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李唐《我们终将被遗忘》中的八部短篇小说，有种拍案而起的冲动，而伴随拍案这个动作的，应该是这句“先锋小说，又见传人”[1]！这里当然不是指先锋小说常为人称道的语言形式方面的创新，而是指其精神气质、思想追求。李唐的小说于无声中抛弃所有的成规和概念，将极具个人特色的敏感糅于精炼的词句，形塑鲜明的叙事风格，文学虚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欢畅的极致。作为92年出生的年轻作家，李唐无疑在小说结构、题材拓展方面让人有更多期待，但在这本处女小说集中，李唐所表现出的艺术探索让人惊喜。
    在八部短篇小说中，李唐塑造了八个男主人公，但似乎也可以说，他只是塑造了一个主人公，这个主人公有八个不同的名字而已。他们有一份需要独处的工作，或者，是个独处的失业者，饱尝生活的孤独与重复。他们对周围的人和事缺乏兴趣和激情，对待自己的生活充满应付甚至产生幻觉，这样的人物在当代都市小说中并不少见，我却不愿赋予他们“失败者”或“未老先衰”的常用噱头，因为他们的感官正是超于常人的开放和敏感，他们的生命在个人的世界中蓬勃旺盛。先锋小说亮相之初，文坛也曾一片哗然，但那种对个人、幻觉、精神、荒诞乃至生存困境的另类描写终究成为80年代文学变革的生力军，在“历史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体性”早已不是文学创作新鲜词的当下，李唐以个人的鲜明特色返归80年代未竟的母题，更多的或许是对时代症候的梳理与个人书写欲望的回应。
    《动物之心》是我偏爱的一篇，看似“现代狼孩”的故事，实则正是对其的反拨。“狼孩”的故事总是在结尾处告诉我们人类的智识并非天赋，是社会实践的结果，自小由野兽哺育，即使是人类也无法获得正常的智力与语言能力，对“狼孩”的猎奇也无非是对人类的赞歌。但《动物之心》中无名的“他”却是主动地向动物“退化”，这种“退化”也并非全由好奇，而是从探索到肯定，从肯定到喜欢，从喜欢到难以自拔，“比起语言，他更喜欢这种无意义的喉音”，他已然是拥有“动物之心”的“真正的动物”。这里似乎可以勾连莫言在《红高粱》中书写的“种的退化”，莫言遗憾的是齐鲁大地铁血男儿的寂灭，李唐似乎走得更远，直接解构“人”这一种群。并不是说“动物性”至高无上，而是说在人类精神寂寥的废墟中，“动物性”作为原初的生命的火种，闪闪发光。
    李唐笔下对人类语言、智识的不信任并不罕见，人类社会文明再高度发达也始终有其不可抵达之处。《巴别》一篇中的主人公决定不再开口说话，生活也并未受到任何阻碍，换句话说，天花乱坠或滔滔不绝也无法解决其以为可以解决的问题。《巴别》中不说话的江河的父母，《诺亚》中正常说话的鹤的父母，两家人同样陷于沟通交流的障碍之中。“巴别”与“诺亚”本身作为西方文化中有特定内涵的意象在此刻也名副其实，交流与理解之无效正如逃离与救赎之荒谬。充满灵性的白马（李唐在多篇小说中使用白马的意象）悲惨地死于路旁，我们的男主人公发出婴儿般的啼哭；逃离郊外一夜的鹤回到家中看到的，依然是熟悉的强迫症的母亲；想要自残的陈眠却在最后一刻渴望听一听风声；失去暖气管中歌声的失业者在幻觉之后想要向生活妥协而不得；已经有了“动物之心”的人，要回归尘世，并即将拥有“动物性”的生命的延续；被窒息症困扰的“他”在撕心裂肺中完成了不知道是否成功的“治愈”；除夕夜外出寻找氧气的人终究荒废一个夜晚回到温暖的家……与先锋小说强烈的叙述欲望不同的是，李唐的故事在描述生活悄无声息的剧变之后，带给主人公的，是个人精神崩溃临界线的拓展，回不到既往的重复，却也走不出新的道路，在被世俗裹挟的精神的难以名状之处，李唐给予最深切的关注，却也是最彻底的冷漠。
    风声、花开、动物鸣叫、黎明、白马、月亮、氧气、蚁蛉，八篇小说中几乎每篇里都有这样被反复提及的意象，这些意象都在“人类社会”之外，属于“自然”。在这八个人的认知中，对“自然”的体察和亲近似乎是毫不费力的本能，显然与“自然”的相处更为妥帖和舒适，“人”的世界太过疲惫。启蒙运动的先驱卢梭和康德都将“自然”视为理性的对立面，认为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中的人性是“亚人性的”(subhuman)或者“前人性的”(prehuman)，自然并非是可以疗伤的“人之初”，而是需要被压制和利用的现代工具。在反自然扬理性的浪潮席卷欧洲一个多世纪以后，以赛亚·伯林曾这样解读德国哲学家谢林，“艺术家的职责就是挖掘他自己，最重要的就是挖掘他自身里面黑暗的无意识的力量，通过痛苦而暴烈的内部斗争把无意识提升到意识层面。对谢林来说，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是那些类同自然之作，能够传达出那些尚不具备完整意识的生命的悸动”[2]，对“自然”的评价随着思想浪潮的波动而起伏，在启蒙的理性和对启蒙的反拨之间，李唐的创作显然是倾向后者的。他似乎正是在以“痛苦而暴烈的内部斗争”去传达“生命的悸动”，创造“类同自然之作”。作为当代写作者，李唐的小说俨然戴上了现代性的面具，在都市的中心与角落倏忽闪现，指向更为厚重而波澜的浪漫主义。
    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多次提及浪漫主义作为一场影响深刻的运动所具备的两个基本特征，即“自由无羁的意志”和“破除事物存在固有结构的成规”，在伯林心中，浪漫主义是对既往一切的颠覆，表达了一切不可表达之物。先锋小说的精神气质无疑承继于浪漫主义，但浪漫主义对自由意志的强调和对多元的珍视与包容是更为深广的，李唐的可贵或许正在于兼取先锋之精神与浪漫主义之内核，不管笔下的人物如何在个体的困境中挣扎，依然被赋予独立的意志，自由选择的力量。康德曾强调，如果不是也可以选择非正义，那么选择正义本身就不能算是美德，因为此时的选择并非来自于自由意志。李唐的人物似乎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契合了浪漫主义的自由，那些人物的选择并非庸俗的“改邪归正”，并非放弃或回归，而是对真实自我的接受，对既有生活的认可。今天是阴天，那么今天就不是好天气吗？对很多人来说，晴天是好天气，但对部分人来说，阴天也是。为什么总要问别人为什么无精打采？对部分人来说，无精打采也可以是一种个人喜好的生活方式。不管是选择自残还是选择做回动物，是选择不说话还是选择结束依赖，是选择回到父母身边还是进行一场短暂的逃离，李唐的人物萎靡困顿但终究意志自由，在喧哗与骚动的都市中以独特的方式保全自我。
    李唐的八个人物似乎都患上了一种“隔绝症”，他们生活在人群之外，在社会之外，但这种命名本身就是他者的建构。这些“隔绝症上瘾者”是否应该被以世俗的“健康”或“正常”标准来评判？他们的自处和悲欢是否需要归入“社会底层”或“弱势群体”的类别予以关注？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话，我们无疑便成为了《蚁蛉旅馆》中人们，焦虑、恐慌、自我束缚，“那东西”永远不会到来却也永存每个人心中，蚁蛉正是我们每个人的阴影，或许学会与不那么光明的另一个自己和谐共处才是对自我真实的认知，才可获得真正的意志与自由。李唐内在的浪漫主义情结深藏不露。
    李唐的写作是纯粹的、文字清明的现代写作，精致、准确，充满智识性，西方一众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痕迹明显，但同时要承认的是，年轻的李唐在写作中有稍微的炫技之嫌，创作了诸多诗歌的李唐对语言和节奏的把握无可挑剔，但结构的编排和意象的使用稍显繁复和迂回，八篇小说主人公性格与境遇的类似也略显单薄。李唐在后记中说，“写作是一场幻境”，那么李唐或许可以在幻境之中超越时代，窥伺一番魏晋名士的“任诞”之风。但毫无疑问，既先锋又浪漫的诗人小说家李唐，值得更多关注与期待。
    注：
    [1] 此句借用王德威评王安忆的“海派作家，又见传人”，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
    [2] 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