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长篇章回小说是以历史演义小说开其端,辟其路,复益其波澜的。历史演义小说对于古代通俗小说创作之兴盛和繁荣,对于小说艺术之发展和成熟等,都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多年来,学术界很少有人对其进行整体、系统、深入的研究,这势必影响人们对历史演义这一重要小说类型之文体创作特征的准确认识和对其所积累的艺术经验的理论概括,影响人们对历史演义在中国小说史、文化史上之作用和地位恰当衡估。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研究的严重缺欠。好在现在终于有人来弥补这个缺欠了。纪德君先生的博士论文《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该书见收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文库,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就对历史演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该文着重论述了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生成演变、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叙事艺术及形象塑造的艺术途径等诸多问题。比较突出的特点和贡献,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论著的研究视野相当开阔。作者善于将历史演义置于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中,与史学、哲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紧密联系,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比较和研究,从而将问题引向深入,多有真知灼见。例如,该书第二章“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生成论”,就根据恩格斯的“力的平行四边形原理”,分别从五个方面探讨了历史演义能够在长篇小说史上最早生成的多种动因,指出历史演义既受惠于前代的讲史平话和历史剧,又得益于悠久深厚的史学传统;既契合了作家及社会受众的审美文化心理,又具备了适宜其生存的外在政治文化氛围;同时,它还受到了商业经济特别是出版印刷业的刺激和促进。显然,这种综合、深入的探讨,对于准确地揭示历史演义生成的文化机制,充分认识历史演义小说的文体特性等,都是颇有助益的。又如第五章第四节,在探讨历史演义小说“章回体式”的成因时,作者并没有囿于学术界的成说,简单地认为它起源于宋元时期的讲史、平话,而是联系史传、戏曲、诗歌等文学样式,在仔细地研究了宋元“说书”的底本或录本——“话本”,及最早产生的一批历史演义之后,指出,章回体式虽与说书艺人采用分“回”讲述的方式有关,但却有着本质差异,它最初的设立,主要导源于人们的阅读需求,是一种为阅读而服务的艺术形式;而它的形成,固然受“说书”的启发,但更主要是借鉴了古代经史子集特别是《资治通鉴》及《资治通鉴纲目》的记事格式,以及戏剧中的“折”和“题目正名”、诗歌的对位艺术等因素的影响;它的成熟、完善,则取决于作者审美结构艺术的日渐觉醒和结构情节的能力的不断提高。一句话,它是综合正统史传文学和民间戏曲、说唱等的艺术形式,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民族艺术范式,所以不能仅用“说书”的影响来进行简单化的解释。这种深刻、全面的论述不仅对学术界早已形成定论的观点进行纠偏正误,而且首次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我国古代小说章回体制赖以形成的审美文化因素,对于人们更进一步地研究我国章回小说的民族艺术形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学术价值。 其二,论著的理论视角也比较新颖。作者能够灵活自如地借鉴西方小说叙事学的理论方法,结合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论析,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历史演义小说艺术特性的认识。例如,该书第五章即着重从叙事美学的角度来探索历史演义的叙事艺术特征。其中,第二节“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叙事聚焦及运用”,结合一些优秀演义小说中的大量例证,具体地分析了全知“说书人”的外部叙事聚焦、“戏剧式”的外部叙事聚焦及人物叙事聚焦的叙事特点、使用频率和成因以及叙事效果等,指出这三种叙事聚焦在不同的作品中往往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共同营造不同的美学效应,以体现作家的叙事动机和意图;而从小说叙事艺术的演绎角度看,作者认为,明代天启前后约可视为历史演义小说叙事聚焦艺术的转折期,它形象地反映了演义小说从对史传、话本的改编逐步走向独立创作的艺术走向。这种论析无疑是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特征及叙事艺术的发展规律的。第三节“历史演义小说的时间处理艺术”,也通过深切细致的论述,揭示了演义小说在时间处理艺术方面的一些重要规律,指出:在时序变位方面,演义小说虽以顺叙为主,但也常用倒叙和预叙,采用倒叙和预叙,常伴随大量的诠释性、评论性干预,这样既可实现某种特殊的叙事意图和效果,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叙述的线形。这一特点的形成,是与史传、说唱乃至传统天命观念等的影响分不开的。而在时长变形方面,成功的演义小说都得力于“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衍得越长久”,并爱将笔墨集中在那些野史、传说色彩比较浓的部分,致使叙事跌宕有致,引人入胜,具有鲜明的民族叙事风格。应当说,这种变换研究角度,借鉴新的理论方法对演义小说文本所作的细读和解剖,是以前学者极少做过的,它完全突破了以前学者动辄喜欢从“虚和实的比例”的角度分析演义小说艺术特性的研究窠臼,不仅不时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其精彩的分析、独到的见解,确实使人们对于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艺术规律及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理解和深入的认识。 其三,论著涉及了明清绝大多数的历史演义小说。例如第三章“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演变论”,作者就用图表法列出作品的名称、卷回、编著者及个人简况、最早刊封时间等项内容,在文中还加以简要的考辨,给予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资料丰富翔实,辨析扎实可信,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而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该书作者不仅引证作品很多,举例繁富,言必有据,而且既有宏观把握,又多微观剖析;既有史的眼光,又多横向深究。例如,第三章第四节“历史演义小说的衰颓期”,便将此期演义与前期演义小说的编撰方式及作家的小说观念进行纵的比较,又将此期的演义小说与其他题材类型的小说加以横向对照,揭示它们之间的交叉、渗透、融合、会通等现象,以及向英雄传奇小说的演变情况,给人以一种纵横交错的立体感和历史感,这是比较符合演义小说艺术演进的实际的,颇足令人称道。从小说史研究的角度看,这种系统、深入、全面的研究,不仅立体化地揭示了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特征,而且对于进一步地开展明清小说类型的研究、明清二三流小说的研究以及中国小说艺术史的研究等,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当然,此书也有略嫌不足之处。例如第三章有关历史演义小说的分期问题,作者虽将历史演义小说划分为初兴、拓展、因革、衰颓四个时期,但对分期的依据尚缺乏充要的说明。第四章第一节对演义小说创作思想的理论概括,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多有启发意义,不过若能再从作品的客观体现多作举例、阐述,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总之,这确实是一部处处体现拓荒精神的研究力作,相信它的出现,对于拓宽和深化目前的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学术价值。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