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庆炳教授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一书，以上、中、下三编的构成，有综论有分论地展开了对于从先秦到清代的文学理论的研究，不论从基本范畴的阐释上，还是对十位文论家的理论归纳上，都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就，是研究古代文论的有意义的探索。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原始材料面前，人们感到最难以处理的是它的概念、术语和说法的复杂性，而同一意思在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物那里却有着不同说法；有时同一说法却又表示不同的意义。即使面对的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范畴，哪些是主要的范畴，是支撑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支柱，也较难区分。这种情形与西方的古典文论的范畴集中性，形成了明显的差别，也给研究者、使用者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作者在本书的理论研究的着力点之一，就是普遍地对常见概念和范畴进行清理，不仅在历史语境的长期运用中分析它们的意义，还找出了它们相互之间的连带关系，如作为民族文化之根的“和”，以及由“和”而衍生的基本范畴“气”、“神”、“韵”、“境”、“味”。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也是比较符合历史经验的。作者在说明这一划分根据时，上溯到西周史伯的“和实生物”之论，下延及孔子的“和而不同”，庄子的阴阳“交通成和而物生”，找到儒、道的交汇互补点，然后一一论述“和”与作为“干系”的五范畴的脉络网。如“气”是阴阳之“和”，形神统一而成“和”的极致，不同的风姿情趣“和”而成“韵”，“境”是情与景二原质的交融和谐，“味”在咸酸之外而成“和”味，等等，这些细分析起来更能感到“和”这一总体范畴的根基所在。 在中国古文论的众多范畴中找到基本范畴，确立它们的主干地位，不仅取决于它们与“和”的关系，更重要的在于它们各自的内涵具有怎样的深度和广度。本书作者对于气、神、韵、境、味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阐释也有见地。如对于“神”、“韵”的论析，作者则将其置于文学形象层，以“神”与“形”相对而统一的形象趋于表现的深层而微妙作解，并与作为“情调神姿”的“韵”相联结，构成为“神韵”，使“神”与“韵”既有自身的独立意义，又在实践体现中见其同现一体的紧密联系性。作者对“境”更有语源上的深入历史考察，把“境”的内涵集中在以人的感觉为中心的体验想像之境上，并说明：“境不是客观的物象，也不是作品中描写的具体的景物，而是诗人、作家观物所悟并表现于作品中的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蕴。”这是对古典美学中的“境”或“意境”范畴的很确切的说明。对于作为基本范畴的“味”，作者是从其被体现于作品之后经读者鉴赏中的品味论起的，并从老子的“淡乎其无味”延及唐宋以来的诸家论证，以之作为作品中深含的无尽意蕴的概括，揭示了中国文论以感性标志理性认识的特有方式。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中，作者分别论述了“中国古代文论十大家”的特征。就书中所论的十个人物来说，我认为有三点很值得注意。第一是对确定为“大家”标准的是以文论家理论的“原创性”为选定尺度的。因此，孔子、孟子、庄子、陆机、刘勰、钟嵘、司空图、严羽、李贽、王国维等十人，似乎不会有异议。当然，除了上述十人之外，起到“开源发流”作用的，还是不乏其人的，如苏轼、王夫之这样的大家，是否也可以列进去？第二是对列为“大家”的十人，在全面深入发掘上也显出了自己的功力。如书中对庄子的思想作文论解读，作者把老庄的思想作联通合解，并把他们的思想放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中，阐发道家的自然本色、忘言不言、虚静化物、物我同一的原美学理论，并与后世由此而创生的艺术理论相结合，深刻论述了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思想对中国诗学的启示。第三是能从对一家之论中，理出其人其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开源发流的贡献。所以，尽管书中所论仅十人，但由于能达到上述的以个论为史论的程度，所以读其中对每一文论家的分析文字时，也如同在读文论史；再把对十个人的解读联结起来，就如同读了一部简明精要的中国古代文论史。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研究的对象是古代文论，但其根本目的却在于找到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论，是新的时代精神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现代形态文论建设的需要。”在这个基本点上，还须“中西对话”整合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童庆炳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8月第2版，本文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