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生活史作为一种人所共享的历史，既是对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历史叙事的反拨，也是对一种单一化的英雄史抑或精英史叙写的补充与修正。这一历史叙事形态的崛起，赋予历史本身以完整性和丰富感。作为“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之一的《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即属此类史说。 这是一部可读、可视、可感的文人生活史。之所以如是说，因为在我的阅读体验中，学术著作通常语言严肃，面孔板板六十四，较难平易近人。而眼前的这本《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却让我体验到了学术思想在轻松的语言环境中的特殊魅力，其着墨最精的是关于沈从文的叙述。 沈从文从湘西边陲小村镇走入大都市，从当年的一个“文学青年”成为现代著名作家，很多人认可他为“京派小说代表人物”，而把沈从文笔下描写的“人性扭曲”的都市社会，误认为就是“上海”。加上1933年至1934年由他挑起的那场著名的“京”、“海”论战，更使不少人确信，沈从文所激烈抨击的“都市”与“上海”几为一词。 但是仔细阅读该书所举事例，我们不难发现沈从文的小说中，往往同时交叠着多座城市的影子。他在上海时期创作的《绅士的太太》有他在北京的生活经验，《焕乎先生》则有京沪两地的心理历史。他小说中的“都市”背景，常常在京、沪、汉、穗、青等地之间切换。相对于地域特征鲜明的“湘西”而言，他笔下的“都市”是一个模糊的地方，是一个涵盖了京、沪、汉、穗、青等地在内的宽泛区域。这是沈从文内心一张独特的人文地图，他意识中的“都市”包含着“知识阶级”、“绅士阶级或上等人”、“现代文明”、“商业竞卖”等社会、文化语义。因而他所抨击的“都市”不是地域概念，而是意识概念。 进入“都市”后，沈从文明确地摆出一个与“都市”对峙的人文立场，自称“乡下人”，激烈地抨击“都市”里的“绅士阶级”、“知识阶级”。在北京是这样，到上海后依然如此。但他又是一个充满悖论的“乡下人”，他对都市的鄙弃与进入同样坚定，对“知识阶级”的憎厌与企慕难以分离。该书向我们描绘了一个长期为“身份意识”所困，内心充满矛盾的青年沈从文：他一边蔑视“知识阶级”，一边又多次向徐志摩、胡适等这样的“知识阶级”诉苦、求助；一边竭力贬斥“商业竞卖”，一边又勤奋多产地每月创作一部小说售给中小书店，并对书商竞卖吆喝“天才、名家”听之任之；一边标示自己的“乡下人”服饰与“都市”的距离，一边又穿着哔叽长衫、西装裤、黑皮鞋等当时流行的中西合璧式的装束；一边视行走于南京路上的女人为“每个人都有点姨太太或窑姐儿神气”，一边又不能掩饰其内心的情欲勃动；他对有着清一色留学英美背景的、礼貌如仪的新月派绅士既敬之又远之，既羡之又谑之，以至于同他们说话不敢进门，只站在门口，向梁秋实讨要稿费不走前门按铃，走后门，到了后门不敢上楼而叫佣人传收据，难怪梁秋实感到“他人很奇怪”；他将自己的挫败，特别是在新时代女子面前的心理自挫，都归之于一个“乡下人”与“都市”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种拳拳于胸的身份自觉意识，分明来自于一种急欲摆脱卑微，跻身上层而未及的内心紧张，倘若真是一个顺遂天命，不作逾分之想的‘乡下人’，本不必敏感如此。”可见，沈从文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乡下人”，他是在以拒绝“都市”的方式努力介入上海都市。 在沈从文的小说《丈夫》里，丈夫默许妻子进城做妓女，双方却不减夫妻情分，亦不觉得损害“人格”。这里，沈从文所要渲染的道德观和人性观，在他的《边城》中似有说明：“由于民情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要可信任。”因此，沈从文竭力针砭的并不是“人们通常诟病的那种‘腐烂’、‘堕落’的‘都市文明’（情欲泛滥与道德沦丧），而恰恰是约束、压抑、掩饰了自然人性（包括情欲）的种种文明形态”。 上海时期不但激活了沈从文勃动着旺盛生命原欲的“湘西”情结，创出了令他自傲的文学“湘西”,上海开放的人文背景，众多的出版机构以及庞大的读者群体，还让沈从文感到：“我的文章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他将上海出版业看成唯一能使新文学“健康萌芽”的推动力量。从“京派”、“海派”的定义看，他似乎更像是个“海派”作家。 该书以大量的实例以及轻松疏朗的文字，呈给读者一个可感、可知、可信的沈从文，他不仅是一个大文学家，他更是一个普通人。在融入“都市”的进程中，他要为“稻粱”而奔波，也要为生存而“卖文”；他有过惶恐不安，也有过心理挫伤；自卑曾困惑着他，自尊又激励着他。他的这些经历最终都化为巨大的动力而造就出一位现代著名作家。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