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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含先生的新著《孤鹜已远——与古典诗人的灵魂对话》一书，选取中国自西汉至南宋的42位诗人、作家，试图以今人的情怀与古代诗人们对话，跨越时代的间隔，拨开历史的烟尘，追踪诗人们心灵的脉动，这一切无疑都是作者有意为自己增加的难度。但有难度恰是作品有高度的保障，拆解一句俗话：费力是要讨好的。 以两个人为一章进行撰述，使人想到司马迁的《史记》和古罗马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合传》。司马迁和普鲁塔克都是在历史伟人中，挑选出他们认为命运和气质相类似的人物，以对照比较的形式分别为他们立传，再合二为一，不仅要把传主的生平事迹加以详明，而且要在类比或对比中展现出传主的精神气质，甚至触摸到历史脉搏，凸显一种更深层的意味。这种以类相从的写作体例需要作者的见识和才情。萧含先生在继承中又有所拓展，不仅有以类相从，还有相反相成，如将陈子昂和宋之问作为一章合写。此书的平行传主们基本都是年代接近或同时代，或者身份相当，或者遭际相似，或者有生平交往，或者性情相近，在对比或映衬中相形成文或相映成趣。 本书选取的诗人都是一流的，作为史学论述和文学论述中的主角，关于他们的记述、评论并不稀罕。尽管如此，中国古代文学的史料浩如烟海，足以让人或者难得自己所需，更可能在支离漫漶中无法取舍。卒读全书，笔者不由感叹作者对史料的剪裁和驾驭。在叙述司马迁生平和下狱始末的考证一节，可谓字字着实，言出有据，能看出这种创作态度是作者力图贯穿全书的，虽然作者不是要写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但这种考证功夫强有力的增加了此书的分量。汉初、两晋、唐中期，这些历史上的盛世或乱世在作者细密的史实叙述中，分别被连贯成广阔厚实的背景，成为司马迁、陶渊明、王维、高适这些大文学家们登台表演的舞台。文字细致但不凌乱，内容丰富但不臃肿，这全赖作者能把历史与诗人的生平、抱负、襟怀、人格联系起来，虽不敢说浑融无迹，但已足以促成行文的血脉贯通，为作者写作追求的实现打好了基础。 如作者所言，此著非诗非史。但我们看到，在这里史的厚重与诗的灵动是有机的结合着的。《孤鹜已远》一书诗文满篇，珠玑琳琅，它们得其所在的被称引，不只是这些华光宝气冲淡了历史的漆黑与压抑，更重要的是为诗人人格的展现造成了诗意的空间。在王昌龄与高适、王之涣雪夜醉饮一节，作者以意逆志，由作品推想出情景，铺排情节，使行文别开生面，诗人们的神情声貌如在目前。缓解了宏大叙事的压力，却不减作品的深度，诗与史的互证正是作者的用力所在。对诗文理解的深浅是由作者的文学素养决定的，能把诗文落实到诗人们所在的具体时空，则更需要作者与诗歌与诗人深层的默契。在诗歌展现的心灵世界里，正埋藏着诗人在现实世界行藏取舍的合理逻辑，如诗歌之于王维；而现实世界的波谲云诡，才能催生出动人心旌的不朽诗作，如遭际之于庾信。我们看到诗歌照亮了诗人的命运及其所在的一段历史，也感受到历史和命运给诗歌造就了不竭的源泉。这里，是诗心的相通，是今人与古人的心灵对话。 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下，诗人的羸弱之躯往往会显得单薄，作者在渲染诗情的同时，没有放松对诗人人格的追踪和塑造，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这个问题，文字的力量匀称而不失重。作者始终怀着一种对伟大人格的仰慕进行叙事，这种内在力量使行文流畅而富于情感。对高尚人格的景仰，对诗人们现实悲剧命运的同情与慨叹，对黑暗政治、不义小人的指斥，褒贬爱憎，历历分明。在这种力量带动下，叙述如大河奔流，一路直下，虽稍显急切但浩大有力。读司马迁、柳宗元、辛弃疾等章节，我们即能感受到。刘禹锡与柳宗元一生坎坷，其正直伟岸辉映千古，其深情高谊令人称羡，而晚年的心灵世界，一个豁达豪迈，一个高远幽深。可见，作者并没有忽视历史的复杂和心灵的幽隐。在对诗人精神面貌的追溯和还原过程中，有很多独到的发现。同是风流才子，同样过花间柳下的生活，杜牧的豪放不免轻薄，而秦观则一往深情，以至于伤神。同样不满于元、白后半生的作为，但作者批评的轻重有别。联系孟郊的遭际来解读其诗风形成的内在机理，能一语中的。 陶渊明诗歌中鸟与酒的意象分析，对谢灵运诗禅意的发掘，又不乏美学意义，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美。 此书尤显可贵之处在于，始终贯穿着对历史中人的终极命运的慨叹：历史的沉重，人的努力与挣扎，正义与邪恶的永远纠缠，心灵世界的保全与破损，无限的追求与有限的人生，等等。作者有时越出文本，插入数量可观的史评，直接议论，其见地和分量，使人领略到画龙点睛之妙。在王维一章，作者不惜篇幅做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这种文化下文人心性的分析和反省。以上这些深沉的理性思索保持了一种较高层次的哲理性，在诗与史之外显出哲思的张力。 凝固的历史层层加重，远去的诗人越行越远。但人对历史的探寻却可以无尽，对诗歌的重温却可以永远，何况这些流传千古的诗章，载着落霞满天的美丽。 感谢作者引领我们这段精彩的诗魂之旅。 原载：《河北作家》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