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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个层面》，其中提到，有关古代小说文体的研究，涉及了小说的功能、发展、背景乃至本体等问题，因而至少可以从小说的创作与接受、小说史、文化、文学理论四个层面展开。其中文化层面的问题，看似笼统，但对文体的影响却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我相信，不只小说如此，其他文体也都存在着同样的情形。因为有了一点这样浅尝辄止的皮毛之见，所以一直期待有更为扎实的研究成果出现。邱江宁先生《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满足了我的期待，她把明清文学诗、文、小说等多种文体的演变与明清江南消费文化联系起来考察，从新的视角审视文体的特征与变化，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精见卓识，可以说是文体研究的一个新突破。 这种新突破最重要的表现在于将文化层面的文体研究落到了实处。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很容易流于空泛的概念。邱江宁先生从具体细节人手，准确地捕捉了文化对文体的实际影响，作者善于通过人们习焉不察的现象，由浅入深，鞭辟入里地分析和揭示出文体变化的表征及实质。比如，书中指出，消费文化对文体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命题上，以往的小说命题类同于列传，这与其将自身定位于补史之阙的位置有关，而消费文化介入之后的作品命名，往往以有效地吸引读者，激发他们的阅读愿望为目的。这个分析很有意思。书中又以王世贞的商人传记为案例，讨论了晚明士、商融合与商人传记的书写问题，也很有见地。作者认为，王世贞作为一代文豪，敏锐地抓住了士商融合这一现象，以传记的形式展现社会发展的新动向。关键的问题可能还并不在于将商人作为传记主人公的选择，而在于从怎样的角度书写这类人物。以事功大小决定取合对象的史传标准，显然不适合商人这一群体，邱著通过对具体传记作品的解析，指出王世贞更关注的不是商人之为商的基本事实，而是所以为商的缘由，所以便对某些人由士转商的背景原因放大篇幅，加以书写。而正是基于叙述焦点的转移，商人人传所引起的的传记体裁变化，才有可能从文体内部的细微处显现出来。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是很多学者都会强调的研究方法，而《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全书从明中后期商业和出版风尚、清代消费文化整体面貌的描述，到小说、戏曲、八股文、诗歌、报刊体等诸多文体的评析，无不表现出一种全局在胸的学术眼光。然而，作者又不是泛泛而论，往往点面结合，通过一系列作家、作品的分析，透视文化对文体的真正影响。例如黄丕烈是乾嘉时期的藏书大家，写过大量的题跋文。这些题跋文深为文献家、收藏家所推重，却很少受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本书以专节讨论消费文化影响下黄丕烈题跋文的文体新变，指出他喜叙书籍流传始末，叙事性增强，与那些仅以撮取著作提要为旨归的题跋有所不同，别是一派。这一论述，不仅从学界忽视的细微处，强化了消费文化影响文体的总体判断，而且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可补文学史之阙。 文体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与具体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将文化层面的文体研究落到实处，创作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着力点。这也是《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值得称道的地方，书中许多精辟论述都是建立在文学文本的深入分析基础上的。如书中有一专节讨论晚明崇奢尚华风气与王次回“艳体诗”的产生及影响问题，其中就细致比较了李商隐、韩偓、王次回艳情诗的差异与联系，表现出一种体贴入微的艺术敏感。第四章中对才子佳人小说中以小人为贯穿情节线索的分析，也从创作的角度，揭示出才子佳人小说与明代中篇传奇文体的一个区别。 将文化层面的文体研究落到了实处，还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和踏踏实实的学风。本书在这方面也值得充分肯定。例如书中既对陈继儒的创作进行了周到的分析，也实事求是地评述了前人对他的批评。从这些批评来看，陈继儒似不能藉文体创变，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邱江宁先生对此恰如其分地指出，文体之首要创变者固然值得书写，而鼓吹煽动者同样有功于文学文体发展，文学史写作立足于存一代文学写作生态之原貌，追求文学演变以及文体演变的完整性和立体性，则应给当时影响巨大的陈继儒及其诗文以合理评价与定位。我以为这样的观点是公允稳健的，可供文学史写作时选择与评价对象的参考。在对才子佳人小说的评价方面，本书也保持了足够的学术冷静。邱江宁先生并没有因为对才子佳人小说的长期关注，而给予过分拔高。有时，在我看来，可能还有点苛刻了。至于全书对原始文献的旁征博引，对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多方借鉴，也使全书始终保持着立论有据，行文扎实的学术气度。 由于《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众多，其间也存在一些有待深入研讨。例如书中提出晚明小品文先盛行于江南然后再影响到全国，这确实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的现象，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小品文的特点。不过，邱江宁先生对此只是点到为止，这一观点的精彩之处与可能表现出的不足之处都还未能彰显。小品文的文体历经漫长演变，仅从江南文化一隅来讨论其发展，恐怕是有限的。关健的问题可能在于文化视角的运用上。邱著认为：“文体的构成包括表层的文本因素，表达手法、题材性质、结构类型、语言体式、形态格式，以及深层的社会因素，如时代精神、民族传统、阶级印记、作家风格、交际境域、读者经验等。”如上所述，我也赞同并主张从文化层面进行文体研究，但又觉得应警惕文体研究为文化研究所替代。近二十年，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覆盖甚至褫夺，已削弱了文学研究自身的价值与魅力，文体研究不应重蹈其覆辙。在我看来，邱先生所说的表层的文本因素和深层的社会因素，其中虽然有某些部分确为文体的一部分，但也有些并非文体的“构成元素”。而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视角的优势，很大程度有赖于准确地解释不同层面因素之间的关系，比如书中指出韩邦庆在深受商业消费文化影响的同时，终究还是从传统笔法中吸取营养以改变文体叙述。那么，消费文化与传统笔法以及其他因素之间到底是怎样发挥各自的影响力的呢? 五年前，邱江宁曾出版过《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叙事模式研究》一书，这本专著以富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在同类著作中显得十分突出，而《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延续与发展了这种以思辨见长的研究风格，即使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延续与发展。比如在《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叙事模式研究》中，邱江宁先生已仔细地辨析过天花藏主人及其署名情况；在《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中，她又通过进一步地考证，提出了天花藏主人有可能是素政堂书坊女主人的新观点，从而为江南女性读者群体的崛起与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盛行这一新颖观点提供了重要的旁证。尽管有关天花藏主人的具体看法还可以继续求证，但这种持续推进的研究思路，使我们有理由期待邱江宁先生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为可喜的成绩。 原载：《文学评论》2010/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