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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韬先生为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作“跋”，开头便说它“与其说是一部人物志，不如说一半是现代学术的‘梦华录’，一半是现代学人的‘思痛录’”，又言“这是学术消长史，是学人出处考，更是一代知识分子之思痛录”，甚为准确而深刻地说出了这部体裁独特的学术史著作的思想价值所在。从“梦华”到“思痛”，是二十世纪中国学人的宿命，“这又岂止是学林之殇哉！”该“跋”以此作为结语，令人尤感忧深痛切。 在写作体例上，该书“以人为纲，每则首先评论具体人物的学术成绩、取向及方法，以见其学术史地位；再述其轶事逸闻，以知人论世，并增风趣；最后附以绝句一首，不拘一格，以留余味”（例言）。由此可知，这部“点将录”实非简单的“点将”、“排座”，其致力于学术史研究的用心清晰可见。既为现代学人的“点将录”，当然是要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础之上评点人物，议论学风，品鉴高下。这种写法自然如作者言，“或毁或誉，容易横生是非”（后记），但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才学与识见，是一部学术史能否真正总结往昔、启迪后来的要紧之处。文辉于此不避艰难，严词正色曰：“我的原则是不为尊者讳，就事论事，自以为是则是之，自以为非则非之。学术乃天下公器，不应作阿私之誉，不应作门户之争；学术也是千秋事，无所谓前辈后辈，与其为前人留面子，不如对后生负责任。”（后记）在学术评论中，“不为尊者讳”之说也很常见，但是真正能做到有实证材料、有识见、有勇气者实不常见，正是说来容易做时难；而胡文辉继而以“留面子”与“负责任”相碰撞，更显出一种在当今的学术江湖上稀见的道义精神。这部《点将录》中所涉及之是与非，并不囿于学术观点之争、研究方法之议，更广及人物之思想、人品、性格、交往等。所谓知人论世，中国学人的“梦华”与“思痛”正寄寓其间，一个世纪前后两段的光荣与耻辱正铭刻于此，又岂是一私之见的褒贬、几段可作谈资的趣闻佚事而已。例如，论及古文字学家唐兰之“热中趋时”，自反右时对旧友陈梦家落井下石，至毛去世后作二百余首悼词而犹未了，身后终得故宫博物院组织上的追认之荣，评曰“宜矣”（第379页）；又如论历史学家何炳棣于“文革”作文以歌功颂德，“不能见现实历史的庐山面目，可称他一生学思的最大败笔”；更以诗评曰：“游子偏多爱国心，如何知古未知今。笑他自负千年眼，不见神州已陆沉。”（第301页）凡此种种，证据确凿而秉笔直书，知识学人的灵魂痛史由此彰显而触目。 以学术史研究本身而论，《点将录》首先可以见出作者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消长变化的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由此而决定其“点将”之取舍、品评之轻重。在目前国内学术史研究中，这部《点将录》必为可读可传之书，是不争的事实。在我看来，当今文科大学生、研究生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隔膜之深、知识之贫乏是普遍现象，因此过去我曾向研究生推荐由北京图书馆和吉林省图书馆合编的传记丛书《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书目文献出版社，第一辑于1983年3月出版），此丛书收录学人众多、有评传也有学人自述、著作年表等资料；又尝推荐王森然先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印行的《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出版社，1987年1月），因其传主学人为多，取材丰富，议论精到。而今这部《点将录》更可以作为知识与思想并重、人物与时代互证的学术史入门津渡，其“对后生负责任”之功效必日渐彰显。篇首“例言”自述该书“在评估学人成绩上，偏向现代标准：重创新甚于重功力；重专精甚于重广博；重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及背景，不重中国传统本位的学术取向；重实证主义的踏实工作，不重形而上学的古典思辨。能引入新方法、开拓新领域者，有独特个性、有自家面目者，作出基础性、专题性的史料功夫者，皆拔高一等”。这也正是作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学术的正统所在，也是在谈到傅斯年的学术宗旨及其对史语所的深刻影响时念兹在兹者。近汉而远宋，是所必然。 以一己之学而纵论文史大家，所涉及的专门领域甚多，各种相关专著、论文、史料文献的确浩如烟海，作者自言难以做到对各门学科无所不通、对各家论著无所不读，当是实情。但《点将录》中注释部分之详尽、丰富已足见文辉读书之富、用功之勤，余敢言在当今学人中亦殊少见。 自然，书海无涯，难免挂漏；又报刊连载篇幅之限，难免未及论述周全；而以个人之见品评人物，更难免惹起争议，这些都很正常。“点将”之余，有些评议或有可商榷或应延伸之处。这里仅举一例。如论政治学家萧公权，谓其拒绝以政治为职业，始终保持纯学人的身份（第69页），固然没有错，但恐给人以萧氏只埋首书斋不问现实政治的印象。然萧氏尝以民主思想自持而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进行温和批判，其服膺熊彼得言：没有选票，就没有民主；对1945年国民党成都市地方议会选举更是密切关注，亲做记录和统计，斥其“不是民选，而是官选”。对政治学家而言，这种介入现实政治的立场和言行或未可忽略。 以治晚清以降的学术与思想关系而论，台湾学者王汎森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2003年6月初版，另有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版，后者所收文章较少）是一部专精的研究文集，对社会与学术的变异、思想与学术变化的范畴转变、概念发明和学术群体与学术运动的发生进行了多方面的专题研究。其中第三篇“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以傅斯年等学人为中心探讨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与学术社会之建立的关系，以及学人间的相互影响问题，均为学术史研究的重头戏。 学术的发展既有时代思想嬗变、新思想催逼的外因，更有学术共同体内部相互影响而催生的变化。王汎森师承余英时，其在学术史研究的进路是以社会制度变迁、思想史研究为外向研究，以此为审视学术史的观念背景，而继之以对学人群体内部、学术观念发明与演绎的慎密实证研究，内外相通而出入自如。是篇中之《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均发前人所未发，论证精审，为学术史影响之“系谱”提供了实证的范例。关于傅、胡相互关系的结论亦在胡文辉的《点将录》中被援引。另外，对学术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析论了围绕着“为学问而学问”所产生的新、旧两派学人的争议；《“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则更深入而具体地研究了政治的“弥天之网”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干预，从而使“真谛”与“俗谛”的紧张冲突昭然呈现。因此也不妨说，王著亦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梦华录”与“思痛录”。 原载：《东方早报》2010-09-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