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令存出版过《贾平凹散文研究》及《客家·文学·禅——与程贤章对话录》等著作，但反应平平，只有《学科视野中的40—70年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人们才对他刮目相看：原来他不是时评家，也不是一般的乡土文学研究家，而是文学史研究之研究家。40—70年代那种理性的与感性的，相悖的与始终如一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政治的与纯文学的各种因素，构筑成一个交相缠绕的复杂文学世界。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对这种文学世界的人为区隔，给中国新文学史研究者的文化心理和书写方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果现当代文学以1949年7月全国首届文代会的召开为分界线，那么像既跨现代又越当代的赵树理等一大批作家就会被拦腰斩断，就看不出他们在新时代如何实现转型，“文革”大浩劫也可能会被人认为是从天而降。可以说，把延安文艺座谈会视为当代文学的起点，不仅是为了把当代文学的时空拉长，重要的是把40—7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赋予作为学科的当代文学历史品格。从另一角度看，这也可以视为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学科史建构对当代文学历史研究的一种向前推进。
    不少学者认为，学术界过去普遍忽视了40年代文学，这其实是一个急待开垦的学术处女地，也是中国新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研究这一时期文学，有利于打通现代与当代文学壁垒分明的界线。与某些研究者不同，曾令存不是把这段文学史放回民国时期而是将其置于“共和国文学”中考察，这便发现了一些以1949年作为当代文学起点所遮蔽的史实和现象，尤其是发掘出一种强调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文学特性，并说明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扶持的“社会主义文学”，早在延安时期便有了开端与萌芽。在第五章中，曾令存则让读者看到了“文革文学”其实是战时动员体制的一种传承和延续，从延安文学发展到以样板戏为代表的“文革文学”，是一步步在走向革命化和功利化，是泯灭“小我”完成“大我”的过程，著者从整体上考察40—70年代文学，赋予了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品质，这也是上世纪末当代文学学科史建构对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与“历史化”的一种尝试和推进。
    这种“历史化”的尝试和推进，表现在曾令存不是把40—70年代单纯看作是“时期概念”，而更多的是看成研究中的“问题概念”。以“文革文学”研究而论，曾令存没有满足于资料的搜集与堆砌，而是从中发现并提出一系列问题：应该怎样更学术、学理、历史地描述“文革文学”？“文革文学”在当代文学史格局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文革文学”的研究空间到底有多大？“文革文学”研究的知识、立场与方法可能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研究？怎样把握好“文革文学”研究中“当代性”与“历史性”之间关系的阐释度？如何看待“文革文学”作为一种非常状态的文学时期的终结？曾令存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和清理，有助于我们更明确地认识“文革文学”的本质及其提供的非常态的历史经验。
    《学科视野中的40—70年代文学研究》为我们提供的是另一种讲述文学史的方式，作者没有游离在线性时间观念之外，在许多章节充满着“问题意识”，从这种“意识”便可清晰地发现著者的研究具有一种打动读者的思想深度，而这种深度又形成了曾氏专著的深层结构，这种结构牵涉到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40—70年代文学这个概念？二是什么是40—70年代文学研究的最佳方法？三是40—70年代文学的研究包含哪些重要内容？这三大问题，体现出当代与当下、现代与当代、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呼应。为适应这种呼应，该书主要讨论了90年代以来出现的40—70年代中国文学众多研究著作、论文，并依它们基本内容、特征、运用方法、对研究的推进、提出问题和解决的程度，选择某一方面加以述评。这种述评使该著把大量的篇幅放在对40—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描述，其中包含着众多评论之评论的内容。阅读这部分内容，我们会敬佩著者态度的客观与公正。他那些研究之研究的报告，初看写得平淡无奇，其实这里面包含着作者的评论修养与功力。他这种修养与功力以及立场和方法，是体现自己独立不倚评论个性的惟一真实方式。抛弃了这种方式，只能走向虚饰。如他对李洁非和杨劼合著的《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的评价，在肯定其长处的同时，鲜明地指出该书存在的一些遗憾，如认为关于80年代文学制度与文学生产情况的清理“远不如《倾斜的文学场》扎实和深入。”这无疑打中了要害。在别的章节中评论某本书或某篇论文时，著者和读者一起讨论着被评者的某个观点，或著者对某本书做出寥寥数语的评价，语虽短而到位，类似微评。
    总之，《学科视野中的40—70年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汇集了上世纪末以来中国大陆对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体现了断代文学史研究的全貌。不足之处是作者未能把台港暨海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体现在此论著中。如谈“文革文学”研究，且不说遗漏了大陆谭解文的专著《文坛文革十年史略》，单说境外就忽视了70年代余光中对“伤痕文学”先行者台湾的陈若曦和香港金兆的评论。大陆学者王尧在台湾出版计12册的《文革文学大系》，在书中也缺席。不过，著者原本就没有打算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境外。既然如此，书名不妨更改为《中国大陆学科视野中的40—70年代文学研究》。或不加前置词，像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中说明“中国”没有包含台港澳的理由，这样将使这部学术史著作中暗含的重构与预设，显得更为精确和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