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在人群里听故事，并时刻保持洗耳恭听的姿态。”作为一个故事收藏家，作家严歌苓认为，小说最有意思的是聆听故事、虚构作品的过程。这些异彩纷呈的故事，是她保持活跃创作力的源泉。日前，严歌苓作客上海，以新作《芳华》和小说《陆犯焉识》为蓝本，围绕故事讲述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严歌苓认为，真实经过虚构形成小说，应有两个元素：细节和想象力。“虚构最重要的是细节，要写活人物，用想象力是没办法弥补生活中的真实细节的。”她如是说。“我的曾祖母是个霸道的人，我五岁时，她瘫痪在床，一只手发抖，要吸烟时，就让我拿着一根火柴，她用火柴盒就着去擦，这个生活细节让我感到曾祖母的掌控欲。”童年一个点烟的细节促发严歌苓去虚构曾祖母与父亲、爷爷及整个家族的纠葛。
    从真实到虚构，表达的不仅仅是现实，而是超越现实。“虚构要先产生文学意象，这些意象帮你从真实走向小说。”她说。她在《陆犯焉识》中有一段描写：陆焉识越狱跳墙时掉进糖缸，浑身沾满糖浆，他保持长久蹲着的姿势躲避追捕，糖浆凝固使他难以起身，蜷缩的人看上去就像一个瓦罐。这一细节同样来源于对真实的虚构。“有一个人告诉我他靠身上凝固的糖浆走了两百公里，避免被饿死而生存了下来。当我跳出故事本身，跳出现实，用荒诞的意象来表现时，就有了孙女眼中爷爷魔幻艰难的逃亡之路。”
    张艺谋将《陆犯焉识》改编为电影《归来》，新作《芳华》则获得了冯小刚的青睐并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以往作品不太一样的是，《芳华》具有极大的个人自传色彩，带有“虚构自己”的意图。小说讲的是“隐藏在西南部都城的一座旧江楼里，某部队文工团的内景中发生的军版‘才子佳人’的故事”，它将爱情、人性和时代糅合在一起，写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严歌苓对比英雄失去尊重与平凡人得到太多尊重后的荒谬人生，以此来讨论人性。
    十三年的从军生涯是严歌苓取之不尽的素材。文工团有个战友叫王丽丽，这个姑娘总爱戴帽子，一次恶作剧让她又黑又多的长发亮相于人前，严歌苓将王丽丽的经历写成了何小曼。小说中何小曼在受到众人追捧时疯了，严歌苓对此解释：“在我们的集体中，常有一个人是被欺负的，人们找到一个比自己弱的人，在欺负的过程中宣泄自我，这种人性的退化使得王丽丽（何小曼）在受到过多尊重的时候被压垮了。”《芳华》带着她对战友们的怀念与忏悔。
    在讲座上，严歌苓分享了多个荒诞或有趣的故事与她作品的联系，但她也提到，不是所有作品都靠听故事写成，也有纯粹靠虚构和想象完成的。小说有时候是真实细节经虚构而成，有时却是一个小的物件，引发了作家巨大的无边际的想象，这依赖于小说家的敏感性。“我初到旧金山时，住的地方山坡高高低低的，旧金山常有雾，某日我抬头，发现离我很近的窗户上挂着一件睡衣，带着蕾丝，在阳光中，淡淡的。这件睡衣是女人鲜润、脆弱的符号，它远比女性的肉体来得更为诱惑。于是我将自己设想成一个有着新移民孤独感的男性，写出了《女房东》这篇小说。”
    “文学始终是我最真实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聚集的是真正爱我书的人。”严歌苓说。或许，在电影世界中的她受到更大的欢迎，但她的内心还是与文学更为亲近。她向听众直言作为一个职业小说家的苦与乐：“从真实到虚构再到小说这个过程，我是苦在其中，乐在其中。每次写作我都诅咒这个行业，小说家每天要挑战自己，所谓有话不能好好说，但你一旦过了这个坎，你的人物会牵着你走向意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