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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进入21世纪以来，媒介研究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媒介不但以其传播的信息内容改造着世界，它更成为了人们与世界发生关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介质，也就是说，媒介自身的形式构造和功能作用更为决定性地改变了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了人的一种内在的尺度。现代媒介是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的精神向度和存在处境，以致可以说，某些经典的人类精神活动范式的存在根基显现出了被动摇的迹象。在这种冲击下，千百年来一直被作为人类精神家园守望者和美的创造者的文学活动不能幸免于难。在当前这个互联网技术已相当发达、图像文本包围了我们的时代，颇有人质疑文学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希利斯•米勒甚至断言：“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 [1] 但是，问题果然是这样简单而不容置疑吗？国内外各种讨论媒介文化、媒介文学的论著往往在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疏漏。其一，它们在谈论媒介的影响力的时候，通常只停留在传播学和社会学的领域，满足于现象的统计调查，却很少有人深入到存在体验的层面，思考现代媒介如何改变了人的生存体验的基本方式。毫无疑问，各种传播学、社会学的个案的确强烈喻示了现代人文化精神改变的重要内容，但这种改变到底标示了什么样的问题，它又是以什么样的逻辑结构形态展开的，毕竟需要研究者在学理上给予说明。其二，正因为对媒介文化的实质性后果缺乏深入的剖析，在讨论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时，许多学者就无法深入说明现代媒介如何影响到了文学的发生机制以至于产生了“文学终结”这样的问题。一些论者一味强调现代技术对图像传播的支持，以为这样就进入了所谓的“读图时代”，文学就自然终结了，这实在是一种技术主义的简单化的见解。 金惠敏的新作《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以下简称“《媒》书”）正基于此显示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当前名目繁多的各种媒介文化研究专著中，这是一部极少见的从根本问题着手发问，研究媒介之于人的影响，进而现代传媒对文学发生机制影响的著作。作者以其深厚的学术涵养和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洞见力，一举抓住了“距离”、“图像增殖”、“全球化”这几个关键之点，深入分析了媒介对于现代人生存方式的重大影响，并由此自然延伸到了媒介对于文学根本发生机制冲击的讨论直至追问媒介时代文学的终极命运。通观全书，作者立意高远，视野开阔而立论严谨，由点及面，对当前传媒文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提出了富有原创性的见解，可谓胜义迭出。这里，我们限于篇幅，仅举其中主要的几点略加以评论。 谈论《媒》书的学术创见，首先要谈到的就是它关于媒介与人类存在本质关系的研究：媒介如何成为了人的内在的尺度，媒介的尺度如何成为了人的尺度。这里我们以全球化问题为例对《媒》书这方面的工作作一些讨论。 《媒》书指出，媒介对于人的生存状况本质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通过全球化（或曰“球域化”）来实现。这话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反过来说，全球化的实现便是媒介本质的实现。媒介与全球化有着本性上的相契。所谓全球化是什么？按照吉登斯的说法，全球化便是“世界范围内社会纽带的加强，这些纽带将相距遥远的各个地方联结起来，即此地的事件可能要由许多英里之外发生的彼地事件所决定，反之亦然。”[2]所谓媒介又是什么？按照《媒》书的说法，“媒介就是将两个以上的端点联结起来，简单地说，媒介即联结”。[3]正因为如此，在当前的全球化态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联结方式把世界中的人联系在一起并因此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存在处境时，媒介便成为了一种极其重要的介质，它自然成为了人们体验存在处境的改变并进而改变自我的重要中介。也正通过这样的洞见，《媒》书令人信服地阐明了现代传媒活动与存在问题在学理上必然的逻辑联系。 尽管阐释传媒活动与存在问题在学理上的关系已是一份艰难的工作，但《媒》书远未停留于此。对于金惠敏先生来说，真正引起他学术兴奋的，是更为深入的讨论：全球化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在何等深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存在处境？媒介在其中到底又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综合吉登斯、詹姆逊、罗伯逊、汤姆林森等各位名家的研究成果，《媒》书详细考察了全球化在生产方式、意识形态、主体性、地域性等诸多方面对这个世界所造成的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影响。而在这诸多方面，现代媒介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主体性问题为例，《媒》书指出，现代主体与他者之间关系较之传统已发生了重大转型。在现代传媒的关系形式中（互联网尤其具有代表性），个体之间总是无法清楚地分析出谁是简单的动作发出者，谁又仅仅只是动作简单的接受者。每个个体/主体之间关系越来越呈现互为因果、互相作用又互相干扰的关系。主体已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动作的发出者，他者也不是简单地被征服、被同化。他者不再单独存在，而是“与主体一道消‘融’于‘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4]主体的性质再也不能被简单确定了，它只有在互“看”与互动中被界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主体间性不再是一个认识论的玄学名词，而是与我们现实生存紧密相关的一种状态。有基于此，《媒》书还进一步将吉登斯关于当前世界是一个“失控的世界”论断推向了一个哲学的高度：在现代传媒作用下，很难有一个力量成为主宰性的决定力量，这个世界只有在各力量的互动中被构造——相对于原有的那几个寡头势力而言，这世界的确已经失去“控制”了。《媒》书也就在这种深层次的思辨中，将媒介研究与当代最前沿的哲学研究、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开出了媒介研究一种新理路、新境界。 二 当然，关于媒介问题的这些形而上的思考，就《媒》书来说仍是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媒》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乃是现代传媒究竟对文学的根本机制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份用心，从著作的副标题“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就可以看得清楚。 自从希利斯•米勒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明确提出“文学终结”的观点以来，媒介与文学的关系成为了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许多人附和米勒的说法，认为现代媒介将形成一种崭新的艺术传播形式，文学——这个印刷时代的天之骄子，将不复往日的荣光，且最终将成为“不合时宜者”。当然也有人认为，媒介说到底只是一种技术的支持手段，不可能对文学发生本质的影响。在现时代，文学将一如既往地那样运作、那样地发挥各种作用。 金惠敏不能同意那种将媒介看作是外在于文学的简单技术手段的观点。但他也不是简单的“文学终结论”者。他之所以深入到媒介与存在关系的层面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试图从根本处来考量：现代传媒到底对文学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注定改变文学的发生机制及其构造形态？通过谨严的考察，他认为现代传媒已经在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发生机制，这在“距离”、“深度”、“民族性/地域性”这几个方面显得尤为明显。 文学的发生和距离感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媒》书指出，像模仿、想象、陌生化、修辞这些文学重要构成元素中，无不透射出“距离”的观念。[5]但现代传媒却基本上削平了人的这种距离体验。在现代媒介（如互联网、电视、移动电话、手提电脑、随身听等等）的强势覆盖下，不但空间的距离显得微不足道，心理上与意识形态上的传统有关“距离”的内容也将日渐被人遗忘。而这种遗忘将直接成为文学的遗忘。 文学总得借助语言的深度传意功能。但现代传媒所依据的主要介质却是图像。《媒》书论述道：文学语言虽也有一定的形象性，但“文学文本中语言和形象本就是统一和凝结于语言的一个东西，语言蕴涵着图像，舍语言便无以求形象”，[6]这和现代传媒仅仅依靠图像便可以传情达意在表现机制上有着根本上的差别。当现代传媒在这种图像的组合剪辑上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法则和体系，它便会对文学语言的深度表达惯例构成一种挑衅。《媒》书通过对安迪•瓦侯（笔者按：波普艺术的创始人，通常译为“安迪•沃霍尔”）作品的大量分析论证了这一点：安迪•瓦侯等人正是借毫无深度意义的《绿色可口可乐瓶》式的作品发起了“一场图像学的独立运动，即从语言学的‘意义’殖民的统治和压迫中独立出来，或者就是‘画’对于海德格尔所意谓的‘诗’的独立，以达到绝对的画面性”。[7]这才是“图像时代”对文学的真正威胁所在。 全球化对于文学的民族性与地域性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媒》书指出：“在我们所谓的‘全球化’时代，‘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的当代危机，将不再只是被‘文化帝国主义’、被经济强权的文学所同质化……对‘民族性’的张扬，其结果当然不会是对‘民族性’的坚守和发扬，而是对‘文化帝国主义’性质的‘世界文学’的抵抗。就像这样的‘世界文学’不可能一样，‘民族文学’也终将成为明日黄花。”[8] 不能说，“距离”、“深度”、“民族性/地域性”涵括了文学全部的重要元素。但正如《媒》书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了这几个元素，文学就很难被称为是“文学”——至少可以这样说，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根基已被动摇。不能说《媒》书的研究已经“终结”了“文学终结论”这个话题，但它确实将这个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比较深刻的学理的层面，较之学界某些人的意气之论有着霄壤之别。 正因为对现代传媒对文学的冲击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估量，《媒》书对于现时代“文学能做什么”这个问题也作出了强有力的回应。 “文学终结论”论毕竟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即使是最激进的“文学终结论”者，也不会认为在现代传媒世界文学将一无所用，自动消亡。但文学究竟能做什么呢？米勒给出了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回答：“即使书籍的时代过去了，被全球电信的世纪取代了（我认为这一过程正在发生），我们仍然有必要研究文学，教授‘修辞性阅读’，这不只是为了理解过去，那时文学是何等地重要，而且也是为了以一个经济的方式理解语言的复杂性……”。[9]应当说，他是在非常弱的层面来肯定文学的作用的，文学在“全球电信的世纪”好像只剩下了了语言游戏的一些功能作用。 《媒》书则通过媒介与文学关系的深入考察，指出现代传媒尽管在根本上给文学的发生机制带来巨大冲击，但这种冲击并非意味着否定文学的存在意义本身。比如说图像时代图像逻辑的确对文学语言的传播惯例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但这也不意味着文学必须听命于图像的逻辑。文学不但可以顺应调整自己的一些形式特点，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对图像时代的一些所谓惯例、法则进行反拨、批判。《媒》书指出，针对图像时代的侵蚀，文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大有可为：“第一，恢复‘形象’，也就是恢复形象的现实指涉，使它有负载、有深度而意味隽永；第二，揭露商品语法对拟像的阴谋利用，以纯粹之审美追求对抗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商业化。一句话，戳穿拟像/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将是文学及其理论一项伟大而庄严的社会使命和审美使命。……真正的文学从来就是反意识形态性的”[10]。其他无论距离的消散、全球化等等，也都无法从根本上来否定文学的存在意义。按照《媒》书的解释，现代传媒时代的文学总能从其必死之地找到其拯救的希望。或者说，现代媒介对于文学的冲击正是诞生现代媒介时代的文学的必要条件。 也许，这正是《媒》书谈论“文学终结”问题的命意所在，这也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对文学终极命运的追问。从中，作者不仅透露了深邃的学术识见，更传达了知识分子的当代意识与人文良知。 三 谈论《媒》书的价值意义与特色创意时，它的一个学术品格是必须提到的，这就是对第一手国外文献资料的运用。 毋庸讳言，国外学术界对媒介问题的研究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的相关研究必须借重国外学术界的成果。我国学术界也非常重视译介国外的学术成果。不过总的看来，国内大部分研究著作却还不能自如地运用国外的第一手资料，这就使得我国的媒介研究不但在总体上滞后于世界水平，而且对西方学术精微之意的阐发上，亦时有“隔”、“涩”之感。因此，《媒》书在这方面便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了，它对外文第一手资料的运用无论在宽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从宽度上说，《媒》书涉及了当前媒介研究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要引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能情况下，它运用的都是国外第一手文献资料。这其中有不少资料的还是第一次被中国学者运用，极大地拓宽了国内学人的视界。 《媒》书对国外文献的运用，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体现在它的“深”上。这是说，它常常就一些西文名词、概念的译法展开精微的分析比较，并力图从这语言、语源分析中发抉被遮蔽的存在的幽光。书中对《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改译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媒》书强调，德文“durch”在这里译为“由于”是不妥当的，原句应当译为“通过对世界市场的征服”：“因为‘由于’一词只表示原因，而这里和以下诸句都十分‘主动’或显出‘主动’，所以改译为‘通过’，以揭示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主动性”。[11]类似这样细微却能揭示本质的语言分析在《媒》书中还有很多。 我们都知道，语源学之研究是海德格尔探求存在之幽微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金惠敏先生在书中很明显是试图步武这位大哲的足迹的。在此时，翻译问题便不是简单的语用问题了，它直接就是对存在的分析问题，因为，语言即存在。 注释： [1]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易晓明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2]转引自《媒介的后果》第76页。 [3]媒介的后果》第76页。 [4]《媒介的后果》第89页。 [5]《媒介的后果》第19页。 [5]《媒介的后果》第33页。 [6]《媒介的后果》第44页。 [7]《媒介的后果》第107页。 [9]《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第183-184页。 [10]《媒介的后果》第69-70页。 [11]媒介的后果》第79页。 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陈奇佳，男，文艺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讲师。手机：139-1140-34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