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话陈谦：硅谷！写作！ 陈谦 江少川：你曾经说过：如果不来美国，就不会提笔创作，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是否也代表了一部分理工科出身的新移民作家到国外以后搞创作的人的心里话？是什么触发你到美国后提笔写作？尤其是你怎么会会辞去工作，全身心投身于创作？ 陈谦：我这话是根据个人经历，对比我在国内的大学同学的生存状况而生出的感慨。因为按我们专业发展空间的局限，国内生存压力的现实，我觉得我若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就不会有精力和兴趣去写作。这并不代表其他人的想法。 在美国的经历，打开人的眼界，开放人的心灵，甚至改变人的世界观。震撼和感慨之后的思考，是我写作的原动力。 在美国上学后，到了1994、1995年，学位念完了，工作也稳定，所谓美国梦，房子、车子的，也变得不那么遥不可及。待安定下来后，日常的生活开始了。每天早出晚归上班下班，让人开始觉得很闷。正在这时，我在海外碰上了中文网络写作的第一波浪潮。现在大家都讲网络文学了，但在九十年代中期，当时中国大陆还是完全没有网络这东西的，中国人都不能上网，更别说网络写作了。中文网络写作最早是在海外的开始。我的很多朋友也开始写，我在海外读到他们的鲜活生动的作品很激动。在英文语境中，我突然看到还有这么多中国人用中文在写，而且写得这么好，我来自儿时的对文字的爱好一下子被激活了。我就也开始上网写。 当时在美国，应该说，全世界除了中国大陆以外，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大陆留学人员基本都知道有一个网络刊物叫《华夏文摘》，它今天还在。我就开始给《华夏文摘》投稿。《华夏文摘》是一个很正规的电子杂志，一周出一期，它当年的全球电子邮件直接订户就有数万人之众。海外当时的中文媒体很不发达，中国大陆的消息难以及时获得。有了网络就大大改观了。《华夏文摘》当时通过网络给大家传递很多有关中国大陆的最新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海外大陆背景的人士对中文世界的信息的需求。网络写手们在不同的中文邮件组里非常活跃。我就开始上去写了。当时的笔名是“啸尘”。那时结识的网络上的朋友，很多如今还叫我“啸尘”。那时候我写了不少有关留美经历和感触的散文、随笔。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找回了对文字的感觉。而且每个星期五上午你的作品出来的话，文后会列出你的电子邮箱，就能及时获得反应，跟读者有即时互动，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鲜的事情。比如说我有一篇谈文化“边缘人”的文章，因为谈及大家都深有感触的文化冲突问题，在《华夏文摘》发出的那个早上，邮箱一开就看到六七十封邮件。在这种活跃的互动和良好的交流环境中，自己更想通过写作与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感受了。 我也可以说是在母亲去世的阴影中开始写作的。我母亲在1995年春去世，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情绪非常不稳定，写作在那时对我是一种安慰和疗伤。在写了一段散文随笔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兴趣是在写小说上，也就是感觉到更大的挑战是写小说。这样，我从1998年开始小说写作。我记得特别清楚，刚开始写小说时，编圆一个故事都很难的，但这种有挑战性的写作让人有精神上的愉悦。我在吃力地学习小说写作的过程中，听朋友说，你用中文写作，那你重要的读者应该在中国。这话让我上心了。我就尝试往国内投稿。到了第一部自己觉得像点样子的小说写出来后，我投给国内的《钟山》杂志。《钟山》杂志副主编当时是傅晓红女士。她收到我的小说后，来信表扬了几句，并说要在杂志发表。后来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说我那小说的文字是年轻幼稚的，但小说的表达有新鲜的气息。这便是一个有经验的编辑所具有的能力。对她来讲，选发我那部小说也许是一种偶然，但对我这样一个在远离中文核心语境独自学习写作的人来说，是很大的鼓励。这让我对写作小说多了点信心。接下来，第二部就写了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它一出来，就很顺利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是让人意外的事情，当然也是很大的鼓励。 后来我开始转到当时海外著名的文学文化网站《国风》写专栏。《国风》是以专栏作者的形式运作的。就是每个月，作为专栏作者要更新自己的一次栏目，就是这样排版。我那时工作很忙，就通过这样的形式逼着自己每个月写一章，小说《何以言爱》《爱在无爱的硅谷》《覆水》《残雪》《落虹》，以及《特蕾莎的流氓犯》等等，都是以这种方式在《国风》上一月一章地写出来的。我的专栏有很稳定的读者群，不时还有反馈。我就慢慢写。通过这样的道路，找回了我自己的爱好。 至于说到辞去工作而全身心投入写作，这在理解上有偏差。 我来到美国后读书深造，毕业后进入硅谷高科技公司工作，在技术更新换代非常频繁、工作压力极大的高科技行业里当了十几年的芯片设计工程师，承受过的工作压力是难以细表的。这里面也有个人兴趣的问题。早年有生存的需要，所以工作的目的是谋生。从这点说来，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所学专业能够带来相当不错的职业和收入，让我能比较顺利地跨过了新移民最难的生存关。到后来，生活比较稳定了，有机缘能够退一步，做个休整。 我如今的生活状态谈不上是全身心创作。我花更多的时间阅读、陪伴孩子成长、旅行、健身等，只在有感觉的时候才写作。这是我的写作速度慢，作品量低的主要原因。 陈谦长篇小说作品 江少川：《爱在无爱的硅谷》是你的第一部长篇，是你的母亲1995年去世后开始动笔写作的，这之间有什么关联吗？请你谈谈创作这部长篇的动因与过程？ 陈谦：我在上面谈写作经历时，已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爱在无爱的硅谷》的写作，不是直接跟我母亲的去世有关联的。《爱在无爱的硅谷》这部小说我是在《国风》专栏上写的。基本是每月一章，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成的。 硅谷是我来美国后住得最久的地方。转眼算来，已有十年的光景，它见证了我的成熟、成长。而跟其他的硅谷人一样，我经历了它的谷底、复苏、高峰、泡沫。当然，眼下我正亲目睹着它最新的一轮幻灭。这是我在美国最熟悉也最有感情的地方。 动笔写书的时候，硅谷正处于它的白金时代，每天出六十多个百万富翁的神话，正广为流传，举世皆知。那绝对是一个以成败论英雄的时代，而成功的标准，就是量化的财富集累。人们关注的，是创业成功、公司上市、股票飞红暴涨。在网络泡沫横飞的时候，这并不是神话，你周围到处是可见可感的奇迹，一个人想要不迷失，非常的难。那时你随便走到那儿，只要是人在一起，你听到的就是股票的消息、公司成功上市的消息。而拿到钱了，便变换成物质：名车、华屋，你很少听到、见到有人会停下来，跟你谈一谈，一些比发财、“成功”更有生命灵性的话题，比如文化、比如个人内心真正的激情所在、梦想所向。可是，我却是知道的，有一些人，比如我笔下的女主人公苏菊，即使是在那样让人头晕目眩、催人迷失的时代潮流中，也会忍不住停下来，因为一个对生活愿意思考、有所追求的人，是懂得必然的：人生肯定是有一种比物质更高的境界，它是值得你追求的，哪怕是尝试着追求。 而小说里的两个男主角：利飞和王夏，则是摆在苏菊人生道路上的两种必然。利飞的完美，王夏的率性都是我有限的人生经验里的一段段见识、理解、思考的拼接。他们的存在，挑战着苏菊们的价值观、承受力和对追求理想的恒心和毅力。不幸的是，苏菊似乎没有很顺利地闯过他们的关卡，所以在小说的结尾，也还没有达到她心中的彼岸。可是我相信，这就是人生的真相，而一个有过追求的人，虽败犹荣。 跟利飞相比，王夏这样一位在美国自我流放的前国内著名画家，是我花了更多笔墨的一个人物。记得为了准备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经朋友介绍，跟当时在纽约作自由画家的陈丹青通过信，了解旅美画家的生活。当我提到中国画家在美国的不同的现状时，陈先生说了这样的话：“（中国）画家来到美国，都很失落，只是失落的姿态各异”（大意）。这是对我很有启发的话语，从这个出发点，王夏一下就站住了。他以他貌似不羁的姿态、实则是一个失落者的心态，跟苏菊的人生轨道交汇、重合，然后分离，都是人生的必然。 因是“少作”，这部书今天读来，文笔是青涩的，凿痕也过深。这是写作的成长过程。应该说，我的写作风格是在这部作品里开始形成的。 江少川：作为理工科出身的作家，你的文学启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中外作家中，你最喜欢或曰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有那几位？ 陈谦：从小是因为有我的父亲。他是那种非常传统的知识分子，他非常喜欢中国古典文学，经常给我讲解唐诗宋词。我觉得是他启发了我对文学最初、最基本的兴趣。我从小学到高中的文科成绩一直很好。还没上学的时候，家里教我读书识字，我一开始就很喜欢造句。特别奇怪。年纪很小的时候，邻家比我大的孩子在造句，我会很乐意去帮他们做作业。我用一个词汇造出一个短句，感觉就特别好，比如用“红旗招展”这类词语造出一个特别的句子，就觉得特别兴奋和满足。 我认为我对文字的喜欢是天生的。在学校读书之余，我很喜欢读小说。那时候在文革里，没什么书读。到了暑假，我母亲就从她任教的学院图书馆里借来那时可以读到的小说，给我打发时间。那年头没有什么其它的娱乐，只好读书。母亲还为我订了不少文艺刊物。上学后，很喜欢写作文，作文总是给老师拿来当范文，连高年级也拿去读的。对小孩子来说，这就是最大的鼓励。但是我后来学科学，念读理工科，则是顺从了老师、家长的意思。那时候文革刚结束后大部分的人都很辛苦。长辈里在文革中受冲击最深的，很多是在文科领域的人，大家就觉得学文科前途不好。我在高考面临选择的时候，家里面、老师都觉得还是学理工科好，安全。 说到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从中国说来，第一次读到《红楼梦》的震撼是铭心刻骨的。我在小学高年级到初中那段时间，反复读了很多遍，非常入迷。那时拿到的是父亲带回来的作为内部出版的版本，读得津津有味儿。而且还有一本《红楼梦》诗词的辅助读物，解读非常详细，帮助我理解了很多在当时所受的学校教育里学不到的东西。对一个之前都是读红色作品，读《金光大道》《艳阳天》之类小说的小孩子，《红楼梦》带来的影响，刻骨铭心。它带来的还不仅是文学上的影响，更是对人生观的影响。所以要说中文作家，对我的影响没有人超过曹雪芹。 接触到较多的外国作家的作品，是在中国比较开放之后。国外作家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过程。托尔斯泰应该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到了美国之后，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也让我很敬仰。女作家我喜欢美国的欧茨（Joyce Carol Oates ），加拿大的爱丽丝•门娄（Alice Munro），这跟我比较喜欢深刻刻划人性的作家和作品有关。 江少川：我注意到，你的创作都可归纳到移民题材，几乎没有与移民完全无关的作品，你觉得对新移民华文作家而言，移民题材是否可视为一座金矿？移民作家在这个领地是否大有可为？我认为这座矿山蕴藏丰富，远远开掘得不够？你认为呢？ 陈谦：这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对我而言，最鲜活、最有直接冲击力的生活经验是来到美国后获得的，所以我的写作兴趣点落在这上面，是很自然的。如果相信直接经验是创作灵感的来源，那么对新移民作家，包括在海外用外文写作的新移民作家，移民题材应该是座金矿。只要耐得住寂寞，用功开掘，它可以带来无穷的可能。 陈谦作品 江少川：《望断南飞雁》为百年后再写“娜娜走后怎么办？”南雁与娜娜两个文学形象相聚百年，“出走”之举却惊人相似，你构思这个人物时赋予了怎样的特质？南雁与娜娜的不同或曰相异在哪里？ 陈谦：人们谈到我的小说，从《爱在无爱的硅谷》开始，到《覆水》，再到《望断南飞雁》，似乎是很自然地联想到“娜拉”。想来是跟“出走”有关。《爱在无爱的硅谷》里苏菊离开跟事业有成的男友利飞，离开带给她丰足的生活保障的硅谷，随流浪画家王夏自我放逐到荒凉的新墨西哥高原，人们想到娜拉出走；苏菊后来离开王夏，甚至有说那是娜拉的二度出走。到了《覆水》，女主角在跨国老少恋中，挣扎在对“坚守”和“出走”的选择中，让评论家又想到了“出走”的意象；到了《望断南飞雁》，南雁是真的出走了，所以用“娜拉出走”，是再便捷不过的解读选择了。 关于“出走”，其实不止是女性题材的一个热点。如果直面内心，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在自己的生活里，都曾有过“出走”的冲动。所谓“生活在别处”，包含了这个意思。 写南雁的初衷也可以说简单。我近年来读到一些中文小说，对新时代女性在当下复杂多变的社会型态里的生活多有描绘。其中不少涉及两性关系中女性的弱势地位，比如面对二奶问题，小三问题时，妻子们的悲苦，并因为男人的弃离而丧失了人生方向。这样的观念表达，在我看来是过时的。我想到了我那些坚韧努力，不停追求自我实现的女性朋友，比如南雁这类。我想通过南雁告诉大家，在这时代女人已经可以有这样的活法。 在小说中，南雁其实不是个特别有天分、特别聪明的女人。她甚至有点愣。如果她是一个特别出色的女性，最后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而执意出走，就不是很特别。南雁的特别在于她是一个普通的女性，甚至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资质普通。但她对自己的人生有想法，有执着的追求。她想成为一个艺术设计者，虽然她并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和实践，就是有一个梦想。这梦想是我看重的东西。通过南雁身上能力和梦想之间反差的对比，小说的张力就出来了，令人迷恋。 南雁在梦想的追求过程中，不断有过挫折。她也不断放弃过。比如按丈夫的意愿去读了个学位，在先生的实验室里工作，在新大陆也寻到自己的一片天空。在移民生活里，这其实是最常见的事情，很多人会在现实面前放弃梦想，随遇而安。这是理性的个人选择，无可厚非。而南雁的特别在于，她心中那颗少年时代种下的梦想的种子，不仅始终没 有被生活的现实压力埋没，而且有一天，它还发芽了。这导致她在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的事业走上正轨的时候，突然离家，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这种非常规的人生故事，非常具备文学意义上的美感。它令我感动，所以我选择了写它。 南雁跟娜拉的不同在于，南雁的出走不是在对现实生活不满后的意气之举。南雁是因为自我实现的梦想选择出走的，是深思熟虑过的选择。她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虽然南雁也将面对放弃自身责任的自我追问、对亲情的难以割舍、追求梦想道路中的实际困难，但作为独立女性，她在现今社会出走的前景，显然要比当年的娜拉的前景要光明得多。 江少川：在新移民小说中，写陪读夫人的作品不少，你觉得《望断南飞雁》与以往作品有何不同？你是在追求某种突破吗？南雁这个人物有没有生活原型？ 陈谦：我没有特别关注过“陪读夫人”类别的小说。我写作《望断南飞雁》时，也不是从“陪读夫人”这个角度去看南雁的。小说出来后，看到一些评论提到这个词，我还一愣。我想写的就是这么个女人，有梦想，又特别执著。“执著”这个词，我们通常是作褒义的。但在生活中过执，未必是好。这就是南雁故事所呈现出的这种选择的悖论。 南雁是有原型的。我在生活中遇到过不止一个这种类型的女子。她们出走后的生活或许不如过去那么稳定富足，但她们感觉获得了更大的满足。这不是一般人容易理解的。南雁的故事里还涉及作为人母的责任问题。所以这部小说出来后，很多女性读者跟我说，她们一方面对南雁的追求非常理解，也很佩服，但对她为了个人追求，完全放下母亲的责任，在孩子还很需要她的时候离家而去的这种行为不能理解，甚至有批评。但小说的任务不是讲对错。它应当呈现人类生存的困境。我无意写一个理想的人物，或可成为榜样的人物，所以读者读后有不同的结论和思考，是最好的。 江少川：小说创作，不论作家赋予何种哲理或思想于其中，我认为都应当具备可读性，让读者喜欢看下去，这样小说中内含的意蕴才可能被读者所接受。我认为你的小说如短篇《眉立》《流氓犯特蕾莎》《下楼》在情节构思中都有一种自觉的追求，请你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陈谦：我的小说更专注于寻找Why。就是故事为什么会发生，而不是故事本身。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我们早已不缺乏故事。如果小说家只是写好故事本身，很难令人获得深度的精神满足。我觉得，从故事的意义讲，生活永远比小说更精彩。这样的小说观，使得我的小说是往里走的，更关注人的内心。这跟我个人的心性大概有关。而且到美国以后，美国文化强调发现自我，这样一来，外在大文化环境的基调跟我的个人的内在的气质匹配了，在写作上就会有反映。我觉得世界五彩缤纷就是因为人的心理千差万别。这差别导致很多事情发生。我特别想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是由什么导致的。我们跟别人交流的时候，言行举止都是自我内心思维的一种折射。为什么我对这个感兴趣？因为我对心理学非常有兴趣。我就是想寻找“故事为什么会发生”。我的小说想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发生”、“怎么发生”，不是How，What，而是Why，那肯定就要走到人的心灵里去。但是这中间也局限了自己，这导致我的小说故事性不是很强。虽然我说小说不是专门讲故事的，但是你要回答“故事为什么会反生”这样的问题，当然不可能回避故事，所以如何将作为核的故事讲述好，这是对小说家基本功的挑战。 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对小说的故事性呈现，也投注了心力。如果你挑选的故事不够吸引人，抓不住人，那谁会在乎下面的事情呢？谁又会在乎一件无趣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就是你提到的，我开始在写作中有意识地对结构和故事的陈述进行了努力。中篇新作《繁枝》在这方面的努力更进了一步，这都是实验性的努力。 江少川：不仅如此，在艺术上你的追求也是值得赞许的，如《眉立》中的“互文”、《流氓犯特蕾莎》运用的“误读”、《下楼》中叙事的套叠等。 陈谦：谢谢。正如上面所说的，当我意识到在小说里，故事呈现的技巧非常重要之后，我就有意识地在写作中作努力。因为小说虽然不是只讲故事，但它不是论述文，小说家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是通过故事这个小说的核心载体呈现的，这也正是小说这个文体迷人的地方。如何将一个故事讲好，能使当代读者对你的故事产生兴趣，这对小说家是很有挑战性的。 这里面也有个度的问题。过度追求技巧，也会削弱小说的可读性，这也是需要警惕的。所以平衡永远是最难的。 好的小说还应该有好的语言。这方面我需要下更多功夫。我对自己的小说语言不是很满意。它不够凝炼，对话也不够生动。英美文学大家的作品，特点之一是“富厚”。他们的语言都精炼，但是意蕴却是丰富的，就是用尽可能精炼的语言，表达复杂的含义。这是我要学习的。 陈谦手稿 江少川：有的研究者把你的《覆水》《流氓犯特蕾莎》《望断南飞雁》称为女性三部曲，这三部作品的主角为女性，都有移居美国的身份，而写的都是移民女性的命运，你作为女作家，请你说说对女性文学的看法？ 陈谦：“女性三部曲”这个说法，是广西师大黄伟林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提出的。我不很清楚他将这三部作品摆在一起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我的小说基本是从女性角度进入的。这不是设计的结果，就像我写的小说，基本上是新移民背景，也不是刻意为之。我写我能把握，而且最有感受的东西。不仅如此，还有人说过，我写的女性都比较强势。其实我不知道那“强势”的说法所指。按那个思路，我在生活中交的女朋友、我喜欢的女朋友都是很“强势”的。我一直都被那种坚强，我不是说人们概念化了的女强人那种“强”，是指性格坚强、肯上进，永远不轻言放弃。那种不张牙舞爪，但是有韧性，聪明又智慧的女人，总是吸引我。我很喜欢这样的女性，我交的女朋友大多也是这类的。在海外遇到的女性，去国离家，走过万水千山，每个人都走过很难的路，将自己连根拔起，移植到异国他乡。我们早年，不像新一代留学生出去家里面还给钱。我们以前走过的路特别艰难。我身边的女生都很厉害，没有那种很强的意志力，是走不远，也无法存活的。我觉得用一句很俗的话讲，她们都是自强不息的那种人，很有意志力。当我表现出来，看上去总是写那样的女孩。但我并不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女性文学”。 我对“女性主义”这个词很有疑问。我碰到国内不少做女性文学研究的人，我问他们什么叫做“女性主义”？是因为作者是女人是女性主义，还是作品题材是女性的是女性主义？还是说故事主角或者作者是女人就是“女性主义”？到底怎么定义“女性主义”？他们语焉不详，所以我至今都还不能明白。在西方语境里，一般是讲女权，女权主义。在我看来，“女权”就比较好明白。但好像国内是说因“女权”很敏感，提到“权力”这个东西，意识形态上面有麻烦，要把这个模糊化。因讲到权力，就总是会有对抗。而西方女权主义就是讲她们跟男性是对立的关系。但学术的东西，要界定才能言说。就像讲科学，定义不清的话，后面的东西没法讲清楚。美国就讲女权主义，是很厉害的。女权主义者的姿态是强势的。但中国的“女性文学”的提法，我不是看得很明白。 江少川：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习惯，请你谈谈自己创作时的感受？你认为自己写作进度很慢，是这样吗？ 陈谦：我的写作速度确实很慢。一是因为我不够刻苦，二来自己也不是才华横溢、文思泉涌型的人。而且我不想写重复的东西，对我没有挑战，没有新意的东西，就不大愿意写。还是希望写出能够站得久一点的东西。我想，如果以十年为一个观察周期，每个作家，哪怕他/她很活跃高产，十年后能留下来，真正让人记得住的，能有五部就差不多了吧？如果是出于个人喜爱，而且有创作冲动，那就多写。没有也不强求。这个时代，要靠写小说谋生本来就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也是没必要为写而写。当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也可能是给自己找的借口？ 江少川：你是如何处理读书与写作的关系的？你最喜欢的中外作家有哪些？哪几部作品对你的影响经久难忘？ 陈谦：阅读是吸收营养的过程，它能让人的心智成长、成熟，继而丰美。我觉得书要读得杂些好。我的兴趣比较广泛，所以读书也是比较没章法的。中外作家喜欢的很多。要说所受的影响，其实是交错多元的。就算是文革时期读的革命小说，也不是全无可取的。它让我回读到文革前的小说，再到古典，后来到外国文学，都有从对比中促进理解的作用。经典杰作都是令人难忘的。 江少川：《美国两面派》是你的散文随笔集，是什么触发你写下这些短文，谈谈你写散文随笔的体会，你认为，写散文与写小说的心境有何不同？ 陈谦：我在前面谈到我的写作经历时，谈到了我写作是从在美国的中文互联网上写散文和随笔开始的。《美国两面派》里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那时候完成的。它收录的大部分文章是书写新大陆的生活感受的，都是很直接的个人情感抒发。 小说则是虚构作品。按西方的文学分法，虚构作品进入了文学的范畴。所以小说写作难度就比较高，对综合能力有更多的要求。我记得那年我父亲病重期间，我回国和他在一起，聊起过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当时正在海外重新拿起笔写点东西，读者好像反应不错，都挺爱看的。父亲就对我说：你如果爱好文学，就要学写小说。这话言简意赅。我告诉父亲，我正在打算尝试小说写作。父亲安静地点点头。可惜他没有机会读到我的小说作品。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江少川，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