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在中国内地学术界已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倘若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在20世纪80年代，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还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分支，而到了90年代，在该领域召开的各种国际性/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开始昭示着一种学科意识的萌动和诉求。2002年5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成立，则标志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的成熟和发展。在这20多年来，老中青三代学人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建设付出艰辛的劳作，饶芃子教授就是其中有突出贡献的一位。她近期的著作《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新视野》），堪称该学科领域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全书30余万字，所涵盖的内容极其丰富，主要分为“理论与方法”、“传播与影响”、“解读与阐释”、“讲演录”和“书序选辑”等五部分，用饶先生在“后记”中的话说，每组文章各有自己的“文心”，基本上是按写作时间的顺序，采取近似“编年史”的排法。“这种编排的好处是人们可以从中看到我文思延伸的途径，也就是说，这‘路’我是怎么走过来的”（第385页）。的确，只要仔细阅读全书，人们不难看到，饶先生近20年来是如何走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路上，并给我们留下怎样的启示。 一 《新视野》的开篇是题为《二十多年来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概况》的“代序”，其中饶先生并没有提到她本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概况”，然而熟悉饶先生学术履历的人都知道，她早年曾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后来转向文艺理论并涉足比较文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介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正是由于这种学术背景，她很早就在这一领域强调方法论和学科理论的建设，注重从文化视角对海外华文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和诗学的建构。她认为，由于海外华文作家是在双重文化背景下从事写作，是处在中外文化接触的最前沿，因而都有一个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影响和融合的问题。这些问题必然会这样或那样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这就使得海外华文文学本身具有跨文化的特色。它是既有别于中国本土文学，也不同于世界各国主流文学的一种新的文学类型，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可以说，倡导从跨文化的视角研究世界华文文学并重视学科的诗学建构是《新视野》“理论与方法”部分（收进10篇属于总体研究的论文）的“文心”，也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九十年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思考》（原载《香港文学》1994年第2期）写于90年代初期，饶先生认为，无论是从狭义的华文文学（华语文学）还是广义的华文文学（华人文学）角度看，对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进行跨国别的比较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把比较研究的方法引进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既可以将中国本土文学同其他国家华文文学相比较，研究其影响、传播和被各个不同国家接受的情况，探索世界华文文学发展脉络以及不同民族文化互相交融、借鉴、转化、认同的规律；也可以将中国本土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相互比较，研究不同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作品中的美学模式、风格、文学语言等的衍变史，探讨他们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美学环境中产生这种蜕变；还可以将同一国家不同语种的华人文学进行比较，探索在双重文化背景下的华人群体，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碰撞、或同其他非主流文化的接触中，对本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以及作出怎样的文学反映和选择，寻找其异同。因此她预言，比较研究有可能为90年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开拓一个新的天地，这对进一步深化和扩大现有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成果，加强学科的理论建设和文化意识，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参见第17页）。紧接着，饶先生就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中国意识”、“文化认同”以及理论建设与方法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提供了若干理论思路。 1995年，饶先生与费勇博士作了一次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对话（参见第18-22页），再次强调了从文化的、比较的角度来研究华文文学，这不仅表达了对于提高此一研究领域学术品位的强烈愿望，还有更深广的思考。饶先生谈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必须具有“整体意识”、“具体意识”，以及相关的“知识背景”问题；同时必须做到“审美意识”、“文化意识”、“历史意识”这三者的交融，因为这个领域涉及到文化、历史、美学的诸多层面，包含着许多跨学科的课题。她还指出有些人以为华文文学研究是一条学术捷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饶先生有关世界华文文学的理论主张得到了同行的热烈响应，而在比较文学界，则被普遍认为给该学科的跨文化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1996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中指出：“以饶芃子教授领衔的研究群体，将海外华文文学引进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提供了新思路。” 其实，海外华文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两者之间存在许多内在的学术关联。对此，《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一文从理论到实践都作了探讨（参见第101-110页）。在学科理论的建设方面，饶先生深切体会到，每一个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除有该学科的学术成果、学术组织、学术刊物和研究队伍外，还应有学科奠基的理论著作。海外华文文学有这一领域自身特殊的理论问题，这是学科得以建立的“理论依据”，因此必须大力加强自身诗学的建构。《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首发于《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一文再次探讨了这一领域的诗学研究问题，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应向建立理论体系的方向发展，必须对该领域内存在的具有特殊性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和提升，使该领域的研究更具学理性。该文开启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新的理论思路，发表后引起积极回应。 二 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都必须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相结合并立足于学术的创新，才会焕发出其生命活力。《新视野》中“传播与影响”和“解读与阐释”这两部分大多属于饶先生经常强调的“个案研究”式的论文。个案研究似乎谁都可以做，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小叙述”而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大叙述”，那就谈不上研究；反之亦然。饶先生之难能可贵的是，她的细读文本式的个案研究总是作到“以小见大”，譬如写于80年代后期的《张爱玲和张爱玲的“冷”》一文。当时张爱玲在海外学术界（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已获高度评价，但在国内并没有进入文学史的视野，在评论界也少有人触及。饶先生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对张爱玲其人其文的“冷”作了深入骨髓的剖析，最后写道：“张爱玲有一颗对人类悲悯的心，有一支呼风唤雨的彩笔，她创造的小说世界有点过于‘隐冷’，但是，在她那个时代，在她生活的‘世界’里，这一切却是非常真实的”（第204页）。乍一看，如此行云流水的诗性批评似乎都是“小叙述”，然而细细品味，其中实隐含着关于文学“真实性”理论的“大叙述”。 饶先生在学术方法论上常常主张“个案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往往强调“小题大作”。例如，即使在《中国文学在东南亚》这样的大题目之下，她也能够“见微知音”。这篇文章原是饶先生主编的一部同名书稿的“导言”，开篇谈到编著该书是对当时乐黛云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的回应。她认为中国文学在东南亚也有“一方风景”，“探索东南亚诸国在对中国文学的选择、接纳及其“内化”的模式，同样是一个有世界意义、有魅力的课题”（第119页）。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文学在东南亚》一书填补了国内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饶先生在“导言”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文学自汉代到清朝在东南亚的流传和影响的路线图，最后指出研究的目的是努力去“发现”和发掘这一课题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消除误解，促进沟通和理解。因为“误解往往是出于不了解和不理解，理解则是在充分了解以后的融合，理解是带着一种平等的交流意识进入‘他者’文化领域，了解它和借鉴它，做到互补互促、交融创新，导致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成’”（第125-126页）。而《文化影响的“宫廷模式”———〈三国演义〉在泰国》（首发于《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则是通过对一部中国古典名著在泰国的流传和变异的深度探讨，发现该名著从官方“接受”的“宫廷模式”向非官方“接受”的“民间模式”的转变在泰国形成独树一帜的“三国文体”，促使泰国文学从以诗歌为主体的古典文学向以散文为主体的现代文学转变。不仅如此，《三国演义》作为一个开放型的文本在泰国还产生了一种“超越影响”，即：把一个文学文本阅读成一个军事文本、政治外交文本和伦理文本，大大地突破了文学文本影响的范围。因而认为，我们考察《三国演义》在泰国的影响和传播时，就应该有一种更为开放的眼光，不能只局限于文学文本的范围之内，这就促使“我们在重新思考和回答什么是文学和文学的作用问题时，恐怕就不能仅仅着眼于单一的‘审美’，而应当承认文学在历史和现实中有更为广大的天地”（第148页）。其他论文如《中泰文化融合与泰华文学个性》、《菲华女性写作的文化精神》、《那一方的风景———我看欧洲华文文学》等均注重从文化视角考察海外华文文学，颇有新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饶先生对作为“跨文化场”的澳门文学的个案研究独具创见。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澳门文化的历史坐标与未来意义》、《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根”的追寻———澳门土生文学中一个难解的情结》、《从澳门文化看澳门文学———在“千禧澳门文学研讨会”上的讲演》等，既有宏观的历史文化观照，又有具体的文本论证，从而揭示了澳门文学的特殊品格，其中《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首发于《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于2005年荣获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由澳门特别行政区首长何厚铧亲自颁授。 三 《新视野》收入了饶先生多年来有关华文文学的10篇讲演录，大多是在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学术引言”或总结报告。这些根据会议录音整理而成的讲演录有别于一般的学术论文。人们从中可以领略到饶先生演说的丰采与激情，以及一种机敏的洞察力和智者的幽默（譬如，对早期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与作家的关系被喻为“钓鱼者”与“鱼”的说法的评述，参见第281页）。她几乎对历届华文文学研讨会都作了非常精辟的总结与回顾，并对这一学科的未来走向作了富于前瞻性的展望。在1999年“第十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饶先生作了题为《给海外华文文学一颗奔腾的心》的讲演，对会议的成功召开以及在若干方面取得突破作了充分的肯定，然而在热情洋溢的讲演中也保留了几分冷静，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特别指出了90年代以来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出现“史”的撰写热潮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过于依赖历史学的观念、框架和模式，对文学自身的独特性考虑较少；二是过于依赖作家论和作品论，对这一领域文学发展中的一些整体性问题极少作理论反思和理论建构，这就使文学或文学批评史摇摆、消解于历史和个别的文学批评之中。因而她提出了对文学史新形态的追寻问题（参见第265页）。由此可见，饶先生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许多方面都有其鲜明的“问题意识”。 2002年5月28日，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报告会”上，饶先生以会长的身份作了题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筹备会经过及学科建设概观》的报告，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重申了四个“加强”：首先是要加强学科建设；其次是加强队伍建设；第三是要加强资料建设；第四是要加强世界格局中华文文学的交流。最后祝愿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有更多跨学科、跨国别的交流，使中华文化有更广泛的弘扬，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有更加宏阔的学术空间（参见第265页）。饶先生以其一系列精彩演讲，让人们有理由相信，新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必将迎来繁花似锦的明天。 《新视野》里的“书序选辑”是从饶先生20多年来为这个领域的诗人、作家、评论家、学者所写的大量书序中选辑出来的16篇，多数是为年青作者写的。在这里，人们可以真实地看到饶先生为人为文的另一面。作为前辈长者，她没有一点“权威”的架子，对年轻一代尤其宽容和爱护。饶先生所写的书序实实在在，不像时下常见的泛泛而谈的书序。她首先是作为读者认认真真地阅读为之作序的著作，然后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并且以平等的态度与作者“对话”。譬如，饶先生为澳门诗人流星子的诗集《落叶的季节》所写的序《落叶片片》。还有，在为澳门“新生代”诗人黄文辉的诗集《因此》所写的序中，她对其诗歌创作的鲜明特色以及在艺术上勇于探索的精神表示赞赏，但又明确表示她个人难以接受其中一些“非诗”的语言，接着就“诗与非诗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认识诗和哲理、诗和现实的关系。她最后勉励诗人“在诗歌实践中既追求‘芬芳’，也能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诗质’，使其更富于‘智性之美’”（第353页）。这样的书序可谓锦心绣口，而风格又是如此平易近人。 在饶先生大量的著述中，《新视野》一书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作者个人20多年来辛勤耕耘的结果，也是一门新兴学科诞生与发展的见证。它像一个路标，一座界碑，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走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路上的人们，都会从中获得多方面的启示。 * 本文为国务院侨办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04 GQBYB004）之部分成果，并对王列耀教授、李亚萍博士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如《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原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原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原载《国外文学》1997年第1期）；《海外华文文学理论建设与方法论问题》（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等。 参见刘登翰、刘小新：《对象·理论·学术平台--关于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升级"的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