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广西作家朱山坡受到普遍赞誉的文体无疑是短篇小说。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言，“朱山坡的短篇小说以简约的语言、从容的叙事、奇崛的想象力，彰显出了一种先锋的品质。他的小说所表达的独异的精神体验，在中国‘70’后小说家中独树一帜。”和他的短篇小说相比，他的长篇小说创作显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事实上，包括新出版的这部《马强壮精神自传》，朱山坡已经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朱山坡的遭遇其实与其他70后作家相似。70后作家已俨然成为中国文坛主力，占据了各大刊中短篇小说板块的头条。但也可能正是由于他们在中短篇创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掩盖了他们在长篇小说方面的努力。对于评论界而言，也许，已经到了正视70后作家长篇小说实力的时候了。
    和前代作家相比，70后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一个潜在优势或许在于他们对于当下时代的表现具备某些题材与经验方面的优势。新时期以来，经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小说等创作潮流，当代作家在对八十年代以前的二十世纪历史的书写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就事实上也已经得到了世界文坛的某种认可，比如莫言的获奖。但在对于八十年代以来的当代现实的正面强攻方面，当代作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包括曾经创作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杰出作品的先锋派主力余华，当他将视线转向当代后创作的作品《兄弟》《第七天》等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批评声音。余华的遭遇不是个案，它或许意味着那一代作家在书写对象变化后所必须经历的诸种困境。70后作家往往都先后经历了乡土与城市生活，亲自见证和体验了转型期社会的剧烈变化。他们的经验构成、知识体系或许使之更容易进入这个时代的核心命题。朱山坡的《马强壮精神自传》就是一部对当下现实进行正面强攻并且卓有成效的作品。它的成功预示着朱山坡将在城市题材与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打开越来越宽广的通道。
    《马强壮精神自传》的主角是一个精神病人。以精神状况异于常人者作为叙述者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中并不鲜见，比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或者贾平凹的《秦腔》或阿来的《尘埃落定》。这种类型的叙述者设定往往预示着主人公与周围世界的一种紧张关系，更容易对时代的精神症候进行深入的揭示。
    以精神病人为叙述主人公对于朱山坡而言并非首次，他的短篇名作《山东马》就通过精神病人“山东马”的遭遇，让人看到了底层内部的互相倾轧。在近年流行的“底层叙述”中，许多作家乐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充当底层代言人，一味把底层塑造成被欺压侮辱的对象。这并没有错误，但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把底层的复杂性抹杀了。
    同样，《马强壮精神自传》的主人公马强壮一开始便告诉我们：我的精神，病了。他之所以精神失常，首要的原因正是同样处身底层的酒店保安王手足的一记响亮的耳光。“王手足”的名字显然也有格外的意味在其中。王手足和马强壮一样来自农村，在城市里都属于弱势群体。他们之间本该惺惺相惜，情同手足。但现实却是，“底层事实上也一直在复制主流社会的逻辑”，王手足一开始以为马强壮即将荣升大厨，对他百般讨好；等到知道马强壮拿的是假证书，并且无意中掀掉了他的帽子使他的秃头当众出丑后，他恼羞成怒，一记耳光把马强壮打疯了。马强壮之所以发疯，当然不是全靠王手足一耳光之功绩，而是因为他长期与外在世界保持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他先后经历了高考落榜、被当做盲流收容、打工拿不到工钱等坎坷经历，加上自身性格的软弱与偏执，在王手足的一记耳光之前他事实上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马强壮的故事发生在城市K城。在书写城市之前，朱山坡写了发生在“米庄”的大量的乡土故事。对于朱山坡而言，马强壮的发疯只是“城市病”的一种表征，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言，“城市集中地暴露了这个时代的‘病’。‘城市病’是作家的心病，是作家的兴奋点。”既然是一种病，它就不会是某一个人的专利。马强壮的发疯所反映的是底层人群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无法寻找到自己的恰切位置而产生的一种极端化的精神症候。因此，在接下来的叙述链条中，我们看到马强壮的精神症状似乎产生了传染性，使得他周围的人群都先后程度不同地染上了相似的症状。马强壮的妹妹、妻子，甚至包括失业的王手足都先后精神上出现了异常。这也说明，马强壮的发疯不是个例，当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过于遥远，任何一个意外的打击都可能将底层人群推入精神的深渊。正如评论家李遇春所言，朱山坡这部作品“揭开了我们时代底层内心深处的真实境遇，作家通过‘颠佬’马强壮的疯癫叙述，敞开了我们时代的精神暗角和心理病灶。”《马强壮精神自传》糅合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手法，直面时代的精神症候，这样的叙述并无讨喜之处，但自有其震撼人心与耐人寻味的力量。
    （郑润良，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后，《中篇小说选刊》特约评论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文学评论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