喜爱在历史材料中寻找灵感和主人公的作家不在少数，尤其是在英国。阿兰·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1954—）2011年出版了一本颇受好评的新作《陌生人的孩子》（The Stranger’s Child），借用评论家的话说，简直就是个“Gay版的Possession”。 霍林赫斯特是牛津毕业生，作品数量迄今只有五部，全都与同性恋有关。《美丽线条》（The Line of Beauty）曾获2004年曼布克文学奖，因讲述了一个英国同性恋者在生活和事业上的成长发展并最终堕落的故事，一度令保守的英国社会一片哗然。《陌生人的孩子》也不例外，但这回挑选的主人公原型却是英国诗人鲁伯特·布鲁克，一位曾令叶芝等大作家拜倒在其裤管下的美少年。论其写作的路数，霍林赫斯特的风格大抵和A.S.拜厄特写于九十年代初的《占有》类似，甚至在写法上跟戴维·洛奇也有相似之处，都是由虚构的历史人物引出的一连串学术悬疑和文史寻根，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交叉小说”。前辈人的故事和现实中的人物互相辉映，构成了小说结构上的“互文”关系。在文体实验上，霍林赫斯特相比于戴维·洛奇丝毫也不逊色，他也喜欢在半写实半虚构的小说中做各种各样不同的文体尝试。 老作家A.S.拜厄特（A. S.Byatt，1936—），同样是位偏好历史的作家。2009年，她曾写过一本《儿童书》，继承了她一贯的“理念小说”的特色，以小说的形式讨论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教育。2011年，她出版了长篇新作《世界毁灭：众神的末日》（Ragnarök: the End of the God），眼光更是放到了远古时代。此书写作的缘起，在于出版方加农盖特公司计划出版的一套神话和传奇系列丛书，拜厄特应邀写了其中一部。她选择了北欧神话中众神和巨人大决战导致世界毁灭的故事进行再创作，以两条线索架构故事：一条是远古时代众神和巨人大决战的故事；一条是二战期间一个“瘦弱的小女孩”边阅读北欧神话边等飞行员父亲归来的故事。末世神话故事通过小女孩的阅读体验和她在战争中的思考和感受折射呈现。在最后一章的末尾，拜厄特指出，人类本身就是导致自身赖以生存的世界灭亡的一个因素。末世神话中的诸神目光短浅、贪婪好斗，明知道世界末日的来临，却没有去阻止这一可怕后果的发生，他们知道如何英勇地战死，却不知道如何拯救自己的世界。 从以上提到的几部作品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老一辈的英国作家对于往昔题材的爱好和迷恋。其实不光是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又何尝不是这样？ 小说家卡罗尔·伯奇（Carol Birch，1951—)写过十一本小说，获得过不少文学奖，名气却不大。2011年，她的小说《雅姆拉赫的动物园》（Jamrach’s Menagerie）让评论家们眼睛一亮，不仅是让她进入了奥兰治奖的长名单，还让她杀入了布克奖的短名单。跟很多英国作家一样，伯奇也偏爱历史题材，小说的背景放在了十九世纪，写的是男孩子非凡的成长故事。著名的外国动物进口商查尔斯·雅姆拉赫，召集来两个小伙子，参加了一次历时三年的捕鲸航行，一场海难却迫使两个少年不得不面对他们在动物王国中的处境。该作品的特色在于，两个男孩在出海和落难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却是通过互相欺负、互相伤害和互相虐待达到的。旧瓶装新酒，评论认为，小说弥漫着荒野的氛围，情节紧张刺激，甚至令人毛骨悚然。也许是因为这种现代人眼中的“历史”过于偏离日常生活吧，在今天的世界，这样风格怪异的小说反而因其陌生感给了读者更多的新奇感。 除了对于历史的偏爱，英国文学中，向来还有着极强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英国作家的笔下，从来都不缺乏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小说。 作家苔莎·哈德利（Tessa Hadley，1956—）在巴斯大学某学院教创意写作。处女作为《家中的意外》（Accidents in the Home）,《纽约客》上曾刊登节选。如今住在威尔士的加的夫。《伦敦火车》（The London Train），2011年5月出版，受到好评。小说写的是两地情和火车梦，反映的是当下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和情感。保罗和太太爱丽丝以及两个孩子住在威尔士乡下。得知跟前妻住在一起的大女儿皮娅离家出走，他心急如焚，于是出发去寻找皮亚。最终，皮亚的波西米亚式生活反而让他神往，他便决定抛家弃子，开始他在伦敦中心城区的新生活。与此相反，他的前妻考拉却想着回归加的夫，回到她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房子里。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在火车上相遇，最终留给读者的却是作者对忠诚、爱、性以及朋友和家庭等等复杂关系的思考。 作家爱德华·圣奥宾（Edward St Aubyn，1960—）的小说《最后》（At Last）2011年获得《每日电讯报》最佳小说。牛津毕业生圣奥宾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写作，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五本以帕特里克·摩尔罗斯（Patrick Melrose）为主角的小说。主人公帕特里克出生于另类不幸家庭（半自传体小说），钱多，爱少。《纽约时报》书评人莱夫·格罗斯曼（Lev Grossman）认为，圣奥宾是当代被低估得最严重的英语作家。“现如今，描写人群中仅占百分之一的富人的生活是很难获得共鸣的，除非你写得像圣奥宾一样好。”《最后》还是写的富家小孩帕特里克，丧礼是故事的背景，尽管他从不缺钱，但却始终得不到家庭的爱。小说细腻地表达了帕特里克的内心波澜，充满了机智的讽刺和挖苦。帕特里克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终日借酒消愁。圣奥宾用了很多幽默的笔墨去看待富家子弟的生活，笔下充满了对他的同情。评论认为，从这五本小说来看，圣奥宾有着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般的文学雄心。 阿里·史密斯（Ali Smith，1962—）的小说《神啊》（There But For The）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户人家开门设宴，其中一位客人犯了傻，跑到楼上的某个房间里，把自己反锁起来，死也不出来。主人、客人、邻居，轮番来劝，这位仁兄只肯通过门缝和他们递纸条，僵持之下是一连串荒诞的故事。There But For The，这古怪的书名取自一句英语谚语There but for the grace of God, go I，如非蒙主恩典，我非垮不可。小说的四章，分别是There, But , For, The，英国人的机智，可见一斑。该小说一度入围当年的奥兰治奖，自2011年出版以来受到高度评介，许多人对它未能得到2011年度英国小说布克奖提名感到不平。评论认为，阿里·史密斯的新长篇用英国式的幽默玩了一个卡夫卡式的概念。 当代英国作家里，移民作家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老一辈里有奈保尔、石黑一雄、拉什迪等大家，新一代里有莫妮卡·阿里，扎迪·史密斯、希山姆·玛塔等。2011年，一位“八○后”新秀海伦·奥耶耶美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利比亚裔作家希山姆·玛塔（Hisham Matar，1970—），2006年曾因反映利比亚政治迫害的小说处女作《在人之国度》进入曼布克奖短名单。2011年，他的小说《失踪的解剖》（Anatomy of a Disappearance）出版。该小说以其父亲的失踪为素材，讨论个人在国家变故大势下的命运。希山姆·玛塔的父亲是利比亚驻联合国人员，玛塔三岁随家人回国。回国后，玛塔的家庭因为民主倾向遭到政府的打压，伯父和堂哥被杀。1990年，父亲雅巴拉·玛塔流亡埃及后在开罗被绑架回的黎波里，从此音信皆无。在这本小说中，玛塔把因为政治的黑暗让一个年轻人失去父亲的遭遇，全都展现给了读者。这大概是当代北非的政治现实第一次在英语世界中以小说的形式反映出来，就像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其威力远胜于一场万人的集会游行。 海伦•奥耶耶美（Helen Oyeyemi，1984—）生于尼日利亚，四岁随父母移居伦敦。是2011年入围BBC国家短篇小说奖最年轻的一位小说家。奥耶耶美是剑桥基督圣体学院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已被列为英国杰出作家。她的第一本小说《伊卡洛斯女孩》（The Icarus Girl）还是她刚上大学时写的。2009年，奥耶耶美入选“二十五位杰出青年女作家”名单。2011年出版的《福克斯先生》（Mr. Fox）是她的第四本小说，讲的是一个作家和他的主人公的故事，有极其强烈的“元小说”的色彩。1938年一个普通的下午，美国著名小说家圣约翰·福克斯先生在其乡间的书房里艰难地工作。他平时最爱谋杀他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这回却碰到了对手。玛丽•福克斯太美丽了，脑子又好使。福克斯先生招架不住了，除了爱的探索没敢再写别的。有评论说，奥耶耶美的风格是亨利·詹姆斯和爱伦坡的混搭。 2011年英国文坛其他值得关注的作品还有：菲利普·亨舍尔（Philip Hensher，1965—）的小说《獾王》（King of the Badgers），背景是英国南部的郊区，聚焦于当地社区的生活，写了一个由女孩失踪引发的动荡。书评家认为，亨舍尔是当代好的文字、好的写作的典范；《雪花》（Snowdrops）的作者A.D.米勒（A.D.Miller）是《经济学人》驻俄罗斯记者，他把这本小说处女作的背景放到了新时代的俄罗斯，故事的讲述充满了新闻写作的那种紧张感；华裔女作家凯莉•杨(Kerry Young)的小说《袍》（Pao），反响也不错。凯莉·杨出生于牙买加，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中非混血儿，十岁随父母移居英国。该小说以作家本人早年生活经历为素材，写了二十世纪中期父辈移民在牙买加的创业历史。小说获得了2011年英国科斯达图书奖小说处女作奖提名。 在2011年的爱尔兰文坛，各个年龄段的作家都有新作出版。近几年常出现在曼布克奖短名单的塞巴斯蒂安·巴里、安妮·恩莱特分别拿出了自己颇有力度的长篇。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小说家凯文·巴里也厚积薄发，以自己的第一个长篇《伯恩城》让英语文学界小小地震惊了一下。贝琳达·麦基翁也以自己的处女作《抚慰》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 塞巴斯蒂安·巴里（Sebastian Barry，1955—）的小说《在迦南那边》（On Canaan's Side）广受好评。巴里是当代爱尔兰的重要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出生于都柏林。他的文学成就在新世纪里表现突出，小说《漫漫长路》（A Long Long Way）闯进了2005年曼布克奖和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的决选名单。2008年的小说《秘经》(The Secret Scripture)同样进入年度曼布克奖的决选名单。巴里擅长历史题材，以史寓今，新世纪的前两部小说皆取材于历史，通过人物的命运来反映爱尔兰社会的变迁。《在迦南那边》也不例外。小说以一战前后爱尔兰人移民美国的历史为背景，通过一个爱尔兰裔美国妇女对自己一生的回忆，表现了爱尔兰社会的复杂性。 安妮·恩莱特（Anne Enright，1962—）曾以她的长篇小说《聚会》获得过2007年度的曼布克奖。2011年，她的长篇小说新作名曰《被遗忘的华尔兹》（The Forgotten Waltz）。该小说以爱尔兰当代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中产阶级家庭的情感生活，应该说，算是一部反映现实之作。新世纪的爱尔兰在商业文化的侵蚀下，社会道德观念日益世俗化，保守的宗教观念渐渐少了昔日的威慑力，离婚也变得合法化，所有这些变化都在恩莱特的这部小说中有所展现。故事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女主人公吉娜回忆了她与西恩之间的感情故事，情节再普通不过：调情、留情、偷情、偷情曝光、离婚、同居生活、琐事、家庭争吵、苦闷……然而经恩赖特的艺术处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幅二十一世纪爱尔兰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恩赖特文笔向来为人称道，沉重中不乏诙谐，刻画人物细致精到。 凯文·巴里（Kevin Barry，1969—）最早是写五行打油诗出身。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旅行，到三十六岁的时候，号称自己曾经有过十七个住址，2007年才写出第一个短篇集《小王国》（There are Little Kingdoms）。2011年的长篇小说《伯恩城》（City of Bohane）出版，引起了评论界的重视，并入围年度科斯塔文学奖短名单。凯文有很大的文学野心，他曾说过：“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我是不会快乐的。”这部小说是凯文·巴里的第一个长篇，写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子虚乌有的伯恩城，时间是2053年。小说把冰岛的史诗嵌入到美国西部的故事中，描写了伯恩城里的黑帮头子及其朋友的故事。整部小说虽然偏离了具体的现实，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写的是爱尔兰某地。评论认为，巴里笔下的伯恩城让人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在小说中，巴里大量使用了爱尔兰俚语，语言风格颇具地方特色，评论对此的反应不一。 青年女作家贝琳达·麦基翁（Belinda McKeon，1979—）2011年出版了其处女作小说《抚慰》（Solace）深受好评。马克·卡茜离开了乡下老家，到大城市都柏林去读博士。对当农夫的父亲汤姆来说，马克的选择没有多大的用处。对马克来说，他也发觉自己的时间全都浪费在了酒馆和聚会中。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见习律师乔安娜·林奇，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段恋情。《抚慰》以其抒情性受到评论界的好评，这部小说是对当下青年人生活的最好描绘。作家通过表现书中角色之间的碰撞过程，试图揭示“新”、“老”爱尔兰之间的紧张关系。 2011年的弗朗茨·卡夫卡奖，授予了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1945—）。班维尔的小说以诗化的语言著称。 他以写诗的态度对待小说创作，总是刻苦地字斟句酌，力求将每个句子都写得完美。早期的代表作《革命三部曲》，分别讲述了三个与哥白尼、开普勒、牛顿三位科学家相关的故事。1989年的《证词》（The Book of Evidence）以杀人犯蒙哥马利的狱中回忆录形式，探讨了存在的危机、人类的罪疚感等问题。随后的《幽灵》（Ghosts）与《雅典娜》（Athena）续写了蒙哥马利的故事。班维尔的小说还有《布拉格：一座城市的幽暗记忆》（Prague Pictures: Portrait of a City）、《无法企及》（The Untouchable）和《大海》（The Sea）等。 2011年，澳大利亚文坛值得关注的重要作品有：DBC·皮埃尔（DBC Pierrre，1961—）的小说《在仙境里飞奔》（Lights Out in Wonderland）。DBC·皮埃尔是个写作风格很怪的作家。这一点，就像他给自己起的这个古怪的笔名DBC(即“Dirty But Clean”的缩写，意为“污秽而纯洁）一样。2003年，他在新世纪写了一部堪比《麦田的守望者》的小说《弗农小上帝》（Vernon God Little），结果以处女作身份击败了玛格丽塔·阿特伍德等大家，荣获2003年曼布克奖。《在仙境里飞奔》号称是一本对晚期资本主义淫秽和颓废的讽刺之作，情节和对话语言就像其主题一样充满了巴洛克特色。 澳大利亚著名文学奖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2011年度颁发给了西澳土著作家金姆·斯科特（Kim Scott）的小说《死者之舞》（That Deadman Dance）。这是斯科特第二次获澳大利亚最富盛名的文学奖。2000年，他曾因小说《心中的明天》（Benang）成为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的第一个土著作家。《死者之舞》以野性的诗韵和超然的优雅揭示了澳大利亚立国之初黑人和白人、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 新千年以来的印度英语文学在无声无息中绽放出耀眼的辉煌，且硕果累累。一系列重大奖项对印度英语文学的青睐，无一不说明印度文学的繁荣前景和研究价值。2011年印度的英语文学创作收获颇丰，老中青几代人都写出了优秀的作品。 老作家安妮塔·德赛（Anita Desai，1937—）的《艺术家的消失》（The Artist of Disappearance）曾经是三届曼布克奖提名作品。这本《艺术家的小说》是三个中篇体量的故事集，有评论认为，三个小说充满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般的气质。 阿米塔夫·高什（Amitav Ghosh，1956——）生于加尔各答，是当今印度最著名的英语小说家之一。作为小说家，人类学家和文艺评论家，戈什迄今为止已经完成了十多部作品，并多次斩获国际文学大奖。2011年，他完成了他“朱鹭号”三部曲的第二部《烟之河》（River of Smoke）。第一部《罂粟海》(Sea of Poppies)发表于2008年，入围了当年曼布克奖短名单。按照高什最初的设计，该三部曲是以十九世纪印度参与英国对中国走私鸦片、进行鸦片战争为历史内容，就目前出版的两卷看来，高什为自己的创作做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准备工作。《烟之河》以一种史诗般宏大的规模追随着历经海上风暴的幸存者，走近了一个人口拥挤的中国海港。这是个印度人眼中的中英鸦片贸易，在这里，西方人、印度人、法中混血儿共同编织出一段被遮蔽掉的历史。《印度快报》认为，该书“提供了更大范围的有关跨文化影响、国际政治和自由贸易的探讨”。英国《观察者报》认为，该书“既具有历史的感知，也拥有完美的叙事”。小说以英语为主，同时还辅以印度语、吉吉拉特语、法语、中文、广东话，还有在多元文化碰撞下形成的洋泾浜英语。各种语言的混杂，将整部小说构筑成了一座语言的迷宫。 青年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1974—）2008年以处女作小说《白老虎》赢得当年的曼布克奖。阿迪加生于印度马德拉斯市，先后在印度、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居住，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牛津大学就读英语文学专业。2000年他后一直当记者，先后为《时代周刊》和《金融时报》工作，多次辗转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国，2010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两次刺杀之间》，再次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2011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二个长篇《塔楼里的钉子户》（Last Man in Tower）。该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当代印度的拆迁故事。孟买的某中产阶级居民区，一栋旧塔楼准备拆除，开发商给塔楼的居民们每套房子二十一万英镑的拆迁补偿，楼里的居民在巨款的诱惑下纷纷搬走，只剩下一位退休教师莫迪拒绝接受任何拆迁条件。他不同意搬走的理由是因为这楼里有他对逝去家人的美好记忆。小说通过开发商、居民和钉子户之间的交锋，凸显了不同的人在利益面前的价值取向，暴露了发展中印度社会的种种问题。  2011年，非洲英语写作中值得关注事件和作品有：2011年度的非洲凯恩文学奖颁发给了津巴布韦女作家诺维奥莱特·布拉瓦约（Noviolet Bulawayo）。她的获奖小说为《击中布达佩斯》（Hitting Budapest）。小说仅有几千字，写一群饥饿的贫民窟孩子在布达佩斯郊区高档社区里偷吃番石榴的故事。故事通过对西方人和社区的非洲人的比较，在一定程度上讽刺了某些西方慈善者的伪善。诺维奥莱特·布拉瓦约出生在津巴布韦，目前刚刚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 尼日利亚小说家特居·科尔（Teju Cole，1975—）的小说《开放的城市》（Open City），描写了一个年轻的尼日利亚医生在纽约大街上的迷茫。他既与这个城市有关，同时又在重访他的早年生活。思绪把他带回到了布鲁塞尔和尼日利亚。小说风格明显受到德国作家W.G.塞巴尔德的影响，但又对种族和身份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思考。 其他还有南非作家雅克·斯特劳斯（Jacques Strauss，1981—）在2011年发表的小说《杰克·V可疑的救赎》小说（The Dubious Salvation of Jack V.），获得了年度英联邦非洲文学奖。斯特劳斯是个IT人士，此小说写的是青春期的成长故事；肯尼亚作家宾亚万戈·万奈纳（Binyavanga Wainaina）的自传体短篇《有一天我会写这个地方》（One Day I Will Write About This Place）也受到英美各大报刊的好评。有评论认为，这位年轻的作家是近年来文学圈非洲声音的最主要代表。 2011年，值得关注的非虚构作品有： 爱尔兰作家艾琳·贝特斯比（Eileen Battersby）的随笔集《普通的狗》（Ordinary Dogs)。有评论说，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沉默寡言的自传了，散文的作者只是两条狗毕波（Bilbo）和弗莱都（Frodo）的影子，他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年。约翰·班维尔语说，这是本“很好的书，干净，诚实，有趣，智慧，伤感” 。 贝克特研究者乔治·克莱格（Geoge Craig）出版了一本《书写贝克特的信》（Writing Beckett’s Letters），历数自己数十年来翻译贝克特的经验；2011年，他还与人合作编辑出版了《塞缪尔·贝克特书信选》（The Letters of Samuel Beckett 1941-1956，），由剑桥大学图书馆出版。 狄更斯的两本新传记在2011年出版：克莱尔·托马林（Claire Tomalin）的《狄更斯传》（Charles Dickens: A Life）和道格拉斯-费尔赫斯特（Robert Douglas-Fairhurst）的《成为狄更斯》（Becoming Dickens: The Invention of a Novelist）。新传记是为配合2012年狄更斯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而推出。其中，出自女学者托马林的传记在角度和材料的选择上都跟以往不同。 2011年，值得关注的文学事件有： 2011年是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诞辰一百周年，英国各地举办了各种活动来纪念这位以写道德寓言小说见长的小说家。继约翰•凯里于2009年出版了备受好评的戈尔丁传记后，费柏出版社推出了百年纪念版的《蝇王》和《继承者》。2011年6月，戈尔丁的母校牛津大学图书馆展出了戈尔丁的部分手稿。9月，戈尔丁的出生地康沃尔还将举办一场戈尔丁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在这一系列已经或即将举办的纪念活动中，最惹人注目的莫过于朱迪•戈尔丁为父亲所作的传记《情人的孩子们：戈尔丁回忆录》（The Children of Lovers: A memoir of William Golding）。朱迪在传记中避开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轶事，运用女儿的独特视角来审视传主，与约翰•凯里的戈尔丁传记构成了一种完美的互补：凯里讲述的是戈尔丁的小说叙事和来自批评界的声音，而朱迪则通过一些生动的细节，更加近距离地考察了戈尔丁的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