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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总主编，赵逵夫、石观海、汪春泓、熊礼汇、霍有明、诸葛忆兵、张思齐、张玉璞、陈文新、赵伯陶、於可训等先生为各分卷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2006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8卷，字数1400万，规模巨大，结构宏伟，堪称力作。该书学术性与工具性兼顾，所有编年内容都有据可查，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概括起来，该书的叙述有以下几个特点： 1、创新式叙述。20世纪以来我国大陆出现的中国文学通史都是纪传体的。不可否认，纪传体文学通史以作家为纲的编写有很大的优长，便于宏观把握中国文学的精华部分，快速把握中国文学的整体特征(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等)。但作为学术研究，需要换角度思考问题，以不同声音回答问题，因为一旦某种模式处于支配或垄断位置，就易产生沉闷闭塞的思维空间，缺乏相互碰撞所产生的火花。更何况已有的纪传体文学史编写本身就有以一代十、以光辉掩盖不足的弊端，更多的文学活动得不到展示，因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史重写的呼声一直存在。《编年史》可以说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诞生的精品。 历史证明编年体撰写史书也是很成功的，如《资治通鉴》。因而在文学史的撰写上尝试编年体的体例也不失为一种创新，一种新思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生前就曾呼吁编写文学编年史。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 可以说，《编年史》正是在这一精神原则指引下取得的成果。在体例的设计上，《编年史》以“年”为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同时，该书还采用向上的时间序列：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能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在形式上，阶段与章对应，时代与卷对应，分别设立绪论和引言，以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和时代性特征。故该书能较充分具体地展现文学历史流程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元性，获得很好的效果，从而为建构文学通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型，对于中国文学史编写的创新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2、平等式叙述。这套《编年史》透射出浓厚的平等色彩。纪传体文学史编撰往往一流作家或作品给予其一章的篇幅，二流作家或作品给予其一节的分量，三流四流则只有一段两段，不人流的一笔带过或根本不提(被遮蔽)，透射出浓厚的等级书写心理。这种严格的等级格局影响着阅读者的心理，会引导读者过于欣赏一流作家(或作品)的巨大魅力，将他们“神化”，而形成弊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后现代的新思维，要求打破等级尊卑，消解“大家”，打碎“中心”，重新建构学术史。而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追求平等、和谐的新思潮。可以说，这套《编年史》正是人人平等的社会文化立场在文学史撰写中的落实。《编年史》打碎以“大”作家“大”作品为中心的观念，平等对待每个文学时段，以事实说话，除了重视一流作家作品外，还给二三四流作家作品以比较宏阔的被叙述空间，让“小”人物、“小”作家也活跃起来，让他们真正享受到了作为中国作家的“国民待遇”。 在我们今天博客盛行的时代，任何写手都想成为作家，都想在文学史上留下一丝痕迹，带来相关的问题是：文学史也需要对小人物、“小”作家、“小”作品进行关注。应该说，《编年史》吻合了当前这种文艺思潮；它的问世，对于文学史界打破一流作家作品“一统天下”的局面，消解他们的霸主地位，突破壁垒森严的等级制文学史观，培育学术界平等思维的气氛也有积极作用。 3、还原式叙述。著名学者董乃斌先生曾说过：“要讲清楚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不能不顾及中国古人的文学观，不能不注重文学观念在历史中的变迁，不能简单地用今人文学观去裁剪史料(说严重些，是削足适履)。如讲秦汉文学，不应略去碑铭和策论；讲唐宋文学，不但应重视赋，而且不可舍弃诏策论判诸体；讲明清文学，也应适当提及八股时艺。”可见各种史料文献的学习的确在文学史研究中有很重要的位置。《编年史》也遵循这样的思路，大量占有原始文献，材料翔实丰富。尽管它也是“一家之言”，但却突破了既有的“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的观念，将上起周秦，下至现当代的文学史近乎立体地呈现出来，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文学史的原貌(当然不可能还原历史的全部)，将文学现象还原成一种动态的流变过程，而纪传体文学史则是将文学现象进行割裂，形成独立的静态单元。 在史料的确认和选择上，凡与文化有关的重要政策、活动和事件等资料，《编年史》都尽量收入，如广撷前人诗话、笔记、序跋、书信等等中的评语，以前人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来观照，全方位地展现了各阶段文学的发展进程。为了凸显文学与思想文化的内在关系，《编年史》加强了以下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事件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该书重视作家之间、作品之间的历史联系，讲究“论从史出”，在史实之间寻找因果关系。这实际上是通过对文学史料的“考古”挖掘，呈现出文学知识的谱系，便于阐释文学发展脉络上的细节问题。 《编年史》是第一部编年体中国文学通史，填补了此领域的学术空白。体现了文学史著述的多样性，堪称视角独特、史料翔实，必然在中国文学史编写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当然，瑕不掩瑜，《编年史》作为一种对新著述方式的尝试与探索，难免会留下一些不足，这有待更多的读者加以辨析。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