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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卷厚厚的诗歌档案，装在一个考究的封套里，一个浑黑、一个浑红，像是被烤漆封存成一个坚固的盒子，带有几分神秘、几分冷酷。70后和80后的一些诗人已经或者正在完成着自己的诗歌使命并且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轨迹，《70后诗歌档案》和《80后诗歌档案》也就成了应该分开其实又无法割裂的诗歌的档案记录。是档案，就必须尊重真实，忠实记录，而且还必须具有一定的凭证价值和参考价值，否则，档案就成了垃圾，终至腐烂。 两卷档案的编者都是分别代表各自时代的诗歌写作的参与者——刘春和丁成，他们写作诗歌、编辑刊物、讨论诗歌、整理诗歌，凭借着诗人固有的激情关注着当代诗歌的走向，不甘于沉溺、沉寂、沉沦，而是希望诗人从“喧嚣”走向“平静”，从“激越”走向“沉稳”。作为局内人，他们见证了诗歌界的风云际会，选诗自有轻重。当然，同样因为是局内人，因为熟知风云际会时的鱼龙混杂，选诗也许掺入个人的爱憎褒贬，但作为《档案》的存在，这些诗人、诗歌、访谈、评论、备忘录，几十万字的资料记录，还是相当清晰地展示了两个时代诗歌的发展脉络，体现出诗歌的成长、嬗变过程。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借助于文字表达思想、情感和生活，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状态，横躺着或者站直了，甚至偶尔的半躺半卧，对于文字书写者都是可行的，要的是一种舒服的感觉，有时是故意寻找那么一点“痛苦”和“不适”。于是，诗与文的分野也就这样存在着:诗歌是分行的书写，诗歌以外的文章，则是成串的连缀，采用最随意的形式。我们可以这样写一篇小文章:“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西安的小说。星期六的下午，我在超市的时候，忽然想到我的小说就叫《西安鸡毛》——写一些西安的美女，写一些西安的汉子。我敢肯定，西安鸡毛写的不是西安的鸡和毛，也不是‘妓’和‘鸭’，是一些像鸡毛一样的故事。我偷偷地打算从明天开始，把那些散落在村子中央，城墙角角、胡同巷子的鸡毛故事，写进我的那本小说里，故事的名字就叫做《西安鸡毛》。”但如果把这段文字剔除标点、分出行目，就成了一首诗——秦客的《西安鸡毛》。这就是80后，这个时代能在文学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最新一代诗人的吟唱，感觉大于一切，不看中任何的主题、形式和技巧，情绪化、宣泄性、口语化，琐碎化是他们的特点。阅读他们的诗歌，没有丝毫的晦涩与隔膜，当然也不可能寻到阳光与雨露。日常所谓的诗性的美、诗情的悠扬，甚至只是简单的诗歌韵律的美好，都成了一种奢侈。80后的诗歌似乎更关注个体生命深处最不具备审美意义的那一部分，和70后反崇高、反艺术相比，他们简直不屑于谈到崇高、谈到艺术一类的词汇，认为那是矫情，而任其所为的消解着任何正常的生活印记。 假如是一个不关心当代诗歌的人，应该在阅读过80后的诗歌再开始70后诗歌的阅读，因为这样就可以慢慢找到回归中国传统诗歌的途径。和那些现在还不到三十岁的、没有经历过时代更新的80后相比，70后诗人的追求就显出一些缺少个性和激情的缺陷，80后的诗歌各有各的新奇、各有各的面目，70后就显出更多的雷同，无论是理想的指向、灵魂的追求还是边缘的思考。说到底，70后的身上还保持着传统的诗情，还没有完全丧失诗歌的艺术性。我有种感觉:他们见证并正在见证着诗歌的衰退与没落。70后的诗人是从一个时代走进另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像一个流浪者，都有着类似青黄不接的乡村体验，经济大潮把人们的思想迅速的城市化、物质化，在城市化和物质化的过程中，他们有一种被遮蔽、被异化的感觉，于是他们反叛、叫喊、申诉、思索，陷于时时的审视:“诗意地栖居。在异乡/我像主人一样活着/我要做城市的推土机/朝脚底播下心脏的轰鸣/我得提防生活把我弄脏/除下额头上吹皱的诗篇”(安石榴《边缘客栈》)；有时是不可绕过的回忆:“你们走得那么远，像蒲公英的儿孙/有一双会飞的脚/多少年了，你们依然年轻/你们在落日下忘情的拥抱”(黄金明《记忆:落日之歌》)；有时是寻梦的苦恼:“我庆幸找到了河流的去处，而大海/只是驿站，我的一生因此可以蒙蔽/仿佛需要重新告别，到远方/只有一缕光芒允许我彻底地挣扎允许我/从生前滚到死后允许我，静悄悄地/在黑暗中转身，慢慢地顺从灭绝”(俞昌雄《饥饿的露珠》)…… 相对于70后诗人创办民刊展现自我，80后一开始的舞台就显出极大的包容性、随意性和即时性。反映在诗歌主题的塑造与诗歌语言的架构上，就是主题的极度自我和语言的极度随意。有人给了他们其中的一些诗歌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口水诗”，他们像一串随意流出、挂在嘴角的清凌凌的口水，玩酷远大于精神承担。这也就证明，他们并不成熟，是一支正在生长的力量。诗歌究竟在他们手中重生，还是在他们手中终结，这是一个需要以等待来回答的问题。因为一切还在生长，还在嬗变。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6-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