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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虎推出了新作《老舍与曹禺比较研究》的论著，从选题看，这显然是有很大挑战性的，也是有相当难度的。 首先，老舍、曹禺一直是现代作家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两位作家留下了千万余字的作品不说，而几代学人关于老舍、曹禺研究的资料又可以说是浩如烟海，要进行关于他们的研究，除了要深研作家的作品以外，还须了解和掌握众多研究者八十余年在这方面的研究积累和资料，这对于研究者尤其是王俊虎这样的年轻学者来说确实是一大挑战，这个挑战决定了研究者必须要有知难而上甚至攻坚学术难题的勇气和信心，否则难免会对老舍、曹禺研究流于浮泛，直接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其次，对两位文学大师的比较研究，绝非简单的类比和比附，在这里，比较视野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要选择那种能够真正推进老舍、曹禺研究进展的新视角和新视点来进行，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限于对研究资料和文学史料的占有和掌握上，而是要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史料进行分析、归纳、辨别、升华，可以说“比较点”选择的好与坏直接关联着研究课题的成与败。 该著确定了从家族文化、女性关注、戏剧构想、宗教信仰、文学理想、晚年境况这六个点切入，力图系统深入地对老舍和曹禺进行比较阐释，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观点，诸如家族文化中的良性质素对作家成长的显著影响；老舍男权主义、曹禺女性主义立场不同，却都能创造出优秀作品；观念的先锋性与平民化以及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等使作为剧作家的老舍、曹禺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面貌；面对宗教文化、中外传统文化等要有创造性的选择与再造等等，都有一定的新意和启发性。对新中国成立后老舍与曹禺“晚年境况”亦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探索，对一些难解之题或生命之谜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分析。 同时，该著还有多处亮点（当然也是老舍和曹禺比较研究中的难点抑或盲点），值得回味。如第一章辩证地论述了贫富家世对于个人成长教育的正负性因素，指出像老舍似的贫家子弟同样拥有助人成才的“家族文化”，“家族文化”不仅仅限于“书香门第”或者富裕家庭，这在以往的家庭教育中较少论及。第二章作者对曹禺初恋问题进行了详细辨析，对于田本相先生在《曹禺传》中提出的“郑秀说”与张耀杰先生在《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一书中提出“梅小姐说”都给出了合理解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以为是有说服力的。这一章中，作者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老舍、曹禺两人的婚恋状况，而是在详细的分析对比之后，有了更深的思考。作者常常在对两位文学大师的某个方面做了翔实论证对比之后，能够将具体的问题升华至一般，不独局限于就“老、曹”论“老、曹”，没有就文学论文学，而是以大文化视角审视问题，得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结论。某种意义上，这样一种审视作家的方法，已经超越了作家研究本身，而是上升到对于现代中国诸多文化命题的深层思考，并力图取得综合性的阐释。从方法论上我很赞同这种“文学文化学”的独特视角。 此外，作者还从文学文化学的角度，通过对老舍、曹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异同的比较，提炼出中国现代文人的宗教信仰特质；作者联系“老、曹”的主体建构解答老舍、曹禺为何分别选择小说、戏剧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主要文体；同时，对学界颇有争议的“老舍之死”给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并由此牵涉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人在新的政治体制下的复杂心态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制度与文人创作之间的微妙关系这样宏观性的大问题，均有详细论证和严谨辨析，都是引人思索的。 原载：《文学报》2010年10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