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诗人西川、欧阳江河等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提出“知识分子写作”；小说家方方发表《风景》，池莉写下《烦恼人生》，格非创作《迷舟》，苏童完成《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这一年，止庵决定，停止小说和诗歌写作。
    
    
    五年前，我向止庵约稿，虽结果未能如愿，但那一答一复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私藏的秘密。也因此，我了解到早在三十年前，止庵曾焚烧掉自己年轻时写的几十万字小说手稿。他后来在《挽歌》中写道：“经卷废弃似纷纷白骨，/清风翻卷，一篇即是百年，/皓首的书生茫然无归，/不知在哪里写剩余的诗句。”此后，他很快封笔，停止了小说和诗歌的写作。
    去年初秋，一部止庵的小说集《喜剧作家》被交到我的手中，竟是当年幸存未毁的五部短篇小说。它像带着风尘，远道而来，孤零零的，却不悲伤。而我则像见了故人，边读边猜想这些年它的遭遇，也边读边寻找那个年轻的作家。
    对于过往作品，止庵总说“悔其少作”“幸未谬种流传”，他是不愿被人高抬的，一遇到夸赞，就转移视线，在他身前的小范围地面上来回游离，两只手也跟着抬起来，掌心向下，拍打空气似的，有节奏地压一下、再压一下，带着腼腆的笑，反复说着：没有没有，太不好意思了，谢谢谢谢。可爱又慌张。在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中，这个细节出现了好多回，每次都让我联想到孩子，像个老男孩儿。
    不过“悔”也好，“少”也罢，总该与过去连结也对它交代，于是在小说集的卷首，止庵添加了题记，摘自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一书中关于茨维塔耶娃的部分，里面说：“她置身于历史之外生活、幻想和创作；她也意识到这一点，有一次说道：‘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由此，止庵便借来概括他笔下的那些人物——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
    若说这部小说集的出版，是重又找回，倒也不妥。在1986年止庵停止小说和诗歌的写作之前，在这两个领域，他仅署名“方晴”。停笔三十年后，他从友人的地下室翻出这些以“方晴”落款的泛黄手稿，面对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距离，心叹道：去日苦多，人寿几何。如今《喜剧作家》以“止庵”为名出版，对他来说，“方晴”从此成了前世。
    小说集的编辑工作，多在细节，我们为此也确实有过几次争论。从线上到线下，语音、通话直到最后登门核对。多是近年不再使用的次选词，或俗语中无法查询的生僻字。在高楼林立的望京，止庵的书房里有着另一种宁静，我装着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一页一页地对照文稿，更新当下标准里对于字词的选择。每听到一些在“音形义”方面曾用字更胜一筹的例子时，止庵摘下眼镜，仔细查看，略带苦恼地说：“这些字都没啦，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过一会儿又问我：“咱们能不能保留，为这些‘字’做点什么，不想它们因标准而消失。”我当然点头，那厚厚的词典只是一层保护色，把问题指出来是因为那是编辑的职责。
    特别的是，在核对北京话中表示“给鱼刮鳞”所用的动词时，我们翻遍了词典，也在网络上一搜再搜，甚至在满屋的书架上寻找可能的帮助，但直到我们离开都没能解决。随后不久，止庵在微信群里发出两张照片，一张“《北京方言词典》”，一张“ci”（二声）字解释页，附文：这本词典里是“左犀右立刀”，但《辞海》无此字。
    这个人们仍在用着的说法（字），只存在于多年前的方言字典里，而这样一本字典，又很难在另一户人家找到。至此，参照造字是最为妥帖的做法。
    这是我第一次与作者在如此细节的部分，做深入的探讨，用“咬文嚼字”形容那个下午一点都不夸张。止庵的版权代理人沈山说，止庵对文字是有研究的。能有这么一个下午，特别难得，也特别有收获。
    我喜欢这个年代的作家，他们对文字有着最崇高的敬意。
    《喜剧作家》的五个故事中，《姐儿俩》是消磨，《走向》是缠绕，《墨西哥城之夜》是撕破，同名小说《喜剧作家》是现世，而《世上的盐》则是幻想，通通带着孤独，娓娓道来，不必悲也不必喜。关于“喜剧作家”，大概要追到鲁迅那儿，他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止庵由此引申：悲剧和喜剧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生的本质的认识，悲剧是以“人生”、“有价值”为前提，喜剧是以“人生”、“无价值”为前提。悲剧是正的，喜剧是负的；悲剧是向上的，喜剧是向下的；悲剧最终张扬人生的价值，喜剧最终消解人生的价值。
    这就是《喜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