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文学史研究中，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世界）文学史一直是个空白。 它们或为国别文学史：如中国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英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等等；或为区域文学史：如欧洲文学史、欧美文学史、拉美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亚非文学史等等。虽然后来出现了以“外国”或“世界”等冠名的“外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等成果，其体例依旧是西方和东方各走各的独木桥。 上世纪80年代初，吉林人民出版社出了4卷本的《外国文学史》，恐怕是为数极少的将东西方文学用“史”的脉络贯通起来的文学史。遗憾的是它只是外国文学史，而不是世界文学史，因为其中没有中国文学。少了中国文学，所谓的东方文学在强大的西方文学面前就只能处于下风，流于陪衬。这一点，我们从已经出版的以“外国”和“世界”命名的文学史的比重上就看得一清二楚。 在文学史成果中，以“比较”命名的文学史更是凤毛麟角。 上个世纪20年代末，法国学者洛里哀撰写了一部《比较文学史》，后经傅东华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将其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恐怕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一本冠以“比较”二字的文学史。该著作既涉及了东方文学，也涉及了西方文学；既谈到了中国、印度，也谈到了波斯和阿拉伯。虽然“重西方轻东方”的主导思想没有变，但已难能可贵。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者曹顺庆主编了一部《比较文学史》。该著作将“全世界从古至今的所有优秀文学，基本上尽收眼底”，以“对东西方一视同仁”的视野，“以国别文学为经，以影响研究为纬”，“用横向比较的纬线，将各国文学的经线穿插交织起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世界文学的全貌。除了作者所言的一些重要的章节未能完成等遗憾外，在这部用“比较”的视域将世界文学大致串联起来的著作中，尽管“比较”的意识未能贯彻始终，但依旧是一个不小的突破。 新世纪伊始，随着《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和《比较世界文学史纲》等带有“比较”字样的文学史开始显露头角，对“全球”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和“比较”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的探索便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领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东西方比较文学史》问世了。 这是一本覆盖广阔、内容丰厚的东西方（世界）文学史。 作为世界文学的两大板块———东方和西方都被不加歧视地揽入怀中。从古代的埃及、两河流域的文学，到古代的印度、希腊和中国文学；从印度始发的佛教文学，到近代的西方文学；从日本文学的起步，到拉美文学的滥觞；从20世纪文学思潮的嬗变，到东西方文学的多元化浪潮；从阿拉伯到拉美；从黑非洲到瑞典皇家学院……沿着时光的隧道，我们从远古一步步走到今天。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埃及文学、阿拉伯文学、非洲文学，这些曾经在“世界文学史”上或被遗忘、或被轻视的东方文学，如今理直气壮地与西方文学共处于相同的历史坐标上，平分着世界文学的秋色，共享着世界文学的光荣与梦想。如果说上个世纪初的洛里哀只能在《比较文学史》中透露出“二十世纪之曙光”的话，那么这本《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则以足够的勇气和目光，鸟瞰20世纪文学的辉煌；如果说，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史》将上个世纪90年代前的世界文学“尽收眼底”的话，那么《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则跨越了世纪的门槛，高屋建瓴地去审视身后的世界文学了。跳出其中的是是非非，摆脱种种的人为偏见，破除重重的观念束缚，反观东西方（世界）文学历程的时候，客观的思考，冷静的观察自然就占据了上风。 这是一本在东西方的“比较”视域中构建起来的世界（东西方）文学史。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交汇。”这是英国作家吉普林站在上一个世纪的门槛上，目睹西方列强肆虐东方大地，蹂躏东方文化之时所留下的一句“名言”。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确存在着太多的鸿沟：文明的差异、文化的差异、信仰的差异、民俗的差异、历史的差异、现代的差异、审美的差异等等，反映到文学上就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在差异性大得几乎淹没了共性的时候，以往的世界文学史将东西方文学一切两块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这本文学史是如何将不可能沟通的东西方文学贯通在一起的呢？那就是东西方“比较”的视域。是“比较”为东西方文学搭建起一座沟通和对话的桥梁，是“比较”将东西方文学融会成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东西方）文学史。纵览全书，“比较”随处可见，如：“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欧洲启蒙主义影响下的19世纪日本启蒙文学”、“欧美文学影响下的印度近代文学”、“拉丁美洲文学与欧洲文学”、“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翻译文学、西方美学译介和日本现代文学的近代转型”、“阿拉伯文学与西方”、“瑞典皇家学院里的非洲作家”等，都是在“比较”的前提下，在“比较”的背景下，在“比较”的视域中的文学发生史、文学演变史和文学发展史。尤其是该书的第十一章“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和第十二章“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当代文学”，俨然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再现。所不同的是多了一幅世界文学的背景，多了一片世界文学的天地，多了一份东西方“比较”的视域。所留给读者的就不仅是东方文学，还有西方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还有广阔的世界文学。比较的自觉，比较的视域，都是以往的同类文学史所不多见的。 这是一本成功地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解读文学现象的东西方（世界）文学史。 从文学史的角度上看，这本《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应当是宏观的。但是，该书在宏观的背景下描述东西方文学的演变与发展之时，又微观地将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运用其中，用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对东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一一加以阐释，使“比较”的意识自觉地渗透到每一个细节之中。从修辞的角度上讲，这本著作首先是“文学史”，其次是“比较文学史”，最后才是“东西方比较文学史”，“比较”是它的第一修饰语。 在《东西方比较文学史》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影响研究”理论的具体运用，如“受西方天主教影响的17世纪日本文学和文化”，也可以看到“平行研究”理论的实践阐释，如“古希腊神话与中国古代神话之比较”、“《离骚》与《神曲》之比较”；既可以看到“跨语言研究”的具体运用，如“汉字对日本书面文学起源和发展的巨大影响”，也可以看到“跨学科研究”的实践阐释，如“儒家经典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既有“译介学”研究，如“《吠陀本集》的翻译”、“17—19世纪四书、五经的译介”，也有“形象学”研究，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18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既有“流传学”研究，如“印度古典文化在年轻的美国”，也有“渊源学”研究，如“巴西文学与欧洲文学的特殊渊源关系”；既有“文字媒介”研究，如“《赵氏孤儿》在法国的翻译、误读、改编、演出”，也有“个人媒介”研究，如“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等等。至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则早已无处不在地成为全书的自觉。 构建一个东西方比较视域中的世界文学史模式，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包罗万象不行，太包罗万象也不行；不宏观不行，太宏观了也不行；太“史化”了不行，太“比较化”了也不行。因此，尽管该书已是洋洋洒洒百万余字的著作，但世界文学的博大精深依旧使其显得有些“瘦小”，很多内容只能简单带过，无法进一步展开，这是不可避免的“遗憾”。另外，全书在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的运用中，“影响研究”的比重远远大于“平行研究”。虽然从“史”的角度上情有可原，但“重影响，轻平行”的倾向也是略显“遗憾”的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