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很爱自己的家乡。
    不去摘录那些直白的思乡文字，单说他1982年发表的剧本《擂鼓战金山》，第四场末韩世忠对着金兀术有一段唱词：
    江水滔滔向东流，二分明月在扬州。
    抽刀断得长江水，容君北上到高邮。
    抽刀断不得长江水，难过瓜州古渡头……
    第二句“二分明月在扬州”其实是有点凑数的，跟全场的气氛也不大合，倒是“容君北上到扬州”，韵也对，气势也更妥帖：扬州、瓜州对举，都是自古的军事重镇。而两宋之际，高邮一直在军、州、县之间切换，重要性摇摆不定——总之，我觉得汪曾祺这里有一点私心，在作品里嵌入了自己的家乡。
    高邮不仅是汪曾祺的生身故乡，也是他的精神故乡。有研究者指出过汪曾祺小说对地域文化的依赖，联系他居住过的地方：在上海住了一年多，有1篇，在张家口四年，有10篇，昆明7年，亦有10篇（加上新发现的佚作应该不止），北京34年，小说有18篇。高邮从出生到离开，19年，他写高邮的小说有46篇。
    汪曾祺笔下的高邮人物中，官职最高者大概是打死陈小手的团长、勒索八千岁的八舅太爷，哦，还有《皮凤三楦房子》里的奚县长与谭局长。而其余都是中下阶层的市民：
    “和尚、尼姑、炕鸡的、赶鸭的、车匠、锡匠、瓦匠、棺材匠、银匠、画匠、小贩（卖卤味、熟藕、馄饨、水果、菜）、货郎、药店店员、小店老板（米店、绒线店、炮仗店、酱园、糖坊、豆腐店）、挑夫、地保、打鱼的、吹喇叭的、水手、卖艺的、卖唱的、跑江湖做生意的、收字纸的、保安团长、医生、兽医、画家、中小学教师、小学校工。”（方星霞《京派的承传与超越》）
    汪曾祺自己算是大户人家的小少爷，但他小说里对《徙》里面写到的浪荡子弟（仗势欺人的申潜、没出息的谈幼渔）深恶痛绝，他关注的大多是“善良的、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关注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卖蚯蚓的人》）这让他的高邮小说常常被称为“浮世绘”与“风俗画卷”。
    乍看起来这有些矛盾，但其实是一种文学传统。如鲁迅之于绍兴，沈从文之于凤凰与湘西，萧红之于呼兰与哈尔滨……一位作家成为一个城市的传记作者，笔触避开《县志》里热衷的行政区划、人口财税、达官显贵、历任长官，而是深入到民间社会，描述市井百态、日常哀乐、风土人情、奇闻轶事。这是一种透肌浃肤的描述，它甚至能够将所写的城市抽象出来，变成一个“中国城镇”，同时钉入小说史与城市史。
    往前追，这样的传记作者还有曹雪芹、蒲松龄、吴敬梓和兰陵笑笑生——史景迁的微观史学名著《王氏之死》便是用《聊斋志异》与《郯城县志》、《费县志》等相参照，还原了清代山东的小人物生活。向后看，这类传记作者有陆文夫、王安忆、冯骥才、方方等等。这些作者，大抵不是豪富之家，但也不是真正的底层出身，他们的家庭，基本属于“士绅阶层”。造就他们关注社会习惯与审视城市眼光的，恰恰是中国的士绅传统。
    传统中国，士绅阶层掌控着县城以下社会的“公共领域”，学者把他们的角色分为三种类型：维持秩序的角色（组织防卫、民事仲裁、赈灾济贫）、经济角色（引进外贸、修建水利、调控物价）、文化角色（主持祭祀、书院讲学、主导舆论）。士为四民之首，他们在各个方面扮演着人民代表的角色，他们秉持的主流价值观，是“民胞物与”的儒家精神。
    举一个例子。汪曾祺在《故里杂记》里写一个地保兼更夫李三：
    一进腊月，李三在打更时添了一个新项目，喊“小心火烛”：
    岁尾年关——，小心火烛——！
    火塘扑熄——，水缸上满——！
    老头子老太太，铜炉子撂远些——！
    屋上瓦响，莫疑猫狗，起来望望——！
    “岁尾年关，小心火烛……”
    店铺上了板，人家关了门，外面很黑，西北风呜呜地叫着，李三一个人，腰里别着一个白纸灯笼，大街小巷，拉长了声音，有板有眼、有腔有调地喊着，听起来有点凄惨。人们想到：一年又要过去了。又想：李三也不容易，怪难为他。
    汪曾祺在这一段加了个注，说：“清末邑人谈人格有《警火》诗即咏此事”，诗有小序，说是“送灶后里胥沿街鸣锣于黄昏时，呼‘小心火烛’。岁除即叩户乞赏”。诗中云：“铜钲入耳警黄昏，侧耳有语还重申：‘缸注水，灶徙薪’，沿街一一呼之频，唇干辞燥诚苦辛，不谋而告君何人？”
    汪曾祺说：“从谈的诗中我们知道两件事。一是这种习俗原来由来已久，敲锣喊叫的正是李三这样的‘里胥’。二是为什么在那样日子喊叫。原来是因为那时灶王爷上天去了，火烛没人管了。这实在是很有意思。不过，真实的原因还是岁暮风高，容易失火，与灶王的上天去汇报工作关系不大。”
    谈人格的女儿是汪曾祺的祖母。我实在很怀疑汪曾祺是从外曾祖父的诗中得到灵感，才写出李三这么一个打更的角色——至少，谈人格的诗是一个重要的参证。其中更夫呼唤的语句，听到呼唤的“人们”的情感，都何其相似，几乎可以将《故里杂记》中这一段看作是谈人格诗句的扩写与白话化。
    然而，我更关注的是汪曾祺从谈人格诗里去除了什么，改写了什么——主要是“喊叫的原因”：“烛双辉，香一炷，敬惟司命朝天去。云车风马未归来，连宵灯火谁持护？”谈人格记录这种警火之吁是“送灶”后里胥（地保）的加班工作，一旦除夕过后“回宫降吉祥”，这种“警火”就终止了，“烹羊酌醴欢除夕，司命归来醉一得。今宵无用更鸣钲，一笑敲门索酒值。”这种“警火”其实是带有宗教色彩的一种仪式。
    谈人格这首《警火》，在《再续高邮州志·艺文志》中的原题是《岁暮结诗社于里中分咏风土得乐府五首》，这是一种“诗史”的写作，真实性可以保证。那么，在汪曾祺真实生活经历中，李三“警火”是因为什么？考虑到李三还是庙祝，住在土地祠，我倾向于他是如谈人格所写，传承清末的这种类似年节放鞭炮的习俗。那为什么汪曾祺要把这种习俗改成“一进腊月”的惯例呢？揣想一是他受过现代教育，愿意探究习俗之后的实情；二来，汪曾祺更看重的是李三喊声中的“有点凄惨”和“也不容易”。去除了习俗的限制，这一层况味就浮现得更明晰了。
    汪曾祺对高邮水灾的记忆，与谈人格诗作中的记载，也几乎可以互相参证。汪曾祺在《我的家乡》（1991）中写道：
    “阴历七月，西风大作。店铺都预备了高挑灯笼……轮流值夜巡堤。告警锣声不绝。本来平静的水变得暴怒了。一个浪头翻上来，会把东堤石工的丈把长的青石掀起来……终于，我记得是七月十三（可能记错）（按：1931年8月26日，阴历正是七月十三，汪曾祺一点没记错），倒了口子……西堤四处，东堤六处。湖水涌入运河，运河水直灌堤东。顷刻之间，高邮成为泽国。”
    “我们家住进了竺家巷一个茶馆的楼上（同时搬到茶馆楼上的还有几家），巷口外的东大街成了一条河，‘河’里翻滚着箱箱柜柜，死猪死牛。‘河’里行了船。会水的船家各处去救人（很多人家爬在屋顶上、树上）……水退了，很多人家的墙壁上留下了水印，高及屋檐。很奇怪，水印怎么擦洗也擦洗不掉。全县粮食几乎颗粒无收。我们这样的人家还不至挨饿，但是没有菜吃。老是吃慈菇汤，很难吃。”
    而谈人格描述同治五年（1866）夏运河堤决的《清水潭决纪事》写道：
    “危堤乍欲溃，惊走鸣鼓鼙。河弁讵弗闻，夜半贪安栖。涓涓不早塞，后悔乃噬脐。可怜千万村，浊浪迷高低。富家得船去，余劫归犬鸡。贫者不及迁，汩没如凫鹥。”
    谈人格一向认为决堤前后的灾祸，既有天灾，亦有官吏颟顸造成的人祸（参见《保坝谣》），因此他在诗末讽刺地写道：“父老泣且跪，双膝沾涂泥。一纸张通衢，似欲慰灾黎。此灾天所为，胡用长号啼？”
    少年汪曾祺自然还不会有这样的见识。但他对灾民的悲悯之情，与外曾祖父如出一辙。同时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作为：“民国二十年发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见他蹚着齐胸的水出去，手里横执着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罗褂，他出去，主要是办赈济。”他在《钓鱼的医生》里写王淡人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用铁链与几个船工系在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激流，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孤村去为人治病，是父亲实际做过的事，只不过不是治病，而是去送赈灾的面饼。汪曾祺强调“这件事写进了地方上人送给我祖父的六十寿序里，我记得很清楚”。（《我的父亲》，1992）
    基于这样的童年经验与“实近儒家”的思想立场，汪曾祺在他的高邮小说里，很少写底层劳动者能得到政府与官吏的帮助与救济，而喜欢描写市民社会的互爱、互助，尤其是对情谊的看重。如《岁寒三友》中靳彝甫为帮助陶虎臣、王瘦吾不惜出售家藏田黄，《徙》里高北溟对恩师手稿的竭力保护，《鉴赏家》里叶三对季匋民画作的欣赏与守护，《八千岁》里众人作保救回了被勒索的八千岁。
    《大淖记事》里最为解气的一幕是兴化锡匠们的“顶香请愿”，这一举动源自古老的自然法：民有沉冤，官不受理，被逼急了的百姓可以香火把县大堂烧了。
    而县政府也并没有因为《六法全书》没有这条法律而强行镇压，反而“县长邀请县里的绅商商议，一致认为这件事不能再不管。于是由商会会长出面，约请了有关的人”，通过会商把这件事了结。
    即使是在故乡人人不齿的“拉皮条”的薛大娘，汪曾祺认为她能帮助别人与自己解决性饥渴，仍然是“积德”，笔下不吝赞美：
    “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薛大娘》，1995）
    在20世纪80年代对汪曾祺的批评中，有一种说法是他“把旧社会描写得太美好了”。依照汪曾祺“使这个世界更加诗化”和“有益于世道人心”这两条写作原则，他完全有可能有意识地过滤记忆，选择性地描写那些他认为美的、有益人心的故事，甚至是他想象中的人格与结局——“诗化”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文人化”，其根柢还是汪曾祺得之于家族长辈的行事与心性。
    汪曾祺生母杨氏的祖父杨福臻，光绪六年进士，历官翰林院检讨、山东道监察御史、兵部给事中，曾因弹劾朝鲜战败的叶志超而得名。他写过一首诗《题张孝子传》，诗序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高邮南村有一个叫张兆喜的木匠。他父亲得了绝症，不愿意拖累儿子，就打发他出门办事，自己跑到一家富户门前上吊自尽。旁人都怂恿张兆喜讹告那家富人，可得多少多少赔偿。“喜仰天叹曰：遭此大故，而又藉亲骸以开诈索之门，天良何在？”自去买棺葬父，并无别话。
    张兆喜的父亲跑去富户家上吊，可能是生前有仇，或许是希望儿子能借此得一笔钱。然而张兆喜遵义而行，非常高尚。杨福臻诗中赞曰：“张孝子，足千古，不知黄金知有父……父命毕，儿心急，人言徒纷纭，孝子不愿仰天泣。父死儿生，儿罪孔多。父死儿利，儿罪谓何？”如果汪曾祺来写这个故事，他的立场应与杨福臻无异。穷人也应该有他们的尊严，亲情、自尊当置于利益之上，既不巧取豪夺，也不摇尾乞怜。这是传统中国士大夫坚持的价值观。而且，“礼失求诸野”，当士林虚伪横行之时，有良知的士人会将眼光投向底层社会的美好闪光。《儒林外史》颂扬“酒水菜佣皆有六朝烟水气”，并以四位市井奇人作为《儒林外史》的结尾，吴敬梓何尝不是这种立场？
    高邮底层民众不可能人人如张孝子，但正因张孝子难得，杨福臻才会专门为这个小人物题诗，这便是士绅担当的教化职责。汪曾祺在《使这个世界更诗化》中说：“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给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这同样是某种文化责任的自觉承当。
    也正因此，汪曾祺很难处理小说中新时代的社会矛盾与人际冲突。没了时间的屏隔，光写世间的美好，总会显得不太真实。像《寂寞与温暖》里的赵所长，《皮凤三楦房子》里的奚县长，都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不期然让人想起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同志”（赵树理也是汪曾祺很佩服的人）。可是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冲突，要指望领导来解决，这种思路与汪曾祺的创作观念、美学诉求都有点扞格不入，然而怎么办呢？高大头帮助了朱雨桥，自己楦了房子，但如果谭凌霄没被告倒，高大头照样随时会被穿上小鞋。
    跟他笔下的人物一样，汪曾祺自己很不善于向领导“陈情”。他在北京30多年，自1958年被划右派后，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房子，都是在妻子或儿子分得的住房里当寄居蟹。他也被家人逼着写过一份请求分配住房的报告，被家人批为“毫无文采”，只有一句“我工作几十年，至今没有分到一寸房子”还过得去。（《老头儿汪曾祺》）
    以汪曾祺对故乡高邮的热爱，他不免一边在北京的蜗居中写着高邮，一边向往着回乡住个两三年，好好观察、研究一下暌违40多年的故乡。但是回乡住哪里呢？有一处分家后有房契的房产，每一次汪曾祺回乡，总会向当地委婉提出归还，甚至正式打过报告，但总是“我家的房子不知为什么总不给解决”。（致陆建华信）1993年5月30日，汪曾祺给当时的高邮市长戎文凤写了一封信：
    “近闻高邮来人云，造纸厂（汪家房屋被造纸厂所占）因经济效益差，准备停产。归还我们的房屋，此其时矣。我们希望房管局落实政策，不要再另生枝节，将此房转租，另做他用。
    “曾祺老矣，犹冀有机会回乡，写一点有关家乡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枝之栖。区区愿望，竟如此难偿乎？”
    据说读到此信者无不动容。然而在汪曾祺剩下的4年光阴中，他仍然没能等来关于房产的佳音，一封书函动九天的佳话终于没能上演。
    又是20年过去。今年听说高邮已将汪氏故居腾出，正在策划以文游台与汪氏故居两处，开建汪曾祺纪念馆。当地文化部门领导专程来京，征询诸位专家意见，修建、布展策划书亦几易其稿。汪先生泉下有知，当感欣慰。这一份来自故乡的深情厚谊，若能早个二三十年，该有多好？“许我十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那样的话，汪曾祺这位《高邮传》的作者，还不定能留给我们多少新的章节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