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益是台湾年轻一代“自然书写者”的翘楚。台湾的自然书写自有其历史脉络和写作伦理。就其命名而言，已经越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环保”文学（以及这个词在自然书写者看来所附带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而广泛吸收了西方“后工业时代”的各种生态论述（如台湾学者黄逸民在分析吴明益小说《复眼人》所使用的物质论、生态女性主义者巴拉德的“自然动能论”、后结构主义生态批评家莫顿的“黑暗生态”、环境科学家卡森的“杂草美学”以及后人类女性主义者哈乐薇的“赛博格”等概念）；同时，也深受中国传统的自然观的启发与影响。譬如奠定了吴明益自然书写者之名的散文集《迷蝶志》便引涉了庄子的“齐物论”：“渐渐地发现，我的记忆和我认识的蝴蝶生命史，竟相互缠勒、寄生、匍匐攀附，以至宛如庄周与蝶，梦与被梦。后来才理解，这种‘物化’之感，可能来自于一种信念：相信不论是蝶或庄周或我，不论生命形态如何不同，根，都必然生在土层中相会的信念。”这种信念——不仅是“知”，也是“行”，可视为吴明益或更多自然书写者的生存伦理与写作伦理。而作为卓有成就的自然书写者，吴明益在其写作伦理上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小说美学，则更引发我的兴趣。
    综观吴明益现已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会发现，吴明益从不肯依据“故事时间”老实地按部就班地展开叙事，而是多线头穿插，拓展叙事的时间和空间。《睡眠的航线》一条叙事线索是“我”患上诡异的“不睡症”寻求疗治，另一条叙事线索是台湾日据时代的少年三郎（“我”父亲）被征集远渡重洋赴日工厂做工。两条线索穿插推进叙事，将两代人的历史与命运交织在一起，由个人命运的“小叙事”拼贴出一个关于历史的“大叙事”。《复眼人》的叙事线索更加繁复，其中主要的叙事线索是虚构的瓦忧瓦忧岛的少年阿特烈随垃圾涡流漂流在海上，及大学教授阿莉思在痛失丈夫和儿子后决意寻死。在垃圾涡流撞上海岛，阿特烈“撞”上阿莉思之后，两条叙事线索也“撞”到一起，引发了人物命运一系列的变化。在《单车失窃记》里，吴明益借单车失而复得所形成的“动线”，不仅让各不相关的人物相遇、诉说、回忆往事，形成多声部网络，也让死去的亡灵频频现身。
    吴明益的多视角、多声部叙事放到现代小说的脉络里，或许并不新鲜。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巴赫金称之为众声喧哗的“复调小说”已开了先河。创作者的“声音”并不凌驾于其人物之上，他倾听每个人物的声音，让他们发出声音，自由辩驳。他尊重每一个“他者”的伦理，并由此建立起了一种创作主体与他者之间新型的伦理关系。在刘小枫看来，这是一种“现代性伦理的叙事”，它关心每个个体的生命感觉、命运际遇与道德诉求。
    多视角的繁复叙事同时也呼应了一种新的“真实观“，对应了一种对历史与叙事之间的关系的新认识，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小说观念。“如果历史只能容一种或有限的观点和说法，并且将所谓的真实无限上纲为一种道德或意识形态律令，小说恰恰以可近可远的视野，众生喧哗的结构，展现史料——始料——未及的可能。小说指向超真实的真实。”
    更进一步地说，吴明益在小说的意义上想寻获一种“全知视角”。这种全知不仅指向人，也指向物。我相信，吴明益所追求的叙事人的角色是那个“复眼人”：“他的眼睛跟我们的眼睛不太一样，有点不太像是一颗眼睛，二是由无数的眼睛组合起来的复眼，像是云、山、河流、云雀和山羌的眼睛，组合而成的眼睛。我定神一看，每一颗眼睛里仿佛都各有一个风景，而那些风景，组合成我从未见过的一幅更巨大的风景。”复眼是一种由不定数量的单眼组成的视觉器官，主要在昆虫及甲壳类等节肢动物的身上出现。拥有“复眼”，是吴明益童年时的浪漫梦想，也构成了他成年后小说的美学追求——“透过‘复眼人’的眼睛，我们看见了成千上万个世界，山的世界，海的世界，动物的世界，植物的世界……人类看待世界的角度不再单一，不再局限。”
    很明显，吴明益的“复眼美学”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他的自然生态观“美学化”的结果。做一个简单的“美学意识形态”分析。在《迷蝶志》的后记中，吴明益称自己“并不是一个反人类中心主义者”，“相比之下，我较能接受诺顿在《环境伦理与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诺顿认为，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为一切利益的考量核心，透过感受的喜好来判断事物是否有价值……但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则必须由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以省察过的喜好对待自然”。“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者”所要批判的是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以及一切仅以金钱利益为考量的资本主义。他们只是将人与社会的关系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自然中寻找人的位置，反省人与环境、生命的共同交往之道；将其他生命与人类本身的发展，乃至自身的生命史，进行呼应与对话。
    以长篇小说《复眼人》为例，小说呈现了幻想的与现实的、不同阶层、不同族裔、不同种族的生命样态，及其相互间的对话。在面对开凿“雪山隧道”这一给人类提供便利，但也可能对自然造成不可估量破坏的人类重大工程时，人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各执一词，而每个人的立场又都关联着各自的生命经验。来自挪威的海洋生态学家莎拉的父亲阿蒙森的遭遇，构成了女儿的生命隐痛，却也成为她环保行动的强大动力。阿蒙森因为热爱海洋，放弃了建筑师的工作改行当渔夫，以传统的渔叉猎鲸，面对舆论指责，阿蒙森的辩驳是：“我可是用传统的渔叉猎鲸，既不用鲸炮也不用渔叉炮弹，这是一种生存搏斗，难道也不行吗？何况，我每年只捕一头鲸！”而促使阿蒙森发生转变的，是他与朋友到加拿大捕海豹，他感觉到敲击在蠢笨海豹头上的棒子像敲在他头上，这位以搏斗维系渔夫尊严的人的信仰发生了动摇，他卖掉了渔船，并且参与了跨国的反屠杀海豹组织与反对商业捕鲸的行动。而他最终遭遇不明棒击，像一头被猎捕的海豹一样死去。在阿蒙森的生命与抹香鲸、与海豹的生命之间，在阿蒙森与自己的信念之间，在阿蒙森与女儿莎拉的生命之间，在莎拉与其他环保主义者之间，形成了多重意识的交织与对话，小说的“复眼美学”由此可见一斑。
    短篇小说集《天桥上的魔术师》中亦可见到这种“复眼美学”。在那个曾经的台北地标、如今早已消失的“中华商场”中，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作为在此度过了童年时光的吴明益来说，有多少往事值得记取，却又有多少被改写，被遗忘。有多少故事他并不知道，却在想象中充满诱惑。由此，他写下了9个故事，“故事并不全然是记忆，记忆比较像是易碎品或某种该被依恋的东西，但故事不是……只有记忆联合了失忆的部分，变身为故事才值得一说。”而在这9个故事中，回忆（或虚构）的那个“天桥上的魔术师”总是在场的，或是“缺席地在场的”。在此，他就是“复眼人”，这既是一种观察世界的位置，也是一种“看到”不可知的世界的方法——
    魔术师的两个眼睛向着不同方向，说：“我也不知道，小不点儿，你要知道，世界上有些事情，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人的眼睛所看到的事情，不是惟一的。”
    “为什么？”我问。
    魔术师思考了一会儿，用沙哑的声音回答：“因为有时候你一辈子记住的事，不是眼睛看到的事。”
    《天桥上的魔术师》像是一篇关于小说家的寓言。小说家要有本领把自己想象中的，变成读者看到的东西。他能够施展小说的魔法，影响读者看到的那个世界——尽管那个世界是他用“复眼”看到的，大大超出了普通读者的视域，但他们却愿意怀着期待的心情，与小说魔法家一起迎接那个见证奇迹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