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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盘子的亡灵——阿菊  上边这幅画《皿屋敷》，出自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之手，归属其《百物语》妖怪画系列，是日本江户浮世绘艺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画面里是幽沉的夜晚，栖息于古井的亡灵倚着井沿，颜面青白，口吐游丝。井沿颓残，荒草萋萋。亡灵长颈前探，眉骨高举，眉梢下行，眼角挂血，眼球静止而执着，是一念找寻、心有不甘的凄楚神情。物反常者为妖。这幅画里最为妖气、最为奇幻之处表现在亡灵的长颈上——长颈由数枚盘子构成。这个长颈的造型与常人相比至少有两点“失常”：一是长而虬曲——以日本幽灵画传统造型鲜明地画出了人与灵界的界线；二是构成长而虬曲颈部的材料是一枚枚蓝色的盘子——具有质感的盘子构成的颈部成功地超越了人与物的界限。日本的江户时代是一个迷恋妖怪的时代，从那个时代延续下来的日本妖怪文化，恐怖而唯美。北斋尤其喜欢妖怪，笔下有《百物语》《三国妖狐传》等众多系列的妖怪画。这些画在想象与现实之间首先收服的是人的感情。正是那个时代的北斋，凭着奇想天外的才情、幽默的性格和神奇的画笔，以盘子构成亡灵长长的脖子，使看画的人不觉伸长脖子跟亡灵一起寻找，并将亡灵与盘子作为一体，形象鲜明地存留在记忆之中。 这幅画画的是日本江户时代的有名的怪谈故事。画中的亡灵是江户颇负盛名的阿菊。构成亡灵颈部的那一摞盘子来自中国，日本人叫它“南京皿”，即“南京盘子”。正是这些盘子把这幅画与南京这座城市连接起来了。 日本古代的武士故事最受欢迎的话题之一就是围绕家族继承问题发生的各种争斗，阿菊的故事常常被放在“御家骚乱[1]”框架下讲述。由于阿菊故事充满凄美的色调，这个怪谈在当时家喻户晓，被用说话、狂言、净琉璃、歌舞伎、浮世绘等多种艺术形式反复表现，为百姓喜闻乐见。自然，传说故事在民间，即使借得些历史的影子，也必然会被不断地改编加工，形成多种文本、多种艺术样式。阿菊故事也同样因作者所要表现的主题不同——御家骚乱中的忠与奸、仕主恶德、悲情的爱等而频频出现新情节，甚至在盘子是丢失还是破损、阿菊是被杀还是自杀等方面都有出入，但怎样变化，阿菊最终成为怨灵作祟这一结局都是一致的。 诸多文本的故事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净琉璃《播州[2]皿屋敷[3]》和话本《番町[4]皿屋敷》。下面就对这两种文本做个简要介绍。 净琉璃《播州皿屋敷》（作者不详）主要情节分为三段：御家骚乱的过程围绕大名家镇宅之宝“南京皿”丢失、恶人弄到手、忠臣夺回。骚乱以失败告终，御家得以安然传续。细川家有一个来自中国的传家宝——十枚一套的“南京皿”，是可以解毒的宝盘，高名在外。山名氏曾经以进献室町将军为名向细川家索让，遭到拒绝，细川家年轻的继承人巴之介被山名氏所恼。当细川家发现传承仪式上捧出的传家宝是赝品后，才知晓三十余年前真品已经被盗。巴之介、家老舟濑三平、三平之妻阿菊三人开始寻找宝盘。为了从当铺赎回宝皿，阿菊身陷妓院也在所不惜。家老青山铁山谋划暗杀巴之介，被阿菊察觉。青山藏匿一枚宝盘嫁祸阿菊弄丢，并以此惨杀了阿菊。阿菊死后怨灵祟佞助忠，帮助夺回了宝盘。宝盘回归，细川家秩序得以复原。 话本《番町皿屋敷》（作者不详）讲述的故事是：在青山播磨守主膳的宅邸，有一个使女叫阿菊。承应二年（1653）正月初二，阿菊把主膳的宝贝——十枚一套的“南京皿”失手打碎了一枚。主膳为此切掉了阿菊右手的中指，并将阿菊捆绑起来关在屋子里。阿菊带着绳索逃出去投井死了。于是，深夜时分古井底下就传出阿菊“一枚、两枚、三枚……”数盘子的声音。声音回荡于整个宅邸，令人汗毛倒竖。没过多久，主膳夫人生产，产下的孩子右手竟没有中指。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幕府，主膳的所领被尽数没收。对深夜的数盘声，幕府请高僧诵经镇魂。当阿菊数到“九枚”后，高僧立刻跟着数“十枚！”，阿菊的亡灵说声“这就好啦！”，便随即消失了。 这个怪谈在江户以后也劲传不止，流传比较广的是戏曲《番町皿屋敷》，是冈本绮堂大正五年（1916）创作的怪谈爱情悲剧。剧本写旗本青山播磨与使女阿菊相爱，由于地位不同难结连理。不久有人上门为播磨提亲。为了考验播磨的爱，阿菊将青山家传家宝十枚一套的宝皿打碎一枚。有人看到阿菊故意打碎盘子并告诉了主人，播磨为阿菊如此不信任自己而激怒、而杀了阿菊。此后，播磨心灰意冷，青山家也如播磨的心一样荒败下去。 日本的落语[5]中，也经常说阿菊数盘子的故事。在今天已经属于古典落语的《阿菊数盘子》《皿屋敷》仍然没有被淡忘，高僧以一声“十枚！”超度阿菊永远能带来欢笑。落语里讲看阿菊剧的观众喜欢听数盘子更是讲得妙趣横生，说：阿菊是一个美丽的亡灵，扮演者既漂亮又惹人爱，而且很会用数盘子迷观众，观众特别盼望阿菊快快数盘子。可是还有一个传言说如果谁听到了数“九枚”就会死掉，所以大家且惊且喜地听数到“六枚”后就仓皇向外逃。有一次太多人挤在一起出不去，结果一连听数到“十八枚”。看到没谁死掉，就有人胆子壮起来，问为什么数了“十八枚”，扮阿菊的演员说：“因为明天休息，所以就把明天的份一起数完啦！” 关于阿菊的传说，在日本许多地方都有，至今播州、东京等地都还有以阿菊名字命名的古井，但这个传说究竟原初在哪里已无从考证。不过，从上面列举的例子可以看出，无论怎样的主题立意，怎样地改换情节，在这一故事系列之中，来自于中国的“南京皿”作为相当珍贵的宝贝登场、人物的命运与其安否息息相关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从“南京盘子”说南京 阿菊因为打破（或弄丢）一枚“南京盘子”而丢了性命，足可见故事中的“南京盘子”不是一般的宝贝。说到盘子，中国人一般会想到景德镇瓷器，了解陶瓷史的人再会想到河南的汝窑、浙江的龙泉窑，再往前会想到唐代浙江的越窑、河北的邢窑，却绝不会有谁能想到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出产“南京盘子”的“南京窑”。从故事脉络看，南京盘子是中国产。京都国立博物馆1993年举办的《明末清初的五彩瓷器：色绘祥瑞•南京赤绘•康熙五彩》陶瓷展中，展出的“五彩家鸡文皿”就是“南京赤绘”盘。根据“作品解说”介绍，日本人所说的“南京赤绘”指的是在明末清初动乱之中，由景德镇民窑烧制出的五彩瓷器。这种瓷器在日本被统称为“南京赤绘”[6]。北斋《皿屋敷》中的盘子看上去类似这种样式，不过颜色上北斋所画的很清楚是蓝色的青花。我想北斋创作《皿屋敷》的时候，头脑中的瓷器原形应当还是景德镇的青花瓷。但是，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出产在景德镇的五彩瓷器为什么成了“南京赤绘”？ 景德镇的青花瓷到了《皿屋敷》故事里如何就变成了“南京盘子”？  关于“南京赤绘”，有一种解释，说它们“是公元1634年到1649年之间由中国陶瓷产地出产、经由南京港出口的”，因为来自南京，所以被称为“南京赤绘[7]”。这种说法看似成立，却经不起推敲。只要详细考察一下中日贸易史就会发现这一解释其实不过是望文生义，并不足以作参考。明末清初中日之间主要的货港不在南京而在宁波，如果从出口港来为这些瓷器命名，最应当命名为“宁波盘子”。所以，这盘子何以冠上“南京”二字，必须从其他方向来思考。  “南京盘子”何以称为“南京”？对于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南京意味着什么？南京和日本有什么关联？  吴音的谱系 纵观历史，日本和南京的联系确实非常之深。要寻找最早的联系，就要提到日本语最基本的汉字发音——吴音。它可以告诉我们南京和日本的缘分结得非常早、非常深。根据韩国李根雨教授[8]的研究，历史上最早到日本传播中国经典的五经博士，很可能就是来自南京的梁朝人。按照《日本书纪》的记载，公元513年，百济向日本朝廷派遣了五经博士段杨尔。这里出现的“五经博士”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在中国，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方针，并于公元前136年设立五经博士。《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先后出现了《大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大戴礼》《小戴礼》《施氏易》《孟氏易》《梁丘易》等经书。经书越来越细化，博士的数量越来越多，到元帝年间已有十四博士。在平帝期间，王莽掌权，新增加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博士。后来新增周宫博士主管古文学。到了魏晋时期儒教衰退，能操经业的公卿士庶寥寥无几。到刘宋南齐，虽然设立了国学，但教育并不发达，国家的博士制度面临瓦解。东晋后期五经观念荡然无存，改称为太学博士。国子学设有十经课程，并设有助教。五经博士制度可以说到了刘宋已经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助教和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和博士。在南齐建元四年设置国学，设有国子监和国子博士、助教，但并没有设定五经博士制度。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即自魏晋至刘宋、南齐，中朝都没有设置五经博士的制度。一直到了梁武帝时期，才重开五馆和国学，开始进行五经教育。随着梁武帝积极鼓励五经教育，五经博士重新登场，儒学也开始重振威声。按照史书记载，公元512年，百济首次向梁朝派遣使者。而513年百济即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段杨尔。百济接受梁朝的五经博士制度，通过教育培养出自己的五经博士，再把五经博士派遣到日本，在时间上是绝无可能的。如果再把古代交通所需要的时间考虑进来，最大的可能是百济从梁请来五经博士，又转派到日本。所以，段杨尔很可能是来自梁朝首都建康的中国人。在古代日本语的汉字发音一直是吴音的比重大于汉音。吴音是长江流域的字音，汉音是隋唐时期北中国的语音。公元七至九世纪是日本大量向中国派遣遣隋使、遣唐使的时期，也是日本留学生与留学僧在中国学习的时期。他们在中国学到的发音，应当是隋唐的汉音。如果进入七世纪代表隋唐的汉音成为主流，而此前整个六世纪日本和中国基本没有直接的正式外交往来，那么在日本影响巨大的吴音是何时何种途径传播到日本的呢？李根雨教授认为，吴音传播日本是依靠了五经博士。从513年起，来自南梁的段杨尔、汉高安茂、王柳贵等五经博士，带着《千字文》《玉篇》《文选》《高僧传》等梁朝书籍到日本从事教育活动。就是这些五经博士，为吴音落户日本做出了贡献。五经博士们带到日本的知识、典籍，在后世也一直发挥着作用。 谁能想到南京和日本最早的关联，就藏在一个个日本汉字的读音里。 此后在中日一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中，日本人与南京不断有各种接触。以元代为例，来自浙江的一山一宁到日本后，多次谈到南京的繁华。南京的知名度在日本变得非常之高。来自日本的入元僧都会去访问凤台保宁寺、灵谷寺、牛头山。贸易方面元朝在杭州和泉州设置市舶司，大量的书籍、瓷器、香料、纺织品、铜钱被商人们装船贩运。到了朱元璋定都南京，即位之初，更一度把经营海外当成国家重要方针，其积极推动的力度从派遣福建三十六姓到琉球便不难推想。对于当时的日本，赶走胡元、恢复华夏正统后这一发自南京的文化影响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尽管因为倭寇猖獗和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对外政策发生了发布禁海令这样的转换，但整个东亚一直处于来自于明朝的强大文化影响之下，是谁都不能否定的历史事实。南京在相当一段时期，在日本就是中国的代名词。 再回到“南京盘子”。这个词其实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日语中有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我们可以拿来参考。日语中存在大量的以南京命名的词汇，比如“南京锁头”、“南京鸽子”、“南京袋”、“南京米”、“南京钱”、“南京玉”、“南京豆”、“南京虫”、“南京鼠”、“南京烧”、“南京扣”、“南京棉”、“南京绫”、“南京地瓜”等等，最夸张的是我们平时吃的南瓜，在日本直接就叫“南京”。我们已经知道南京盘子来自景德镇，南京米原产自越南，但至今不知道南京地瓜和被称为“南京”的南瓜，最初究竟来自何处，但至少从这些词汇的存在可以下一个准确的判断：日本语中名为南京的，并不就是南京产，也不就是从南京港出口的。比如日语中南京袋，就是麻袋，没有哪一个人能证明这麻袋是南京特产。而“南京虫”就是臭虫。把臭虫说成是南京特产，怕是南京城一城人都会觉得冤枉。近于真相的答案应该是，在日本江户时代，南京就是中国的代名词。正因为如此，来自中国的很多和日本不同的工具、物品、植物都被冠以南京一词，对南京玉、南京扣、南京锁、南京钱也都可作如是观。 江户幕府末期的“南京”   说到南京，还必须提到在江户末期到明治初期描绘横浜外国人居留地生活的浮世绘作品中，和那些金发碧眼的欧美人一起登场的，经常被标记为“南京”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都是清朝人的打扮，他们和欧美人一起参加各种活动，身份明确地被标为“南京”。比如上面这张绘于文久元年（1864）的《外国人物图画》，和“佛兰西” (法国)、“英吉利”（英国）、“红毛女人”并列的就是“清人南京”。这样标有“南京”身份的画在浮世绘中还有很多。除了“清人南京”，他们有时候被标记为“南京人”、“五国以内之南京”、“五国之内ナンキン（南京）”、“清朝南京”，或干脆标以假名的“ナンキン（南京）”。以下是我搜集到的浮世绘中被标记为“南京”的部分作品。               画面中这些中国人梳着清朝人的辫子，服装也多是清朝的马褂，在一群外国人中活得有模有样。我一开始把他们就看成是清朝人，后来看到下面这张《各国旗章大略•万国人物揃（大全）》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因为图中一位头戴顶戴、身穿黑色清式官袍的老者被标记为“キン人ヤ”（清人也）的另一面，一个身着红色长袍、头戴清式帽子的年轻人却明明白白被标记为“南京”。另外一幅《万国男女人物图》中，身穿清朝大臣皮弁的老者被标为“清朝人”的同时，另一面一位头戴南瓜皮帽的年轻人却明白被标志为“南京下官”。 那么，这些活跃于日本幕末的“南京”们究竟是谁呢？    这些“南京”们，就是和欧美各国商馆的商人们一齐上陆的中国人。日本横浜开港于1859年7月1日，从那一天起这块土地就频频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这个时候的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商团成员，基本上是从中国的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外国租界迁过来的。当他们要出发到日本从事商业活动的时候，这些洋人们基本不了解日本人的语言和风土习俗，而很多中国商人在这方面却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国人到日本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还有一个明显的便利，就是汉字。即便不会日语，中国人和日本人也可以通过汉字笔谈。正因如此，来横浜的欧美各国争相聘用中国人做助手。和欧美人一道来横浜的中国人，竟然占到居住在横浜的外国人总数的60%左右。1874年在横浜的2411位外国人中，“南京”们有1290人之多。[9] 下面一幅是著名浮世绘画师歌川广重的《横浜异人馆之图》，请注意画面上专门标明的“南京へや”（南京屋）。到横浜的中国人不仅从事生丝、茶叶等商品的进出口商业活动，而且还有会盖洋房的、会刷油漆的、从事英语印刷的、会造洋乐器的，当然还有会做饭的。在当时的日本，他们是日本列岛上拥有世界最先进知识的群体之一。在江户日本人眼中，这些中国人一定是很特殊的存在。了解了这些，我们就有了一个历史的视角来回头再看浮世绘画中的“南京”们。我们在这些画中看得到从事生丝贸易的“南京”、看得到以“南京船”为背景骑在马上奔驰的“南京”，和欧美人们一道且歌且舞的“南京”，遛狗的、劝酒的、算账的、照顾男女洋人的……至于这些中国人为什么会被称为“南京”，原因与我们前面探讨的“在日本江户时代，南京就是中国的代名词”这个结论有直接关系。清代到日本的中国商船被称为“南京船”，船上水手们用绳子打的水手扣就叫“南京扣”，装货用的麻袋就叫“南京袋”，划的拳就叫“南京拳”。横浜开港前后，日本先后有长崎、横浜、神户三处中国人聚集居住的地方，这些后来被称为“中华街”的地方，当时就曾被喊做“南京町”。还记得当年美国海军最初叩开日本大门的时候，为佩里做翻译的是一名叫做罗森的中国人。这位罗森可以算是最早的“南京”。   这些“南京”们后来去了哪里？1866年，在横浜山手墓地为中国人开辟了一块1650平米的墓地。但是和欧美人和日本人不同，对于当时的“南京”们，横浜不过是赚钱的地方，人死后叶落归根，最后要移葬回自己的本乡本土，所以去世的人只是暂时葬在这块墓地，等几年一度的运尸船开来时再从土中起出骸骨归葬故里。为了适应这特殊的葬俗，1872年在横浜中区大芝台设立了中华会馆，即今天的中华义庄。1892年“南京”们捐资在中华义庄盖起了地藏王庙。这座砖瓦结构的庙盖得很结实，居然耐住了1923年的日本关东大地震，一直矗立到今天，成了横浜最早的一座砖瓦结构的建筑物。关东大地震不幸遇难的华侨很多，很难都运回大陆改葬，那之后中日关系风云变幻，形势已经不允许有专门的运尸船来往中日之间。这块“南京”们开创的墓地，就成了子孙们入土为安的所在。[10] 日本文久二年（1862），浮世绘名家歌川芳虎画了一套《万国名胜尽兢》，英国画的是伦敦，法国画得是巴黎，美国画的是华盛顿，而中国画的不是大清国的都城北京，而是南京城。画面上的说明文字是这样写的： 南京为支那一大府会。当时为清国王族之居城。三方望海，城下街巷之间造为流水，各处架桥以渡。商家数万轩，并栋街道两边，将蛮国商官于此所彼所造为居馆，以卖国之所产而收购土产货物，与本朝横浜之地无异。异人乘船于海港或出或入，繁盛无余州可类比者。且都下隔一里处有柳巷花街一廓，妓女三千，宜乎舒锦绣之袖，调歌舞艳曲而昼夜不绝。总支那五十八省中，南京之男女形容优艳，委心于技艺，而行为趋利之事。盖暖地繁花由乎国风者欤。[11]     这是古代世界的南京留在扶桑最后的一抹影子。这里的“清国王族”应当指的是大明王朝，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一直是设有六部的留都。这是一位充满想象力的日本画家。没有到过中国，却在1862年想象了一座大清帝国的南京城。一座三面临海的威尼斯一般的水上城市，一座满是各种货物的外国人商馆、妓女三千昼夜锦袖艳舞的妓院和为了利益奔跑的城市。画面左边人家的对联“野花艳目，不必牡丹；李白醉人，何必绿蚁”，来自明人陆绍珩的《醉古堂剑扫》。右边人家的门联是“刘伶仰卧画床前，李白醉眠描壁上”，采自《水浒传》。这是他们熟悉的中国和陌生的中国的汇合，是刚刚开国后日本人的中国想象。有趣的是，在这位画家的想象里，在日本如此活跃的“南京”们当然早就走向了世界。所以在他骋想象画就的巴黎码头上，会有一位打着唐伞的“南京”正和另一位交谈甚欢。  这一年，距离日本明治维新的1867年还有五年。 这一年，距离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还有三十二年。 [1] 御家骚乱：多指江户时代大名家为继承人或权利争斗而引发的骚乱。 [2] 播州：播磨国的别称。现为兵库县南部。 [3] 屋敷：宽庭宅邸。 [4] 番町：番町：江户时代旗本大番们的宅邸占地从一番町到六番町，成为地名。现为东京都千代田区西部地区。 [5] 落语：近似于单口相声。产生于江户，承传至今的一种说话艺术，也称落话。以江户初期笑话集《醒睡笑》（8卷）作者安乐安策传为鼻祖。以创作时间为界分为古典落语（江户至明治时期创作）与新作落语（明治以后创作）。在尾声处抖落包袱是其重要特征。 [6]京都国立博物馆《明末清初的五彩瓷器：色绘祥瑞•南京赤绘•康熙五彩》第47页，京都国立博物馆1993年版。 [7]日本文化厅运营的“文化遗产在线”对“南京赤绘”即做如是解释。参见http://bunka.nii.ac.jp/Index.do。 [8]参见李根雨《日本书纪的五经博士和吴音》，《日本历史研究》（2010年）第31期。 [9]《横浜150年：历史与现在》第64-67页，明石书店2010年版。 [10]同前《横浜150年：历史与现在》，第216-219页。 [11] 端山孝《浮世绘所见幕末明治文明开化》，第51页，讲谈社1979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