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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人说过，历史学家若遇到了文学家，犹如秀才见了兵，假使有理也难以说得清。其实，历史与文学这对老冤家，从来就没有撇清过彼此的关系，比如，历史要靠文学的手段还原其丰富的内涵，而文学也需历史的资料满足其多样化的题材。因而，历史与文学在各自的书写过程中始终是共存互襄、不可分割的，要说差异，也仅是书写者对时空和事件经过的把握确度和认知态度而已。正如安德烈·莫罗亚在《追忆逝水年华》序言中所说，史学家对过去的回忆，往往“借助智力，通过推理、文件和佐证去重建过去”，而文学家恰恰相反，他对过去的回忆是非“自主”的，往往“使我们感到过去突然在现在之中显露，而正是这种突然显露才使我们意识到自我的长存”。所以，在文学家的笔下，无论是“时空”的设置还是事件“经过”的描述，都不太拘泥于既有史料之限而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和再造性。这样，当我们面对一系列书写历史的文学作品，比如当下流行的新题材历史小说时，不禁要问，小说中演绎的“历史”究竟与业已过去的那段“历史”有着怎样的关系，而此种非自主的历史回忆又是建立在怎样的“历史”理论建构中的？对此，学者李仰智教授的论著《生成与流变》以其详尽的考证和分析，既厘清了长期困扰学界的文学与历史之关系，也为我们准确地回答了上述问题。 毫无疑问，李仰智教授在《生成与流变》中对“历史”的梳理，自始至终是建立在文学语境下的，是为弄清楚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来龙去脉而对“历史”进行条分缕析的。对此，他首先从文字学的角度对“历史”这一概念进行了考辨，认为“历”与“史”本属两个不同的概念系统，各有分工，而二者合而为一成为一门学科的称谓，则是近代以后的事。并且，若从发生学的意义考量“历史”一词，最早的历史生成形态应是“口耳相传”的，它仅是一种“易碎品”，而直到文字出现、印刷和造纸术发明后，现代意义的“历史”形态才宣告成立。之后，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对“历史”的认知和思辨也逐渐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出现了“历史哲学”并产生了许多研究大家和丰富的理论观念。在此，李教授在其论著中主要考查了历史哲学诸流派的形成，在理论上对“历史”的不同界定，及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等等。其中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两派进行了特别的观照。他认为当历史哲学发展到20世纪的70年代，在“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基础上，生发出了“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这一学派比之前两个学派，已将注意力从历史的“实在过程”和“认识过程”进而转向了“历史叙述”，其分析、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叙事、历史文本、历史表述和历史话语等。而勃兴于20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文艺理论正是在“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基础上诞生的。至此，李仰智教授为跨越历史学、文艺学与文学等诸学科界限的新历史主义这一著名文艺理论首次理出来一条清晰的生成路径。 在此基础上，《生成与流变》还用大量篇幅为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新历史主义的观念和研究方法，特别提出，由于这一理论是在文学与历史的关联语境中观照文学问题的，其文学的烙印特别明显。如将历史分解为“历史性”和“文本性”，认为文学与历史互相交错、互相依存，文学与历史在此达成了有机的“融合”，这正是这一理论最特别的地方。当然，作为新兴的又是跨学科性最强的一种文艺理论，其存在的不足也是较为明显的。对此，李教授在该著的最后作了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定，认为新历史主义从多种理论流派中汲取过营养，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文化人类学、解释学以及巴赫金历史史学的影响，其中既有选择地吸收，也进行过积极的对话。而这种兼收并蓄的观点给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新题材历史小说的创作和研究以极大的启发。同时，吸收其他理论时，并未能有机地融合，因而显示出“理论拼贴”的痕迹，并且，其理论资源的驳杂性和学派边界的模糊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可以说是李教授在该著中的重要发现，也是对这一新兴理论的客观认定，相信对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会产生一定的启迪和影响。 另外，从学术构架和读者的认知效果看，我以为《生成与流变》主要为了厘清与“历史”有着密切关联的新题材历史小说的理论支点——新历史主义的生成路径和理论背景，因而，对历史的追问和考辨显得尤为必要。当对历史理论的生成和流变进行系统梳理和辨析后，自然也完成了对新历史主义的探源溯流，从而使得对这一新兴文艺理论的条分缕析建立在较强的逻辑推理基础上，其合理性和说服力也便不言自明了。经过著者的严密推理和分析，使我们在认知深深打上文学烙印的新历史主义的同时，也对什么是“历史”，以及历史与文学的关联及其流向等，具有了更深、更全面的理解和把握，这正是阅读该论著的一大收获。（卢有泉） 《中国教育报》2016年5月16日第12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