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迅速搜索2015年间读过的海外华人小说，从心底跃出的词条，往往都是令人记忆深刻的作品。“年代故事”是属于2015年海外华人小说的关键词；古典化已成为海外华人作家明确的艺术探寻。 华裔小说 2014年末有个重要新闻，美国亚马逊年度最佳图书第一名被一位华裔女作家获得，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为作者伍绮诗(Celeste Ng)赢得了众多国际粉。不得不说，出版界真是敏锐，2015年6月，中文版《无声告白》发行。我们在阅读过汤婷婷、谭恩美、哈金、李翊云的小说后，又发现了伍绮诗。对于读者而言，每一位华裔作家都有独立的艺术个性，这就是阅读制造的快乐和幸运。 小说讲述的是与以往全然不同的移民故事，只关于压抑与自由。莉迪亚被公认的优质女孩，突然死了。家人、同学、邻居都十分震惊，大家得出共同结论：她一定是被谋杀的。随着调查展开，一家人的秘密也随之浮出水面。如果说，作者是通过揭示莉迪亚死亡的真相，解析一个混血女孩真实的情感、需求、理想， 不如说是由此事件激发每个人(不分年龄、性别、种族)认识自己的潜能。悲剧成因，并非只是种族(华人)歧视和性别(女性)歧视，而是一辈子都被要求能满足 别人(父母和美国)的期待。詹姆斯竭力摆脱“异类”的阴影，玛丽琳要证明在任何领域女性都能拔得头筹，内斯和莉迪亚背负着父母的怯懦、不甘和野心。我常想，很多作家是一直努力用作品证明人的眼睛或者人的胳膊是好的，但没有说清楚为什么人是好的。“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 《无声告白》举重若轻地提出并解释人类普同性的问题，它满足了一部好作品的根本要素。 《无声告白》中，家庭教育是故事的基石，这是当前海外华人作品中很少涉及的题材。之前华文小说明确以中西教育观对比为主题的有沈宁的《莲莲和莫妮卡》。与此不同的是，《无声告白》虽是中美组合家庭，但詹姆斯和玛丽琳却不约而同地以中国式的“编织针”理念把孩子严密包裹在父母的期待之中。莉迪亚以 自沉于湖底控诉她的压抑和愤懑，内斯以迫切的逃离摆脱父亲预设给他的“理想”。即使是三兄妹，内斯、莉迪亚和安娜之间，也都是隔绝和陌生的。伍绮诗温情地描述了兄妹的两次独处：一次是小时候，内斯带莉迪亚偷溜去湖里游泳；一次是濒临绝望的莉迪亚却在哥哥房间仰望到浩瀚星空。寂静时，无声处，两人都瞬时感受 到了曾被家庭封存的自由。内斯和安娜终将莉迪亚放在了心里，“将来发生的每一件事，我都愿意告诉你。”最终，倾诉让人不再孤独。 战争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战争也成为文学创作的年度热词。在海外华人文学中，陈河于2009年发表的《沙 捞越战事》独树一帜，在国籍和种族间如何取舍成为折磨“丛林之王”周天化的痛苦渊薮。战争让人们“时时刻刻感受到人与死亡近在咫尺，我们总是围着死亡打转”。(阿列克谢耶维奇：《锌皮娃娃兵》) 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是一部值得阅读与品味的作品。它描绘了“战争时代”，战争给予人的最大启示是珍惜“自由地活，自由地爱”。父辈“用艰苦的战争结束了战争，却没有彻底结束暴力”；子辈“走过了一条长长的，对付暴力和暴力后遗症的道路”。 “疯狂”的可以是战争、时代、人性、爱情，是“浪榛子”B-25和B-24J，而南嘉鱼是名副其实的“浪榛子Ⅲ”，她的“疯狂”是离经叛道。小说最大的亮点聚焦在《战事信札》，它既是范笳河战时生活的记录、中美友谊的见证，又凝聚着战乱时代的爱情。 作品刻画的“战争”有两层含义。一是“二战”，由舒嗳、范笳河的故事来承载，但真实战争的经历由第14航空军的马希尔战队来讲述。一是人性，由 “青门里”的两家人：南诗霞、黄觉渊/舒嗳、颐希光去承载，回忆“抗日”与“文革”的受难点滴。范笳河临终写给舒嗳的祭文，承担《战事信札》续篇的文学功能，解开“浪榛子”的身世之谜(舒嗳女儿)。宽阔的时空充盈在小说中，“分”与“合”引领叙事的节奏。颐、黄、范三家终因血缘聚合在一起。 袁劲梅选择回首“战争”，小说里的主人公无论年龄、性别、国籍，读者都能从文字中抽离出一条相似的人生轨迹，即“每一步都是迷失，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路”。作者心中正确的路是什么？“地球的轨道只有一条，可以叫正道。”小说后半部分“浪榛子”的失踪大哥戚道宽和宋辈新的融入稍显叙事累赘，结尾在 忠勇亭的家祭也有些程式化，略为刻意营造一个大团圆。 严歌苓的《护士万红》(小说以单行本发表时题目改为《床畔》)也写了一个战争年代理想与现实撕裂的故事。她选择20世纪70年代的中越边境战 争，却不同于《高山下的花环》的叙事视角，而是通过普通女护士在战争与和平时期持续的个人行动，重审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并放置于时间线索中回溯和解读其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万红牺牲自己的一切“实体”幸福，如物质之欲、异性之爱、儿女之乐，执著地保护已成植物人的英雄张谷雨。在外人眼中，她的 行为近乎偏执；而对于她而言，信念不灭才是最真实的幸福。万红一再近乎疯狂地寻找证据来证实张谷雨不是植物人，根本原因在于这正是她确定英雄主义存在的方式，也是证实自己人生观正确性确凿无疑的方式。严歌苓通过《护士万红》凝视与反思“英雄”的生命和“英雄”的行为，更是郑重地将英雄主义寄托在万红这个人 物身上，等待它在当下的复活和持续。 “70后” 海外“70后”华人作家以不同于其他代际华人作家的“行走”姿态游历中西，向民间寻根。无论在乡村还是都市，平民成为他们投注深切关怀的对象，作品中顺势而下的是自由的情绪和缄默的感伤。 不同于“50后”的苦难和“60后”的质疑，海外“70后”华人作家的作品是节制的。他们习惯从日常叙事中，通过呈现模糊而暧昧的人际关系，逐步描画中国形象。而目前创作较为纯熟的“70后”作家，特别重视从“民族”和“传统”中寻求突破，守护中国文化与艺术，如山飒、葛亮、张惠雯。他们不会执著于将怀乡恋土的“乡愁”情绪直接倾泻笔端，而是在典雅语言中注入中国古典诗词的感时伤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70后”作家更偏爱传统审美，倒是与 “30后”(於梨华、白先勇、丛甦等)达成了某种艺术共识。 张惠雯的《旅途》开启疗伤之旅，波士顿-洛杉矶-内华达州，空间与情绪由并行化为交织，行走的意义在于清空心理郁结。若概括其短篇小说集《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的艺术风格，那就是平静的忧伤。《月圆之夜》提到的“对于潜伏在心灵深处的情欲、恶念甚至某些纯真的渴求，我可以尽情猜测，却永远也 无法确定”可被视为这部作品集的思想主线。张惠雯用清丽的文字，从揣度中反转现代人情感世界的表里。每一个故事都陷入一种情境，作者陪伴读者共同推理行为的动因和事件的结局。纵观张惠雯近来的小说，对情绪的表达优于对故事的建构，她作品的独特性源自温婉从容的文学气度。 葛亮小说有相对明显的个人特质，他通过持续的创作强化对自然、绘画、音乐、城市、历史的偏爱。细读文本，创作者要抵达的文学彼岸，正如“70 后”台湾作家吴明益所说：最终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依附关系。新作《北鸢》充满浓郁的古典情致，以华丽婉约的语言道尽了卢文笙与冯仁桢之间的寸断柔肠。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的《北鸢》(删减版)，回到了上世纪20年代军阀割据时期，将文笙归置于其孩童时代，代之以讲述昭如、昭德姐妹的动荡人生以塑造乱 世女性的柔顺与坚强。《北鸢》是柔性叙事，流动着昆曲婉转风流的气韵。与《朱雀》仅以“南京”作为写作地标不同，葛亮在《北鸢》中将“民国”视为历史叙述与文化发掘的主体。无论是文笙的漂泊，还是昭如的沉浮，“民国故事”涌动着作者的“悲悯情怀”，它既收藏着葛亮对人间世情的悲悯，又激起受众对平凡人生的 悲悯。与白先勇不同，葛亮没有书写对自我境遇的悲悯，而白先勇在回忆民国风物时则多了一份对个体、对家族的今昔慨叹和生死叩问。 年代 在2015年的华文小说中，年代故事是写作热点，20世纪和21世纪里的特殊时期都成为创作者确立的时间坐标。 薛忆沩的两个“12月31日”，比《空巢》精彩。他是喜欢写城市的作家，也关注中国当下生活。《1999年12月31日》中叙事迷宫的线头是妻子留书出走，朋友死亡的噩耗、妻子留下的空白成为迷宫的组织。《2009年12月31日》，“X”临时决定回国奔丧，与恋人欢爱、与亲属争产、与同学聚 会，依然难以抵消“X”被“家”、“人”共同“遗弃”的孤独。从创作思想看，无论是《1999年12月31日》还是《2009年12月31日》，薛忆沩都 在告诉读者，庸常的生活中依然有思想的“花园”，他从中窥见了无穷的“可能”，以及“可能”之间的小径。“这样的生活”就是两座“花园”的构造主题。 如果说《死着》是张翎对“何为真实”的思考，那么《流年物语》是她对“怎样叙事”的实践。从内容层面来说，张翎回归了最擅长的年代叙事，定格在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反右”、“文革”、改革开放是连缀小说的核心事件。作者的视点在同一个家族的三代人里流转：全崇武—叶知秋—朱静芬；刘年 —全力—全知—招娣；思源—欧仁。从技术层面上看，张翎首次用10个具体“物”为主线，组合三段浸润着悲凉的人生。有意味的是，每一个物的生命都呼应着一位主人的生命。河流、瓶子、麻雀、老鼠、钱包、手表、苍鹰、猫、戒指、铅笔盒，个体拥有同样的超能力“天眼”，它就像“世上编得最细密的筛子，没有哪一样 东西能漏得过我的网眼”。10个“物”，本质上都是自由洒脱的，它们游走城市，穿梭人海，见证和保护着各自主人的伤感、欢乐与耻辱。在流逝的光景里，人性 的复杂诡谲遮蔽了真相，只能由没有悲喜的“物”来阐释特殊年代中生命的真实。 不可否认，我们在研究上世纪7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时候，忽略了蒋晓云。今年，大陆出版了她的《掉伞天》，是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人的故事的再回首。蒋晓云的小说是小格局，但满含绵密的情意。男女的激情、怨情、留情、错情，在《掉伞天》《乐山行》《姻缘路》中被识破，故事包裹着“鸳蝴派” 的痴嗔怨叹和张爱玲的冷静隽永。《掉伞天》具有典型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正像作者笔下波澜不惊的人生，不经意间呵退了世间肆意的浮躁与焦灼。 由此，引出不能被忽视的、归属张爱玲的《少帅》。它是年代作品，也是实事作品，作者讲述属于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1925-1930。张爱玲偏嗜 历史特有的一种韵味，也就是人生味。小说没有她之前作品的巧思与警句，“惨淡经营的伏笔和结构”(《少帅》别册)成为《少帅》中的“含蓄”美学。张爱玲对 “人”和“世”的傲慢与偏见其实是读者最难以忘怀的。我们能感受到译者一直努力维护张爱玲的文学气质，但文本似乎缺少些扑面而来的思想锐气和艺术新意，平稳已大于桀骜。 从近年累积的优质作品看，创作者普遍都更擅长“年代叙事”，回到他们熟知的时代、熟稔的人群，小说展现出颇为从容潇洒的创作笔力。现实题材，尤以华人当下的海外生活为思考对象，略显固化和扁平。需要指出的是，陈谦《无穷镜》的“No Evidence”打开了新思路，珊映这一人物设计虽是作者擅长的“科技白领”，但创作视角继《爱在无爱的硅谷》《梦断南飞雁》后，实现了有时代意义和文学新意的转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