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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聘我为兼职教授(紫江学者)，具体的工作中包含了指导若干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从2002年到2009年，我先后指导了十名青年学者，郭战涛君是其中的一名。郭君原先在内地教书，工作几年后考上华东师大现当代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吴俊先生，研究1950年代的文学，成绩斐然。2005年后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却转向了连我也不甚熟悉的民国骈体小说领域。民国骈体小说自有历史传承，1912年徐枕亚开始发表连载《玉梨魂》，遂形成风尚，到1919年以后基本上云消烟散。前后七年，不过是文学史上一个瞬间；又是处于晚清民初与新文化运动的夹缝之间生存，首当其冲遇到了新文学倡导者的猛烈批判，因此，骈体小说不仅在文学史上毫无地位，而且在学界也一向寂寞。我奇怪为什么郭君要放弃经营有年、而且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当代文学研究，转向这些冷门领域从头开发资源。但我也没有与郭君讨论过其中原因，只是尊重他的选择，就同意了。 我之所以同意并支持他去做这样一个与新文学似乎是没有关系的研究课题，是从学科发展现状来考虑的。我以前就说过，现代文学作为二级学科本来就有点先天不足，研究古代文学必须通小学，研究外国文学必须精外语，而现代文学的前期准备相对薄弱:现代文学从民国算起不过百年史，时间上短于古代文学的一个断代史，资料准备也相对简单。然而现代文学学科又是在1950年代意识形态建构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政治功利主义的性质严重束缚这个学科的正常发展，人为的阶级斗争意识成了戕害这个学科的致命顽症。从1980年代开始，现代文学学科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在与这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性质作斗争，努力使它蜕变为一个正常的科学的研究领域。作为科学，第一步就是要尊重历史尊重存在，对于曾经存在过、并且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是被人为因素所遮蔽的文学现象，都应该以充分尊重的态度来重新面对和重新解读，恢复这一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面貌。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文学本身是在斗争中产生的、代表着“新”意义的文学，所以研究现代文学必须维护这种斗争的合法性。我并不怀疑这种态度的真诚性和纯粹性，但是也必须承认，仅仅以“五四”新文学为唯一合法性的视角，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学科建构之初的意识形态动机，也不能真正地推动和传承包括“五四”新文学在内的这个学科的发展。因此我鼓励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的学者们，应该敢于走出画地为牢的学术视域，用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知识准备来面对学科的未来，在不断开拓被遮蔽的领域、坚持多元立场的思考和研究中，激活这个学科的生命力。我这几年指导的研究生中，有研究晚清宋诗派创作群体的，有研究都市通俗小说的，有研究古今小说演变的，也有像郭战涛君那样研究骈体小说的，虽然他们的研究好像与新文学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却是在没有多少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靠自己的努力钻研、搜集资料以及真正的兴趣爱好，一步步地开拓出以往不为人所作关注的领域。尽管他们的研究肯定还存在着许多偏颇、疏漏的地方，也可能他们的研究成果最终被认为意义不大，但是经过研究以后被证明了的结果比不加研究就盲目否定某种文学史现象，要科学一些，也许会更加接近事实真相。 回到郭君的研究成果而言，他并不是简单地做翻案文章，他的研究是认真的，深入的，许多个人见解都是通过具体的研究而获得的，因而也有特别的原创性。举一个例子，为了厘定“骈体小说”的概念，他必须对文学史上所有含骈体文文体的小说作品作一番清理，算出一个比例，来界定何谓“骈体小说”。为此他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数数字，计算骈文在全篇作品的字数比例，并且考察骈文与全篇作品结构的关系，最后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这种落实到具体句子和字数的考察方法，看似笨拙但纠正了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游仙窟》作“文近骈俪”的评语，一般也为世所传，《游仙窟》也被视为古代骈体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但郭君通过具体的字数统计，指出其骈文占全部小说不足30％，所以称其“文近骈俪”有似不妥，容易让人误认为骈体小说就应该是“通体采用骈文的小说”。进而他又比较了鲁迅在另一篇写于1927年的《〈游仙窟〉序言》中的不同说法，认为鲁迅有意无意地纠正了“文近骈俪”的评语，由此推断鲁迅在出版《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时并未读到《游仙窟》，而是在这之后、1927年以前才有了藏抄本。我以为郭君的推断是很大胆的做法，但我还是鼓励年轻学者能够“胆大妄为”一些，对前人的成果作出可能的怀疑和自己的判断。郭君这个研究结论一箭双雕，既指出了鲁迅论断的局限，也纠正了骈体小说是“通体采用骈文的小说”的误解。 郭君还用这样的办法来讨论了民国时期作家孙静庵和雪涛分别根据清代作家曾衍东和青城子作品的改写问题，他通过两组文本的对比，具体计算出后人在改写前人作品中到底删去了哪些内容，又增补了哪些内容，讨论非常具体，从看似琐屑的统计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国时期的骈体小说作家中，有一部分人难以真正做到游戏文学，他们的紧张心理在具体创作中都被表现出来。这个结论来自于郭君非常具体和细琐的研究，这对于纠正以往学界对骈体小说(包括整个鸳鸯蝴蝶派小说和民国旧派文学)一言而蔽之地认为其性质为消遣文学的既定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与郭君在撰写博士论文中取得成绩相匹配的，是他的大量的阅读文本。为了研究骈体小说，郭君几乎把古代小说中所有含骈文文体的作品都认真阅读了，也阅读了有关骈文研究的论著，这才可能对自己的研究论题有了十分的把握，并且敢于纠正前人的研究成果。我把“大量阅读”特别地提出来说事，就是有感于现在很多研究生撰写论文明显暴露出来阅读量不够的现象。我这几天在德国旅行，有机会与一位驻外的外交官员交谈，他是德语专业出身，并且被国内某高校聘为教授，他在讲学中发现，现在学习德语的研究生(包括博士)几乎没有人能够完整地读完一部德语的长篇小说，也没有人能够如数家珍地背诵德语诗歌，学习德语的人对德国文学相当漠视。他说，现在的高校里，稍微离实用效益远一些的书就没有人读，所以学习德语可以不读德国文学。我回答说，这不奇怪，在上海的某些著名综合大学里自主招生的标准，竟不需要考语文。无非是语文知识不是实用的知识。设有中文系的大学招生可以不考语文，这要比学习德语的专业不学德国文学更要荒诞离谱吧。而郭君花了三年时间穷尽古今骈体小说和相关阅读，这些阅读可能以后也丝毫不能给他带来实际的利益。但就是在这些无功利的阅读中，我想郭君自有他能够体会到的读书乐趣，并在这种乐趣中形成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 郭君的研究成果虽不能说十分完美，但还是道出了人所未道处，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近年来，旧体诗词和文言文写作有重新抬头的趋势，那么这类研究旧体文学得失的论文还会有现实的价值。我希望郭君的博士论文的出版能够在这个领域带来一个良好的风气，提倡一些老老实实、认认真真、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的治学风气，提倡大量阅读、爬梳材料，从具体文本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研究风气，而反对那些理论脱离实际和花里胡哨、华而不实的风气。如果说，这篇论文研究的问题可能是填补文学史上一个小小的空白，那么由这篇论文引伸出来的方法与学风问题，可能要比这篇论文所研究的对象本身更有意义。——这是我再次阅读郭君这篇论文所想到的。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07-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