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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是个有志向有雄心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均由捷克语写成。但捷克语毕竟是小语种，他也决不会仅仅满足于拥有数量有限的捷克读者。而要拥有更多的读者，就得借助于国际通用语言，比如法语，比如英语。“我的作品靠译本生存，靠译本被阅读、批评、评价，被接受或被否定。”他十分明白翻译的重要。当他觉得自己有能力直接用法语写作时，他干脆绕过了翻译。 东欧诸国使用的都是非通用语言。因此，对于所有东欧作家而言，被译成通用语言，或者直接用通用语言写作，无疑是他们走向国际文坛的最关键的一步。惟其如此，他们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才有可能获得各类奖项，才有可能享受到真正的国际声誉。用通用语言出版，似乎成了他们唯一的出口。米兰·昆德拉外，克里玛，赫拉巴尔，卡达莱，贡布罗维奇，凯尔泰斯，马内阿等等都是极好的例子。 一如往年，2011年，同样有几位东欧作家的作品，或被译成英语，或直接用英语写出，在欧美出版，受到英语世界的关注。其中，最最引人注目的当推匈牙利小说家纳达什·彼得的小说《平行故事集》（Parallel Stories）。这是部作者花费了十八年时间才完成的长篇巨制，匈牙利原著以三卷本形式出版：《无声的王国》（第1卷），《黑夜的深处》（第2卷）和《自由的呼吸》（第3卷）。英文版由美国法拉·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于2011年秋天出版，1152页，译者为戈德斯坦·伊姆雷。小说背景分别设置在匈牙利和德国，情节围绕着匈牙利和德国的两个家庭展开，内容极为丰富，涉及肉欲、阴谋、大屠杀、贫困、种族主义、犹太人身份、仇恨、复仇、恐惧等等话题。情色不仅是小说的重要主题，还在其中起着润滑和串联的作用。情色一直是纳达什偏爱和擅长的主题。他之前的所有小说几乎都有着浓郁的情色色彩。通过情色来揭示人类的本性以及历史的共同点，显然是作者的一种写作策略。再则，情色也为这部超长的小说增添了不少可读性。难怪小说在作者的祖国竟然跻身于畅销书的行列。但纳达什真正关心的还是欧洲现代历史。小说中，时空不断转换，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纳粹德国，到六十年代初的社会主义匈牙利，从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欧，到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德国，一幅欧洲现当代历史的画卷经由种种细节，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值得注意的是，在《平行故事集》中，小说家纳达什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世界一片混乱和嘈杂。因此，在纳达什看来，现实生活中，没有轻易的解决方案，没有令人激动的结局，只有各种各样撩拨人心的可能性。全书共有三十九章，每一章中，故事、背景和人物都截然不同，就像一个个平行的故事，因此，每一章都可被视为一部独立的小说。“世界的全球化意味着我们在认识和理解他者的历史时，只能接受多个平行的世界。”纳达什强调。小说标题的寓意即在于此。在不同章节中，作者还使用了不同的手法，小说开头就采用了犯罪小说的手法。 《平行故事集》不仅在匈牙利国内，而且在欧美世界，均获得了显著的关注和反响。赞美和批评皆有。不少读者将它当做一部迷宫般的里程碑式的杰作。也有评论者认为它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同新小说实验主义的结合。美国评论家伊万·桑德尔斯认为，纳达什的这部小说堪与那些俄罗斯和法国文学大师的经典名著相媲美。《匈牙利民族报》称赞它为“二十一世纪的《战争与和平》。而英国书评家蒂博尔·费舍在《卫报》发表文章则批评纳达什的这部小说过于松散，随意，犹如“一块巨大的历史肥皂，随处冒出一些泡泡”。费舍还指责作者滥用色情描写。 纳达什·彼得（Nadas Peter，1942—）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父母均为地下共产党员。由于犹太人身份，婴儿时期，家庭生活动荡、艰辛。1953年，他的母亲去世。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他的高官父亲遭到诬陷，虽被判无罪，还是于两年后自杀。纳达什年轻时学过新闻和摄影。1969年起，踏上小说创作之路。1986年，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回忆之书》出版，很快被译介到欧美主要国家。《回忆之书》以高度细腻的史诗性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的叩问：到底是我们讲述历史，还是历史在讲述我们。书中充斥着大量情色描写。有人因此称纳达什为“肉体写作作家”。此书为纳达什带来巨大的国际声誉。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誉之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小说之一”。1992年，纳达什获得科苏特奖，这是匈牙利文坛的最高奖项。2003年，他又获得了捷克政府颁发的弗朗兹·卡夫卡文学奖。目前，纳达什·彼得，凯尔泰斯·伊姆雷，以及艾斯特哈兹·彼得已被公认为匈牙利文坛三大小说家。 同《平行故事集》相比，塞尔维亚小说家弗拉迪米尔·塔西奇（Vladimir Tasic,1965— ）的小说《永别礼物》（Farewell Gift）则显得单纯，轻盈，犹如一首“迷人的协奏曲”。这部小说被纳入塞尔维亚文化部的文化传播项目，由贝尔格莱德地理诗歌出版社于2011年推出。译者为博格丹·拉克奇和约翰·杰夫里斯。小说中的叙述者“我”突然收到一个包裹，里面竟是他哥哥的骨灰。这瓮骨灰也就成了永别礼物。他哥哥十二年前突然消失，与整个家庭断绝了一切联系。在“我”的记忆中，哥哥是个荒废的天才，兴趣广泛，却缺乏耐力，曾就读于十来座大学，最终一个学位也未获取。尽管如此，叙述者仍对他充满了崇拜和爱怜。哥哥消失后，叙述者也离开父母，来到加拿大，从事软件开发。永别礼物给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哥哥是怎么死的？这些年，他到底在哪里？他是如何获知叙述者的地址的？他为何不联系“我”？小说中，这些问题无一得到解答，却促使叙述者重返童年，并深入探究自己现在的生活。《永别礼物》以第一人称叙述，共分为三个长段，每段正好构成一章。小说讲述了兄弟之情、夫妻之情，讲述了与政治无关的流亡，以及缓慢而又愉悦的乡村生活。塔西奇笔下的人物均无名姓，梦幻一般，完全由动作和情感塑造而成，却极富感染力。 弗拉迪米尔·塔西奇出生于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市，大学期间攻读数学。1992年，移居加拿大。目前在加拿大一所大学里教授数学。《永别礼物》已被贝尔格莱德第二电台评为“2011年年度之书”，并进入了塞尔维亚文坛最高奖项NIN文学奖候选人短名单。它的英文版的问世也引起了欧美世界的注意。美国《今日世界文学》刊登的书评称，虽然他身居海外，却为塞尔维亚文学获得国际认可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巴尔干冲突和南斯拉夫内战一直是读者关注的主题。不少作品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在谈论这场内战时，巴尔干不同背景的作家往往有着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看法。而西方社会一般都会谴责塞族，将战争责任归咎于他们。巴尔干冲突其实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政治背景。因此，在谈论和描绘巴尔干冲突时，如何才能做到客观，真实，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无论对于政治家，还是对于文学家，都是一种挑战。 波黑作家伊斯梅特·普尔契奇一直试图描写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那场内战。但他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写作手法。最终他采取了“碎片”式写作手法。他也索性将自己用英语所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冠名为《碎片》（Shards）。小说由美国格拉夫出版公司出版，392页。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名叫伊斯梅特·普尔契奇，离开饱受战争磨难的波斯尼亚，来到美国加利福利亚生活。可他却怎么也忘不了过去。有人建议说，为了继续朝前走，他必须写下一切。于是，他开始记日记，写回忆片段。整部小说正是由那些日记、回忆和故事碎片组成。而这些碎片又被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主人公移居美国后所记的日记；第二部分，也是全书最生动的部分，是主人公有关自己在波斯尼亚成长的回忆；第三部分讲述了穆斯塔法在前线作战的故事。小说中，这三部分常常相互纠缠，相互呼应，相互遮蔽，最终融汇于一体。现在常常蒙上过去的阴影；过去常常让现在面目模糊；而生活恰恰是由各种碎片组成的，其中过去和现在有时实在难以分辨。完整的现实并不存在。作者兴许想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一点。 《碎片》出版后，在美国文坛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不少评论者充分肯定了作者的艺术手法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纽约时报》将它评入“2011年100部好书”。女作家丹娜·斯皮奥塔在《纽约时报》“星期日书评”栏目上发表书评，详细解读了这部小说，指出这是一部有关“努力为混乱的经历寻找形式”的小说，因此，它反对一切成规、逻辑和时序。如何书写战争以及记忆的复杂性？如何书写位移、深刻的孤独和恐怖？如何维护人性？作者通过《碎片》提出了这一系列问题。 伊斯梅特·普尔契奇（Ismet Prcic，1977— ）出生于波黑图兹拉市。1996年移居美国。在《碎片》出版去前，已有不少文学作品散见于美国各种文学期刊。 由于米沃什、布鲁茨基、西米奇等诗人的大力举荐和不懈努力，几十年来，东欧诗歌一直源源不断地被译介到欧美，并在欧美读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赫伯特、鲁热维奇、希姆博斯卡、安娜·斯沃尔、温茨洛瓦、赫鲁布、霍朗等一批东欧诗人就这样走进了欧美读者的视野。其中，有些诗人在自己的祖国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却在欧美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安娜·斯沃尔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安娜·斯沃尔（Anna Swir，1909—1984），本名安娜·斯沃尔茨申思卡，出生于华沙一个画家家庭。她的童年实际上是在父亲的画室中度过的。上大学时，主攻中世纪和巴洛克时期波兰文学。上世纪三十年代，她开始发表诗作。最初的诗作带有明显的成长环境的印记，诗歌中的许多意象都来源于各类画作和画集，以及她对中世纪的迷恋。那些诗作大多是些短小的散文诗，像精致的微雕，隐去了所有个人色彩，具有浓厚的唯美主义倾向。微雕成为她一生钟爱的诗歌形式。 战争既改变了她的生活，也改变了她的创作。德国占领时期，她当过女招待，为地下报刊撰过稿。一九四四年华沙起义中，她担任过起义军护士。后被捕，在几乎就要被处决的一刹那，又幸运地死里逃生。她说：“战争让我变成了另一个人。只是从那时起，我的个人生活，我同时代人的个人生活，开始进入我的诗歌。”她极想把战争中经历的一切写成诗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苦于找不到恰当的形式。三十年后，她终于写出了描写战争的诗集《修筑街垒》（1974）。依然是些短诗，依然使用微雕手法，可斯沃尔的诗风已完全改变，由唯美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转向了内心。年过六十，她奇迹般出版了《风》（1970）和《我是个女人》（1972）等诗集。之后，她又创作了许多直抒胸臆、感人肺腑的情诗。《快乐一如狗的尾巴》（1978）、《丰满一如太阳》（1980）等便是这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诗集。这些诗直接，大胆，简洁，异常的朴实，又极端的敏感，经济的文字中常常含有巨大的柔情和心灵力量，有时还带有明显的女权主义色彩。 “诗人必须像疼痛的牙一般敏感。”女诗人说。“诗人的意识空间必须不断扩大。那无法震撼并激怒他人的一切，震撼并激怒诗人。”或许正是这种玩命的写作姿态，让她在晚年抵达了诗歌的高峰，写出了那么多动人心魄的诗作。一些燃烧的诗。一些奔跑的诗。一些滴血的诗。这些诗作终于点亮了她的同胞、旅居美国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的目光。他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些诗作的中心主题：肉体，狂欢中的肉体，痛苦的肉体，恐惧的肉体，害怕孤独的肉体，充沛的、奔跑的、懒散的肉体，女人生产时的肉体，休息、打鼾、做早晨健美操的肉体，意识到时间流逝，或将时间浓缩为一个瞬间的肉体。米沃什认为，安娜·斯沃尔的这些感官的、剧烈的诗歌中，有一种罕见的干净。她诗歌中的肉体常常同灵魂纠结在一起。灵魂其实一刻也没缺席。米沃什极为欣赏女诗人的才华，长期关注着她的诗歌创作。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同人合作将女诗人的许多诗作译成英文，介绍给欧美读者。可以说，美国读者已十分熟悉她的诗歌了。 美国卡里普索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和波文双语版《修筑街垒及其他诗作》让欧美读者再一次读到了安娜·斯沃尔。诗集收录了女诗人的二十三首短诗，由彼奥特莱·弗罗切克直接译自波兰文。由于欧美读者已熟悉米沃什等诗人的译文，对于译者来说，这不啻是一次挑战。美国学者玛格达莱娜·凯伊在《今日世界文学》上发表书评，充分肯定了弗罗切克的译文。她还称赞斯沃尔的这些诗无疑可以跻身于二十世纪最优秀的战争诗歌之列。 如果说安娜·斯沃尔进入欧美视野，主要归功于米沃什等人的举荐和译介，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被欧美文坛广泛认可，则更多的同他本人的经历、视野和写作姿态相关。英文版《蓝塔》（美国休顿·米弗林·哈科特出版社，2011年）已是萨拉蒙在美国出版的第十几本诗集了。 米兰·昆德拉对小国这一概念特别敏感。在他看来，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 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昆德拉如此。萨拉蒙亦如此。了解一下萨拉蒙的人生简历和诗歌道路，我们便能清晰地看到一位小国诗人是如何成为“世界性的人”的。 托马斯·萨拉蒙(Tomaz Salamun，1941— )出生于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市，成长于科佩尔小镇。1960年，进入卢布尔雅那大学，攻读历史和艺术史专业。他自己坦承，那时，他“是一个迷茫而纯真的年轻男子，渴望在这世上留下印记，但更主要的是，渴望自由。只是稍稍被兰波、杜甫、索福克勒斯和惠特曼所打动。确实，当一位有力的斯洛文尼亚诗人丹内·扎奇克出现在我们的研讨会上，朗诵起他的备受折磨、伤痕累累的诗篇时，一丝小小的感染爆炸了。一场大火，一道我们崇高而古老的行当的火柱，燃烧着我，诱惑着我，定义着我。相对于行当，那更是一种命运。”从此之后，萨拉蒙便踏上了诗歌之路。 1964年，他在编辑文学杂志时，因发表“出格作品”，引起当局不满，曾被关押五天。他却因此成为某种文化英雄，受到斯洛文尼亚文化界的瞩目。1965年，他获得艺术史硕士学位，并于翌年，以地下方式出版处女诗集《扑克》。人们普遍认为，这部诗集，凭借其荒诞性、游戏性，以及反叛色彩，成为战后斯洛文尼亚现代诗歌的肇始。之后，他又先后赴意大利和巴黎进修艺术史。回到卢布尔雅那后，曾担任现代美术馆馆长助理。从1969年起，他开始以环境艺术家和观念艺术家身份在南斯拉夫各地举办巡回画展。1970年夏天，他来到美国纽约参加国际画展。接着，又回到卢布尔雅那，并在美术学院讲授二十世纪艺术。一年后，应衣阿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邀请，再度来到美国，一下子待了两年。正是在那里，萨拉蒙开始广泛阅读和接触美国诗人。也正是在那里，他同衣阿华诗人合作翻译出版了自己的两部英文版诗集《涡轮机》（1973）和《雪》（1974）。事实上，这两本诗集出版时，萨拉蒙已又一次回到卢布尔雅那，做过一些奇怪的行当：写诗的同时，翻译过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阿波利奈尔、巴尔扎克和西蒙·波伏瓦，在乡村小学教过书，还当过推销员。1979年，他获得资助，得以前往墨西哥工作和生活了两年。在此期间，他始终坚持诗歌写作，不断地有新作问世。进入八十年代，他的诗歌写作节奏有所放慢，诗歌中的基调也日趋阴暗。而随着他的诗歌被译成英语、德语、波兰语等语言，他已开始为国际诗坛所瞩目。一次又一次的出走和回归，“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极大地丰富了萨拉蒙的阅历和视野。他也因此渐渐成为一个具有宇宙意识和全球目光的诗人。 萨拉蒙无疑是个典型的东欧诗人。同时，当你阅读他的诗歌，当你了解了他的经历和视野，当你看到他流畅地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流畅地同别国诗人交流，你会清楚地意识到，他绝对又是个世界性的诗人。在评析萨拉蒙诗歌时，罗伯特·哈斯认为，兰波，洛特雷阿蒙，惠特曼，赫列博尼科夫，德国表现主义，法国超现实主义，俄国未来主义，美国纽约派诗歌等等诗人和诗歌流派，都曾对萨拉蒙的诗歌写作产生过影响。除去影响和交融，我们也千万不能忽视他的成长背景：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正是在这样的影响、交融和背景中，萨拉蒙确立了自己的声音，找到了自己的指纹。 破碎，即兴，随心所欲，丰沛的奇想，和强烈的反叛，有时又充满了反讽色彩和自我神话倾向，而所有这些又让他的诗歌流露出神秘的气息。诗歌中的萨拉蒙时而愤怒，时而忧伤，时而幽默，时而深情，时而陷于沉思和幻想，时而热衷于冷嘲热讽，时而站立于大地，时而升上太空，时而舒展想象的翅膀，时而又如孩童般在同语言和意象游戏。“……我笑个不停//或者忧伤，如一只猴子。/其实，我是这样的一块地中海岩石/你甚至可以在我身上烤肉排。”他是个艺术幻想家，又是个语言实验者。他注重诗歌艺术，但又时刻没有偏离生活现实。在诗歌王国中，他豪放不羁，傲慢无礼，鄙视一切成规，沉浸于实验和创新，同时也没忘记社会担当和道德义务。在介绍斯洛文尼亚人时，萨拉蒙说：“斯洛文尼亚人从来都中规中矩。”现实生活中，他可能也像他的同胞那样中规中矩。但在诗歌写作中，他绝对是个例外。在诗歌世界里，他可以冲破一切的规矩。他通过否定而自我解放。他只信从反叛诗学。他是他自己的上帝。 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Norman Manea,1936—）出生于罗马尼亚一个犹太人家庭。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1988年定居美国。无论从文学才华和作品水准来看，在罗马尼亚作家中，他都很难算得上一流作家。但他却凭借几部揭露和控诉极权统治的作品，在西方获得了相当的声誉，俨然成为罗马尼亚乃至东欧文学的代表作家。有种种迹象表明，他得到了一些犹太财团的大力支持。他的主要作品均已被译成法语和英语。然而，2011年，当他的代表作《流氓的归来》（Intoarcerea huliganului）被译成瑞典文由瑞典2244出版社出版时，他以及罗马尼亚某些作家却感到异常的欣喜。尽管瑞典文属于小语种，可它却是那些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母语。因此，对于马内阿而言，自己的代表作在瑞典出版，意义非凡。而《罗马尼亚文学报》的报道所用的标题“诺曼·马内阿离诺贝尔文学奖更近了”干脆点明令马内阿欣喜的根本原因。报道详细描绘了《流氓的归来》在瑞典获得的好评和赞誉。《流氓的归来》是一部小说体回忆录，讲述了马内阿各个不同时期的人生经历和内心经历。其中，有关集中营经历和极权统治下生活的描绘尤为引人注目。此书曾为马内阿赢得法国美第奇奖外国作品奖。应该指出的是，马内阿在欧美文坛的“成功”与其说同文学有关，不如说更与政治有关，是文学和政治的平衡。罗马尼亚作家联合会目前由亲西方的评论家马诺内斯库担任主席。由于马诺内斯库等人的努力，2011年度罗马尼亚作家联合会国家文学奖特意授予马内阿。这显然既是对马内阿的承认，也是对西方的一种姿态。 而另一位罗马尼亚作家米尔恰·格尔特雷斯库（Mircea Cartarescu，1956—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常往来于罗马尼亚和德国，曾在德国长期生活和工作过，同德国文坛有着紧密的联系。2011年，他的三部曲长篇小说《耀眼》（Orbitor）被译成德文在柏林出版，受到德国文学的普遍赞扬。《耀眼》采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深刻审视了存在的各个大大小小层面，犹如一个由意识、思想、回忆和生活片段组成的万花筒。德国评论界认为这是一部有着罕见密度和光彩的艺术杰作，手法精致，语言动人心魄。 格尔特雷斯库是诗人、小说家，生于布加勒斯特。1980年毕业于布加勒斯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当过一段时间中学老师。1989—1990年，在作家联合会工作，同时在《批评》杂志任编辑。1990年起，在布加勒斯特大学任教。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灯塔，橱窗，照片》（1980）、《含有钻石的空气》（1982）、《爱情诗篇》（1983）、《一切》（1985）、《利凡特》（1990）、《爱情》（1994）等诗集。作为诗人，他在罗马尼亚文坛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罗马尼亚文学评论界认为“他是尼基塔·斯特内斯库以来诗歌语言最现代化的诗人，词语想象力异常丰富，无穷无尽。”他本人表示：“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和所感构成了我诗歌的基本内容，这比形式要重要得多。”他希望自己的诗歌新颖、质朴、开放，富有感染力，没有任何面具。诗歌外，他在小说和随笔领域同样令人注目。近些年，他主要从事小说创作。 毋庸讳言，几乎所有作家都期望获得那些重要的国际奖项，因为它们能一下子把你照亮。年轻的塞尔维亚女作家蒂娅·奥布莱特（Tea Obreht,1985— ）就属于这样的幸运儿。2011年6月8日，第16届奥兰治文学奖评选结果在英国伦敦揭晓，蒂亚·奥布莱特凭借其长篇小说《虎之妻》（The Tiger’s Wife）摘得桂冠，从而成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虎之妻》是奥布莱特的处女作，直接用英语写成，2011年3月刚刚由兰登书屋出版。小说出版后所获得的好评和荣誉，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奥兰治奖评委会主席贝塔尼·休斯说：“《虎之妻》是一本极为出色的书。蒂娅·奥布莱特是个名副其实、令人激动的新秀。她对世界有着非凡的洞察和理解。她技巧娴熟地将一系列有魔力的故事串联起来，用活泼俏皮的语言给读者呈现出巴尔干半岛长期冲突带来的的悲剧。这部作品提醒我们，人类是如此容易陷入残暴，同时也让我们记住人类的爱是多么宽容和深厚。” 《虎之妻》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巴尔干某个长期陷于冲突的国家。小说主人公纳塔丽娅是名年轻的医生。她和自己的好友佐拉来到海边一座孤儿院，准备给那里的战争遗孤接种疫苗。就在那里，她感觉到古老的迷信和神奇的秘密渐渐包围了她。而她本人也面对着一个伤心的秘密：那就是她外祖父神秘的死因。她的外祖父说要来见她，却去往一个家人从未听说的地方，死在了那里。外祖父是个名医，一定很清楚自己来日无多。但他为何要离家孤独地死去，成了一个难解之谜。悲痛的纳塔丽娅发誓要寻找各种线索，了解外祖父最后的心理状态。她开始求助于自己儿时听外祖父讲述的那些故事。她记得外祖父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带着吉卜林的《丛林之书》。但最最不同寻常的故事，外祖父却从未对纳塔丽娅讲过，需要她自己去发现。那就是聋哑女子和老虎的故事。二战期间，德军轰炸了当地动物园。一只老虎逃到了外祖父生活过的村庄。当地村民陷入恐慌，试图尽快杀死老虎。而一位聋哑女子却对老虎表现出了友善的姿态。她每天晚上都跑去给老虎喂食，不希望它受到村民的伤害。后来，人们发现她的肚子竟一天天大了起来。“虎之妻”之名便由此而来。纳塔丽娅最终意识到，这些故事，就像秘密河流一样，流过了外祖父的一生。正是通过这些故事，她最后找到了自己想要找的答案。 蒂娅·奥布莱特尽管出生于贝尔格莱德，但从小就更随父母流浪到了塞浦路斯和埃及。1997年随母亲移居美国。《虎之妻》中的的不少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民间传说都是她通过家人讲述或者阅读了解到的。人们惊讶于她用充满惊奇和魔力的文学语言编织故事和讲述故事的天赋。美国著名小说家科伦·麦凯恩称赞蒂娅·奥布莱特为“这些年最最令人激动的文学天才”。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帕切特认为“《虎之妻》是一部充满美和想象力的杰作。蒂娅·奥布莱特是一个极具天赋的作家”。显然，蒂娅·奥布莱特已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在欧美文坛升起。 不难看出，不同的东欧作家进入欧美视野，有着不同的内在和外在原因。有些完全凭借自己的文学实力，在欧美文坛获得了应有的瞩目；有些本身就有意识地融入欧美语境，高度重视同欧美作家的对话和交流，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欧美文坛的关注；有些长期定居欧美大国，直接用所在国语言写作，成为欧美文坛的一部分；有些凭借天时地利人和赢得了重要文学奖项，从而隆重登上了欧美文坛；还有些利用文学和政治的平衡，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通过文学之外的路径，赢得了一定的声誉。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多多少少能让我们看到东欧文学的某些动向，但并不能代表东欧文学的全部。 来源：《外国文学动态》2012年第5期 作者：外国文学研究所 高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