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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列宁文艺思想的当代启迪意义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外 吴晓都 参加讨论

    一.列宁文艺思想与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在传统上是一个文学中心主义的国度,文学主题的中心是俄苏民众的现实生活。这个伟大民族的经典文学哺育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列宁就是其中之一。 
    列宁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家,而且,他对本民族的文学艺术历史与现状也十分熟悉和关注。列宁的文艺思想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机械地照搬下来的,而是通过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大量阅读,又充分深入广泛地了解俄苏文艺实践后概括总结出来的,它来自于俄苏文艺实践,又指导文艺实践。因此,列宁的文艺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色彩和民族文化的个性。正像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家卢那察尔斯基早就领悟到,列宁在评价俄罗斯文学经典文学的意义的时候总是与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具体作品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领袖,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早期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他依据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丰富经验,总结了俄苏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重视俄苏现实主义文艺的成就和发展规律,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尤其是对文艺的人民大众性质的阐述,对世界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的发展有特别的贡献,对20世纪世界的进步文艺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列宁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有着切身的深刻体验与精辟的见解,他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解与阐释至今有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新的世纪,仍然需要认真深入理解列宁的文艺思想的精髓。尤其是在对近代以来影响中国文艺近百年的俄罗斯文学艺术重新审视中,依然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辩证的方法论为指导。 
    二 .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主题思想之核心是“文艺为人民服务”。 
    文学艺术创作与出版的重心是向工农文化普及倾斜。俄罗斯19世纪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是重视文学的“人民性”。这是普希金开创的又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 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谢德林、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进步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文学传统。也是俄罗斯进步文化的一大显著特色。现在俄罗斯文学研究界似乎形成了一种观念模式:苏联文学的人民性原则来自民粹派,的确,“走向民间”是民粹派的主要行动主张。但是,同情下层民众,接近人民却不仅仅是所谓俄罗斯民粹派的思想信仰。而且,这也绝不是19世纪中后期才盛行的思想运动与流行的社会文化观念。从18世纪末期俄罗斯启蒙作家拉吉舍夫开始,俄罗斯文学的人民性的思想就已经萌芽。他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就体现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农奴们的深切同情。普希金的先师卡拉姆津虽是感伤主义的代表,但他的多愁善感中页多少流露出对下层弱势主人公的怜悯。普希金的文学教养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农奴身份的奶娘,一个典型的下层劳动妇女。所以,普希金很早亲身就接触到民众阶层,不仅了解了劳动者创作的民间文学,而且认同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关心他们的生活处境,理解他们喜怒哀乐。《乡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普加乔夫史》等创作中强烈表达的对民众遭遇的关切是后来俄罗斯文学人民性特点的典范。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 托尔斯泰继承了普希金文艺思想人民性的强大传统。老托尔斯泰创作的人民性特点从他的《战争与和平》、《复活》中可以清晰洞见。这里要特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人民性思想。过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以他的流放为分水岭,分为激进和妥协两个部分。似乎他转入笃信东正教后就与俄罗斯人民的思想意愿隔绝了,因此就脱变成与俄罗斯社会变革进步倾向相脱离相对立的保守作家。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农奴制社会的批判,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倾向的批判,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贪婪本性的批判,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尖锐揭露都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的,换言之,都是俄罗斯文学“人民性”的体现。其实,20世纪80年代苏联科学院版的《俄罗斯文学史》也特别强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与19世纪俄罗斯社会变革进步思想有契合的地方。[1]所以,列宁在苏维埃俄国联建国之初列宁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资格与普希金、列夫 托尔斯泰等人民喜爱的具有人民性的大作家一起被列为工农国家中可以树碑立传的作家之列。而列宁的文艺属于人民的思想页正是在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文学人民性思想这个传统上提出来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在与德国革命家蔡特金的一次亲切谈话中提出了“艺术属于人民”的经典论断,“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2]列宁思想重在阐明;文化的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满足工农和其他阶层的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努力提高劳动者的文化品位,促进最广大民众文化的发展。他还指出: “当劳动大众连面包还吃不上时,怎么还能将精致的甜饼干送给少数贵族”。卢那察尔斯基也回忆到,列宁在苏维埃国家建国之初,不同意将有限的建设资金投入到仅仅供给城市文化精英使用的莫斯科大剧院的维修上,而是主张将有限的经费用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普及上。 
    列宁继承了俄罗斯民族文学“人民性”的优秀思想传统并用唯物辩证法加以发扬光大。正因为贯彻了列宁的文艺思想和方略,布尔什维克的文艺政策拥有了最广泛的民众基础,从而为繁荣苏维埃俄国文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列宁的文艺思想和苏俄早期富有成效的文化建设历程,可以看出,文化的“先进性”的一个极为重要因素是它人民大众的性质。  
    十月革命为俄国劳动大众提供了掌握和享有文化的权利。但是,在如何进行文化建设的问题上,在文化事业的参与者中存在两种偏颇。一方面,由于旧时代的影响,所谓的“精英文化”意识在苏俄早期仍然有顽固的自我表现。某些旧俄的知识分子还竭力鼓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和“纯艺术”的理念;形式主义艺术家和理论家并不关心普通劳动者的文化发展和提高的问题。另一方面,有一些自命不凡的尚未弄懂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家”要彻底弃绝旧时代文化,创立所谓纯之又纯的 “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走极端的文艺家甚至要将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这样世界公认的经典艺术大师排斥在新兴的苏维埃文化之外。列宁对这两种错误观念都及时进行了尖锐地批判。 
    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迫切而光荣的使命是尽快提高苏俄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准。因此,在苏俄建国初期物资匮乏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限制只有少数艺术精英才欣赏的“现代派”作品的发行,而将当时有限的文化发展资金和条件用于劳动大众的文化教育普及。苏俄文艺创作者应当采用普通读者熟悉和喜爱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不是少数知识精英偏爱的现代派手法。由此可见,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确是苏维埃俄国最广大人民文化利益的忠实代表。他们的文化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对待古典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和极左态度。列宁又提出,只有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全部优秀成果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正是列宁在其著名的《共青团的任务》中指出了文化的先进性与文化的继承性之间的内在辩证的联系。文化的发展与进步绝不可能从天而降,也不可能凭空产生,而只能是在前人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向前演进。列宁指出:“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的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 …  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3]其实,列宁在这里强调了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文化的先进性离不开对优秀传统的合理继承。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大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培养社会主义新的知识分子,团结最广大的文化人士和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建国初期的基本的文化建设方针。 
    正因为贯彻了列宁的文化思想和方略,布尔什维克的文化政策拥有了最广泛的民众基础,从而为繁荣苏维埃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按照列宁的文化思想和文化方略制定了适合当时国情的文化政策,例如,1925年,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其主旨是:优待农民作家并且无条件支持他们;宽待“同路人”作家。历史证明,联共(布)的这些文化政策的确受到良好效果。苏联建国仅仅十余年就涌现了包括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洛霍夫和社会主义文学经典作家尼古拉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内的工农出身的几十位文学巨匠;从俄罗斯帝国时代走出了的作家阿 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勃留索夫、勃洛克、叶赛宁、音乐家指挥家亚历山德洛夫、作曲家普洛科菲耶夫等也都积极投身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得益于布尔什维克党正确的文化政策,苏联文学艺术在20世纪20--30年代就获得了空前的大繁荣。不仅文学创作繁荣,而且电影艺术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爱森斯坦的电影创新不仅体现在导演和表演时间上,更体现在电影诗学的独创方面,他的名作《战舰波将金》获得美国艺术学院奖,他的 “蒙太奇”理论更获得了世界电影界的普遍承认。苏联文艺把握了先进文化。可见,作为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党理性的文化政策赢得了苏联人民的衷心拥护。通过回顾列宁的文化思想和苏俄早期的正确的文化建设历程,可以看出,文化的先进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人民大众的性质。易言之,文化的先进性与的文化的人民性是密不可分的。离开了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去谈文化的先进性是不可想象。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文化政策必须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宗旨。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 .“理解和提高”民众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位是一个有机的文化建构统一体。 
    必须铭记,在理解民众审美趣味的同时,社会主义文艺还要努力提高劳动者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位,推进民族的和时代的文化向更高的目标发展。要辩证的理解列宁文艺的人民性思想,“理解和提高”民众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位是一个有机的文化建构统一体。其实苏联文艺的关于“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思想是西欧进步文艺思想的一个合理总结,古希腊文论家强调文艺作品,特别是悲剧要起到净化人类灵魂的作用,即“卡塔西斯”的审美净化效用,古罗马文艺思想中“艺术寓教于乐”的教训也是如此,直至19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作家维克多 雨果提出了作家是“建构人的灵魂”的积极的文艺教益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列宁文艺思想的深厚思想基础,是苏联进步文艺思想的先驱,这些优秀的文艺思想传统值得今天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传承和延续。 
    四. 在民族文化的基石上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也是列宁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列宁特别重视对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的传承。社会主义文艺是继承世界一切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度,多民族文化的元素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是个有利因素。把握民族文化的特点并弘扬这些特点尤为重要。其实,列宁在谈到国际共运的基本原则时也强调了各民族在运用中的“细节”的不同。列宁指出,:“没有民族特点的人… …是没有的”。“不同的民族走着同样的历史道路,但走的各种各样的曲折小径”[4],他关于民族文化特点的这些思想也反映在他的文艺思想中,也是强调民族文化特点对于发展和繁荣民族文艺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正如苏联的一位著名文论家指出的那样:“艺术家所拥有的民族历史经验成了创作的基础,艺术和思想的过程不可能在民族历史环境所提示的艺术环境之外来表现。”[5]。弘扬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同时又积极地用各民族的文化成就来丰富自己,这就是列宁关于多民族国家文艺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思想内涵。列宁自己的写作中就经常运用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经典词汇和象征,认为它们生动形象贴切。俄罗斯革命家教育家克鲁普斯卡雅曾经谈到列宁对托尔斯泰语言的运用:“托尔斯泰的《安娜 卡列尼娜》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森林中春天的精彩描写:小草的最初一批的幼芽正在破土而出,拿着枪带去打猎的列文站在那里,暮地发现一片干枯的树叶微微动了一下,是钻出地面、泛着绿色的小草的幼芽顶动了它。我和伊里奇不知怎么竟谈起托尔斯泰笔下这片树叶来。后来伊里奇不止一次地用了‘新生活的幼芽…  …’这个说法”[6]  
    五.与时代同步的文艺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先驱中,列宁是20世纪初最能与时俱进的革命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典范。更重要的是,作为博学的执政党的领袖,列宁对文化问题的真知灼见,他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具有科学而深远的启迪意义。  
    苏维埃俄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共同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国家不仅是人类社会制度史上的空前未有的创新,也为人类文明发展提出前所未有的艰巨的课题。布尔什维克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除了面临亟待恢复国民经济的迫切任务外,还面临着如何从文化上建国,这也是一个丝毫不亚于经济建设和国防问题的重大任务。树立怎样的国家文化形象,进行怎样的文化建设,首先关系到苏维埃国家的建设者队伍素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同样,列宁和刚刚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文化的建设者,特别是没有新型的先进文化建设者,也担负不起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重大使命。但是,对于人类历史上的这个崭新的国度和公民而言,文化的取向和构建问题,在当时的苏维埃文化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苏维埃国家文化的定位抉择中,执政党领袖列宁的思路、决断及其成效值得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者与建设者回溯和深思。 
    列宁的文艺思想在不同的时代,都闪烁着它们所蕴含的真理的思想光芒,不仅对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引领方向,而且也指导后来俄苏文艺理论的深化与发展。20世纪中期以后,苏联文艺研究界重视作品的结构研究和分析。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针对某些过度膜拜西方结构主义文艺学的偏颇,就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它们加以辨析批评。例如,著名文论家和果戈理研究专家赫拉普钦科院士在《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中就敏锐地谈到:“从广义上说,结构分析的想法绝不是某些流派的发明权,远在这些流派出现之前,并且跟它们毫无关系,就有人研究过许多事物和现象的结构了。马克思和列宁论述过资本的结构。”[7]赫拉普钦科在客观认同文艺作品结构分析的意义同时,也指出了俄罗斯和西方结构主义偏重形式轻视内容的形而上学的思维弊端。对于俄罗斯苏联文学艺术来说,注重文艺的现实内容列宁早就教导人们面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而“新形式主义流派的拥护者们试图进行 文学方面的的对比时,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却反现实内容和意义的干瘪瘪的抽象化现象。”[8]苏联文学史家梅拉赫在《列宁历史方法论中的若干问题与十九因此,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家同样也关注文艺作品的结构,只是他们更加注意文学结构所反映的现实的结构,换言之,文艺家应该区别对待文学作品独特的结构,还要揭示结构曲折体现的现实的内容。这也不难理解,对于俄罗斯文学来说,现实主义的传统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影响深广,脱离具体显示内容的结构分析,不可避免会脱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的辩证的方法论原则。 
    六.尊重文学艺术本身的存在与发展特殊规律 
    文学艺术的存在和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特便是人文发展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我们文艺创作者、研究者和批评者应该努力认识和揭示这些规律,在创作研究和批评的实践中尊重这些规律。列宁在这个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不仅熟悉俄罗斯和西欧文学的发展历史,而且也及时了解把握文艺的现状。他有自己的文学爱好和评价标准,但并不把自己的审美爱好凌驾于文艺发展的规律之上。我们从他的文学评价中可以知悉,列宁习惯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评价较多也较高。正像苏联文学史家布拉果依所说;“列宁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光辉典范”.[9]同时列宁的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还启迪文艺研究界:“托尔斯泰的创作研究不应该局限在文学层面,而首先应该把他的创作与俄罗斯历史现实直接联系起来”[10]。 
    他在《纪念赫尔岑》中称颂他是“为俄国革命作准备方面起了伟大的作用的作家”。[11]他对19世纪后半期逐渐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主要是对俄罗斯未来派的创作有一些了解,没有特别地关注,并直率地表示他不理解这种新流派的创作方法。列宁说, “我不能够认为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和其他‘主义’的作品是艺术天才的最高级表现。我不理解它们。从这些作品中我体会不到任何快乐。”[12]他鼓励青年学子多读普希金和列夫 托尔斯泰的创作。虽然列宁对托尔斯泰政治思想观点和社会观念有犀利的批判,但是,从列宁与托尔斯泰对现代派的观念比较来看,老托尔斯泰的巨大的艺术才华和审美趣味对列宁的艺术趣味还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这可以看作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影响力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对现代的派的态度与老托尔斯泰对现代派的态度有相近之处。托尔斯泰表示,他不能理解俄罗斯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不赞同这些流派的颓废倾向。托尔斯泰说:“我没有权利而且也不可能因为我,一个在十九世纪前半叶教养出来的人,不理解新派艺术而把它加以斥责。我只能够说,这种艺术对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我所承认的那种艺术跟颓废派艺术相比之下所具有的唯一优点就是:能理解我所承认的这种艺术的人要比理解现在的艺术的人更多些”[13]。列宁同样认为,他无法理解现代派的诗歌创作,他更喜欢普希金的诗歌。其实,列宁的艺术趣味是与俄罗斯广大作家和读者相一致的。不过,列宁从来不把个人的艺术审美爱好强加给他人。他尊重每一个艺术家的精神创作方式。在艺术创作上,他尊重艺术创作个性化,而在艺术接受上他有尊重大多数人的艺术感知,他对马雅可夫斯基未来派诗歌的宽容态度和提倡多读俄罗斯普希金、托尔斯泰作品,就鲜活地体现了这两个方面。实际上,这些也都是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和文艺方针制定者尊重艺术规律的可敬的表现之一。但总体而言,列宁遵循俄罗斯文学的主要传统----现实主义,是对俄罗斯文化发展的规律的体现。恰如苏联文学史家和文论家A捷缅季耶夫在列宁与苏联现实主义文学》中谈到,“艺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是得到列宁重视和承认的一种倾向。卢那察尔斯基证明说,‘列宁特别珍视通过典型、富有表现力的实例,艺术地集中地描绘社会现象的坚定的社会现实主义。”卢那察尔斯基在另一处谈到列宁时,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喜欢俄国的古典作家、喜欢文学、绘画中的现实主义’。列宁对待现实主义的这种态度是在革命之前就形成并完全确定下来的,十月革命以后依然没有改变。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对艺术和文学的实质的理解,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的批评传统为依据的。”[14]杰缅季耶夫在这里突出了列宁文艺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列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本质观,第二是列宁文艺思想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众所周知,俄国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实际上是普希金果戈理传统在文学批评界的理论体现。表达着对劳动人民的关怀。俄罗斯20世纪文化史家文学史家德米特里 利哈乔夫在《沉思俄罗斯》一书中也强调:对于俄罗斯文化传统来说,文学的现实主义自古以来就根深蒂固,它和文学的人道主义是紧密相连的,现实主义就是人道主义。鲁迅说,“俄罗斯文学是为人生的文学”。因此,维护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就是意味着维护俄罗斯进步文化的传统,尊崇了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固有规律。 
    七.及时把握当代的文化先进的载体 
    我们都还记得列宁有关共产主义的一个著名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电气化在当时不仅是作为先进生产力来重视的,而且也是作为先进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来认识的。列宁十分注重世界先进文化发展的态势和趋向。他敏锐地注意到,电影是20世纪初期先进文化的范式。电影在当时之所以成为先进文化的标志,首先在于它是先进科技对传统文化范式跨时代的变革,它完全革新了传统戏剧、文学和新闻媒体的传播方式。列宁精辟地指出:“应该坚定地明白,对于我们而言,在所有艺术门类中,电影是最重要的一种”[15]。20世纪初期的文化在19世纪末达到的科技成就的丰厚基础上从一开始就乘上了电气化的翅膀。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电影技术不仅对表演艺术开辟了新天地,而且对整个传媒文化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当时,电影的生动性和画面的巨大冲击力远远胜过了任何一种传统媒体。电影技术在覆盖文化的接受者的广度上也是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列宁及时地洞察到世界传媒文化变革的这一重大趋势,适时地把握了他所处时代的最先进的科技文化成果,谆谆告诫苏联文化工作者要尽快掌握电影技术和电影艺术,高度重视电影文化在宣传和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列宁指示主管苏俄文化工作的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要迅速发展苏联的电影事业,而且应当从记录电影开始,拍摄一些“充满共产主义思想和反映苏联现实”的优秀影片,“应该拥有一批严肃的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同时,列宁作为20世纪的执政党领袖,更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国务活动家。在他看来,电影这种文化的先进载体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他确信,只要管理得法,电影事业会有很大的收益。列宁要求苏联电影部门摄制一些健康的趣味影片,特别是要将电影事业普及到广阔的农村去。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党早在苏联建国初期就在构想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了。在列宁高瞻远瞩的文化方针指引下,苏联的电影事业不仅迅速起步发展,而且在整个世界影坛独树一帜引领欧亚电影潮流。苏联革命电影在引导苏联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更是起了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实践证明。重视文化的先进性,不仅要弘扬文化的人民大众性质,也应该密切关注文化的科技含量,从而使文化能够更加有效地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就当今的文化发展趋势而言,根据列宁的思想原则,我们应该努力掌握当代多媒体技术和网络的优势和力量。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对当代先进文化载体技术的及时把握。当代多媒体技术对传统文艺形式的生存既是挑战,也是极好的机遇。 
    尊崇文艺的“人民性”、倡导文艺高尚的思想和审美趣味、及时把握先进的文化载体、传承古典文化的精华,尊重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提倡多民族文化的互相学习和借鉴,列宁文艺思想所蕴含的这些宝贵思想价值不仅指导了俄罗斯和苏联进步文艺的发展,造就了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繁荣,而且对于我们处在21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1]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Академия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82  стр. 697 
    [2] 《列宁文艺思想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76页。 
    [3] 列宁《共青团的任务》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281页。 
    [4] 《列宁全集》俄文版 第29卷  第168页 
    [5] 季莫菲耶夫《列宁的文学遗产与文学道路》载《列宁文艺思想论集》第488页 
    [6] 《列宁文艺思想论集》董立武  张耳选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  第354页。 
    [7] 赫拉普钦科 《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 ,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第313页。 
    [8] 同上,第316页 
    [9] Д  Благой  Ленин  о Л Толстом   Л  Н  Толстом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осква 1955  стр 9 
    [10] 同上,第14页。 
    [11] 列宁 《纪念赫尔岑》,《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231页。 
    [12] В И  Ленин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ыное  Издателиство Художу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0   стр  660 
    [13] 《列夫 托尔斯泰文集  文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92年, 第226页。 
    [14] 《列宁文艺思想论集》,第296页。 
    [15]В И  Ленин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ыное  Издателиство Художу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0   стр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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