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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文艺发展已迈入多样化时代。从风格类型到功能指向，从题材内容和借鉴资源，从作品类型到创作主体，从数量、产地、体裁到文艺的传播载体，“多样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文艺发展最显要的特征之一。文艺发展的多样化与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化存在直接关联。然而，文艺发展多样化与文化需求多样化中间存在着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和值得警惕的问题。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正确把握文艺发展的多样化规律，认清文艺发展多样化与文化需求多样化之间以及“多样化”与“多元化”、“自由化”、“主旋律”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有助于正确贯彻“二为”、“双百”的文艺方针，而且对于推动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文艺发展 文艺需求 多样化 统一 作为一项特殊而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文艺创作不仅体现了和反映着异彩纷呈、无比丰富的社会生活，满足着不同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年龄等不同接受群体的精神、文化、审美和文艺需求，而且渗透着创作主体独特的人生经验、艺术个性和审美情趣，这决定了文艺创作必然在内容与形式、题材与体裁、语言与风格等各个方面存在多样性、复杂性和差异性。就像列宁所说，“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①] 文艺多样化（包括文艺发展多样化和文艺需求多样化），作为文艺发展的重要规律，也同样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正确把握文艺发展的多样化规律，理解文艺发展多样化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内涵，认清文艺发展多样化与文艺需求多样化之间以及多样化与多元化、多样化与自由化、多样化与主旋律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有助于正确贯彻“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而且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艺发展多样化格局的形成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非敌即我”的政治观念以及“写中心”和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等文艺创作规定的影响，文艺生产的简单化、模式化倾向十分明显，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体裁上的单一、刻板，成为当时文艺创作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实践观念得到拓展，精神生活更加丰富，文艺也逐渐由原先的单一、刻板走向多样化。上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入，以及各种新媒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量普及，文艺发展多样化的趋势更为明显。无论是文艺的风格类型、题材内容，作家的创作姿态、年龄分层，文艺的功能指向、存在样式等，均变得异彩纷呈。“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发展最显要的特征之一。 对于文艺多样化的“基本内涵”，邓小平同志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曾明确指出：“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②] 从这段讲话中可以看出，文艺发展的“多样化”至少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风格类型的多样化。即文艺可以存在“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等各种不同的风格类型。用周恩来同志的或说，即“有的时候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快的东西，有刚也要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③]。第二，功能指向的多样化，即文艺既能够使人受到“教育”和“启发”，亦能让人获得“娱乐”和“美的享受”。也就是说，文艺能够在交流情感、认识社会、启迪教育、政治意识形态、休闲娱乐以及文化审美等层面发挥作用。第三，题材内容的多样化，即文艺既可以反映“英雄人物的业绩”，也可以表现“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既可以表现“现代人的生活”，亦可以展示“古代人的生活”。仅从电视剧、电影的题材来看，历史、战争、家庭伦理、谍战、爱情、恐怖、谍战、玄幻、宫廷等题材不断翻新并相互交叉。第四，借鉴资源的多样化，即对于古代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进步和优秀的东西，都应该学习和借鉴。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市场、资本、商业等要素在文艺领域的大幅介入和渗透，我国的文艺发展状况变得更为复杂，文艺的“多样性”内涵不断扩容，其多样化表现除上述风格类型、功能指向、题材内容、借鉴资源等四个方面外，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作品性质的多样化。就文艺作品的性质而言，在我国当前多样化的文艺格局中，不仅存在着位居主流的社会主义主旋律文艺，亦有处于边缘地位的非主流文艺和作为主旋律文艺之对立面的反主流文艺。作为主流的主旋律文艺得到了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处于边缘地位，以先锋艺术、地下电影、另类文学等形式出现的非主流文艺，旗帜鲜明、表现活跃；同时，处于主流文艺之对立面的、以否定姿态出现的反主流文艺也不时出现，突出表现为：一是在文艺创作中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通过表现所谓的现代孤独感和荒诞感，把我国社会现实描绘成“他人即地狱”、“生存即恐惧”的阴暗景象；二是突出展示人类的动物本能和原始欲望，无节制地追求感官刺激，刻意渲染暴力、色情、拜金主义、包二奶、一夜情等与道德风尚相悖的价值取向，文艺创作近乎成为艺术家们欲望发泄的公共舞台。它们不仅无助于提高人们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美感，甚至可能摧毁我国长期以来在道德伦理、理想信念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第二，创作主体的多样化。这在今天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年龄结构的分层化，即当前的文艺创作群体，既有出生于新中国之前、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作家，亦有经历过十年“文革”浩劫和“知青下乡”运动的中年作家群，既有沐浴着改革春风而成长起来的“八零后”，又有在市场经济洗礼中成长起来的“九零后”和“零零后”等青少年作家群。不同时代背景成长起来的文艺创作者群体，在生活经历、人生经验、性格气质、审美趣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二是创作主体身份上的多元化，即既有“体制内”作家，又有“体制外”作家，既有以创作为业的专职作家，又有自由文艺创作者。不同年龄、身份的创作主体，决定了创作个性的千差万别，形成了文艺创作中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的千变万化。第三，文艺传播媒体的多样化。从文艺的传播媒体来看，当前文艺的多样化有更加突出的体现：在电影、电视之后，更是依托于互联网而出现了“网络文艺”（比如网络小说、漫动画、手机游戏等）现象，网络游戏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一种新型的文艺样式，电影3D技术日渐成熟并向电视等领域拓展，各种传媒载体技术彼此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为文艺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无限潜能。 可以说，从风格类型到功能指向，从题材内容和借鉴资源，从作品类型到创作主体，从数量、产地、体裁到传播载体，文艺多样化在当代不仅表现得异常复杂，而且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更进一步言之，这不再仅仅只是题材、体裁、风格等“表层”的多样化问题，更涉及到对文艺之本质、价值、功能等更为“根本层面”的多样化。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文艺的多样化是数量、产地、内容、体裁、风格等表层的差别，实际上却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差异。比如，不同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作家群体，在创作姿态和文艺功能认知方面就存在重大差别；“体制内”作家同“体制外”作家在创作旨趣以及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上亦非常不同；传播方式的不同也常常折射出精神追求上的根本差异，比如借助于互联网进行创作的网络写手们的创作路数和交流方式，就与传统的纸上创作截然不同，这在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纸上漫画与网络漫动画之间表现得极为清晰。在此情形下，“主旋律文艺固然声势雄壮，另类文艺也旗帜鲜明。标新立异者理直气壮，哗众取宠者乐此不疲，先锋派我行我素，媚俗者招摇过市。文艺确乎已进入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花样翻新的时代” [④]。作为文艺发展的重要规律，文艺的多样化有助于文艺发展的繁荣，符合“提倡多样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国家基本的文艺方针。但同时必须清楚的是，“多样化”不等于“多元化”和“自由化”，文艺的“多样化”应当是以“二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基本方向的、在“主旋律”文艺引领下的文艺多样化。只有认清这一点，才能更好地实现文艺的繁荣发展。 二、文艺发展对需求的多样化调适 当前，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科技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国际交往的日益深广，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深刻变化，绝大部分地区人们在需求方面已经远远超出纯属为了维持生命和日常生活之物质满足，而有了更多精神、文化、审美层面的需求。这符合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按照马斯洛的说法，当人们获得“生理”、“安全”等维持生命和日常物质需求的满足之后，就会寻求“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等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满足。[⑤] 而人们在精神文化生活层面的需求多样化，正是社会大众地位提升的重要体现，是现代社会步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新媒体时代最为宝贵的社会文化生态。一个宽容、文明、开放的社会，尤其应当在精神、文化、审美、文艺等层面接受和满足大众的多样化需求。对此，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文艺工作“负有其他部门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⑥] 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只要是能够使人民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的精神产品，都应受到欢迎和鼓励。”[⑦]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对人们精神生活之多样化需求做过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⑧] 这里，邓小平从三个方面列出了人们文化需求多样性的不同因素：第一，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由于“历史”传统、“地域”差异以及我国“人口众多”之国情，决定了不同群体的人们在精神文化需求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第二，从中观层面上来看，由于人们有着不同的民族、职业、年龄、经历、教育程度等“身份”特征，这使得拥有不同“身份”的人们在文化欣赏和审美趣味上存在很大差异。第三，从微观层面上来看，由于不同的个体存在着不同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这也决定了人们在文化需求方面的多样化。 造成人们在文化需求方面多样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尤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特别是当代传播与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与科技的相互作用，是要特别加以关注的方面：（1）人民群众在文艺、文化上的需求具有多样性、丰富性，但这种需求的满足与我国的经济状况存在密切关系。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我国经济生活呈现出空前复杂和迅速变化的局面。国有经济不断调整、有进有退，私有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带来了社会阶层、利益群体的分化与重组，导致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诉求、价值观念、欣赏趣味）的空前复杂与多样。需求的多样化，要求文艺的多样化，而文艺的多样化，正是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需求多样化的结果，这方面需求更全面的满足要依靠经济进一步的发展。（2）如果说物质需求满足后，人民群众对文艺、文化的需求首先是一种可能性的需求话，那么，技术尤其是当代日新月异的电子传媒技术则使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从科技层面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电脑、手机在普通居民中的普及，互联网用户的剧增，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当代传媒的多样性，有助于文艺需求得到现实的多方面的满足。 三、多样化需求的满足与多样化文艺的发展 当前，我国文艺发展已迈入多样化时代。文艺发展的多样化与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多样化需求存在直接关联。然而，在文化发展多样化与文艺需求多样化中间，均存在着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和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比如，在文艺发展的多样化方面，部分人割裂“多样化”与“主旋律”之间的关系，片面地将“多样化”理解为文艺的“多元化”或文艺的“自由化”，这是完全错误的。在文艺需求的多样化方面，由于市场、资本、商业等因素对社会生活的介入，部分人在文化消费层面出现了一些过度娱乐化甚至低俗化、庸俗化、粗俗化的消费需求，这样的文化需求，不仅不利于提升人们的审美情趣，反而容易侵蚀人们的意志、理想和信念。如何既满足人们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促进文艺的多样化发展和繁荣，成为文艺理论界应当予以特别关注和解决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文艺发展的“多样化”不等于文艺的“多元化”和“自由化”。“二为方向”（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关于文艺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其中，“二为”代表着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双百”只能是在“二为”前提下的“双百”。也就是说，尽管当前我国文艺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格局，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文艺类型之间可以等量齐观、不分主次。前些年里，一部分人抛开文艺的“二为方向”去讨论文艺的“双百”方针，其结果不但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多样化，而且容易陷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淖。这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也就是说，我国文艺发展的“多样化”既不是失去方向的“自由化”，也不是没有主次的“多元化”；文艺的“多样化”要予以积极鼓励，文艺的“自由化”和“多元化”则必须予以坚决反对。我国当代的文艺发展“多样化”，绝不是放任自流、各行其是的“多样化”，而必须是在“二为方向”统领下的文艺发展与繁荣；强调文艺发展的“二为”方向，不仅不会妨碍和削弱文艺的多样化，而且有助于指导和促进我国当代文艺多样化的健康发展。 （二）正确认识文艺需求“多样化”中存在的弊端。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多方面和多层次性，既为文艺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也对文艺的多样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精神文化需求多样化层面存在的一些弊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这些弊端在于，当前我国的文化思想领域中流行甚至泛滥着一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旋律思想肆意对抗的杂音、噪音与不和谐音。尤其是在当前的新媒体语境下，大众精神和文化的多样化需求更容易通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媒体之“毫无禁忌”和“无所遮拦”的通畅与自由得到全面、无底线的释放。也就是说，受市场、资本的侵蚀，加之新媒体的助力，大众的多样化需求极易受到变动不居、不断转型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变化的影响，使得社会文化思潮相比于传统的社会结构显得更为激进、易变、浮躁，即社会和人们的需求更容易陷于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谓的“失范”（anomie）状态。按照迪尔凯姆的说法，社会的“失范”是由个人私欲的增长和道德调节的缺位所造成的，由此，要重建社会秩序并实现对人们精神和文化需求的调适，在个体层面需培育和完善公民的规范意识和良好的个人品德，在群体层面要加强职业伦理和职业规范建设，在社会层面则应构筑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在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的同时，加强对文化需求“多样化”的正确引导。[⑨] （三）在文艺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实现文艺发展与文艺需求的多样化统一。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当代文艺尤其影视艺术的大发展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但辩证地看，作为“产业”之一种的文化市场的趋利倾向容易产生负面影响，比如部分影视剧为提高上座率、收视率、点击率和销售量，以大数据寻找观众的兴趣点，拼命迎合观众口味，以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其后果是各种“雷剧”、“神剧”、“脑残剧”的不断上演，但由此而过于低俗化和过度娱乐化的制作却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影视作品的艺术水平。这就要求我们在以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途径的同时，要避免把文艺、文化发展完全交给市场。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就是“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⑩]。这是因为，许多商业性、娱乐性的文艺产品可能并不考虑“政治”目的和“教育”功能，难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纯粹出于“经济”或“商业”动机。它们不仅自觉不自觉地传播错误的价值观，而且可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造成负面影响。由此，在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强调文艺、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努力打造出既“叫好”又“叫座”，既能体现社会效益又能实现经济效益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要大力扶持和发展公益性的文艺事业，通过资金投入、政策扶持等方式，努力引导生产出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只有实现文化产业与文艺事业的协调发展、“双轮驱动”，才能不仅有助于推动文艺的多样化发展，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多层次的文化、审美需求。 [①] 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69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③]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下册），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838页。 [④] 龚政文：《文艺多样化·主流文艺·先进文化》，《理论与创作》2001年第1期。 [⑤]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人的动机理论》，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⑥] 邓小平：《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⑦]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论党的建设》，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⑧] 邓小平：《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⑨]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0年版。 [⑩]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