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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宏——年轻时总想写明晰透彻的诗,现在不会了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新京报 张畅 参加讨论


    
    赵丽宏 1952年出生于上海,作家、散文家、诗人,《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图为赵丽宏《逆旅在岁月之河》手稿
    
    《疼痛》 作者:赵丽宏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
    在新出版的诗集《疼痛》中,赵丽宏写:“每一寸空间/都飞舞着看不见的生灵/引导我,阻拦我/打击我,缠绕我/赞美我,嘲笑我/可是,我毫无感觉。”诗集由纱布包裹成封面,“疼痛”的英文字母如同灼烧过后的伤疤,焦黑、硕大、笨拙。纵观整本诗集,疤痕、眼泪、遗物、墓穴、衰老、死亡……这些字眼让人不安,诗的末尾却好像故意留下一丝希望。自称“阅尽沧桑”的赵丽宏,在64岁这年,打算用沉郁、留白的诗行,记录下灵魂的一次次悸动,其中既有颠沛的个人命运,也有跌宕起伏的时代倒影。
    诗人杨炼在阅读《疼痛》后感叹:“赵丽宏的案例,再次证明,诗须臾不会离开真的诗人,只会冶炼他挣脱虚丽浮华之词,裸出带血的灵魂。”而赵丽宏却坦言自己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新发现,只是用一贯的真诚写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
    “大部分的诗都在重复别人的思想,但它重复的方式是特别的,读者也会产生新的联想,这才是诗。”
    诗歌
    “文学和诗歌是我的救命稻草”
    “水里的鱼儿沉默着,陆上的野兽喧哗着,天上的鸟儿歌唱着。然而,人类却兼有大海的沉默、大地的喧哗和天空的乐曲。”“杯中的水是亮晶晶的,海里的水是黑沉沉的。小道理用文字说清楚,大道理却只有伟大的沉默。”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让还在读小学四年级的赵丽宏第一次感受到诗的奇妙:天地鸟兽,世间万物,都在诗句间跳跃。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依然对其中的诗句信手拈来。
    这本文字不多的诗集,曾伴随他度过懵懂的童年和孤苦的青年。1969年,18岁的赵丽宏被告知要到崇明岛下乡劳作,一辈子做个农民。一向学习优秀、理想远大的他突然意识到,所有想象过的未来都离他而去了。他因此变得沉默寡言。每天傍晚,从地里收了工之后,赵丽宏就一个人坐在海边看日落,一坐就是两三个钟头,直到天黑透。精疲力竭回到草屋,点上油灯,看到灯下有一本书在等他,就觉得还可以活下去。
    村里人见他日复一日面无表情地坐在海边,怀疑他要自杀。他们又发现,只要拿到一张有字的纸,赵丽宏眼里就有了光。他们于是觉得书可以救他,在“文革”尚未触及的偏僻乡村,村民们就将家里的书纷纷送给他。《红楼梦》《儒林外史》《初刻拍案惊奇》《孽海花》《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昭明太子文选》,还有后来发现的乡村图书馆中的书,成了赵丽宏“孤苦无望”的青年时代的救命稻草。
    恰恰是在那时,赵丽宏开始在日记本里写诗。只是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前途无望”的青年会在日后成为一个诗人。如今回头看这些诗,他依然能想起当年那个在油灯下苦闷绝望的自己,仍然会被诗中稚嫩却真挚的情感触动。
    “文革”期间,赵丽宏第一次发表诗歌作品。多年后,当他重读那些“革命的”、“人格分裂的”诗,他说了四个字——“不堪卒读”。为什么自己当时会如此认真地写下那些可笑的文字?赵丽宏说,自己想编一本像邵燕祥《人生败笔》那样的集子,记录年少时走过的弯路。
    上世纪80年代初,赵丽宏受到巴金《随想录》启发,第一次给作家写信表达敬仰。没想到巴金很快回信寄赠他刚出版的《巴金序跋集》,并在扉页上题词:“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这两句话,成为赵丽宏日后写作的座右铭。
    写了四十多年诗,赵丽宏发现自己变了:“年轻的时候写诗,总想把每件事都弄明白,要写得明晰、透彻,当年写诗的追求就是‘不含混’,要表达明确的意象、思辨、憧憬。现在却不会了。现在写诗,我都会给人留下思考余地,最终的目标也是不明确的。”
    写了四十多年诗,赵丽宏发现自己始终没变:“对文学的一腔热忱和少年时代一样,没有功利之心,只想用文字表达生命中的悲欢离合。”
    真诚
    “政治化的写作对诗歌是一种损伤”
    在诗集《疼痛》中,赵丽宏书写岁月腐蚀下的衰老和身体疼痛,抒发和亲人阴阳两隔的思念与悲恸,思考时间与空间、灵与肉、生与死、时代与个体的吊诡命题。
    《凝视》:“四面八方的聚焦/能穿透铜墙铁壁/让被注视者/找不到藏身之地。”《暗物质》:“风说:留心脚下吧/地上有看不见的裂缝……绝望时挥手/掌握的却是虚无。”《路上的爱虫》:“两只小爱虫/依然沉浸在它们的激情中/浑然不觉这即将来临的灾难。”诗集中充满了诸如此类对不安定周遭的虚无感和焦灼感。
    赵丽宏就是在时代的更迭中思考生命和死亡的,他把这些感受写进诗,只意会,不言明。“我的写作不是政治化的写作,是很个人的,政治化的写作对诗歌是一种损伤。”不知是青年时代言不由衷的诗让他警惕,还是阅尽世事心有戚戚,在采访过程中,他三番五次强调这一点。
    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突然想要书写痛苦呢?赵丽宏给出的答案很模糊——“梦境”。一晚,他在睡梦中看见过世多年的父亲,在墓园中寻找自己的墓穴,却迷了路,他越想要靠近他,他就离他越远。当他醒来时,枕头上都是泪水。“我迷路了,迷路/怎么就找不到家门……”这个场景被他写进《迷路》一诗中。
    正是在频繁的梦境中,赵丽宏一次次遇见故人,重温与亲人重逢的快乐,感受“一梦十年”的沧桑感。是梦成就了他的诗,还是诗成就了他的梦?或许兼而有之吧。
    除了诗人,赵丽宏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散文家。三十年间出版60余部散文集,其中有十余篇作品收入中国大陆及香港、新加坡语文教材,这使他成为作品收入教材最多的当代作家。
    对于赵丽宏而言,作品屡被教材选中实属意外,“可能有的作家会觉得这是一种荣耀,因为教材的影响力的确很大,一些作家正是因为作品被收入教材才被人记得。”然而,他深知这对一个作家而言是“双刃剑”:孩子因为课文记住你,也因为课文记恨你。“一篇好文章就像一只鸟,它是活的、灵动的、浑身彩色的羽毛,站在树上歌唱,拍着翅膀飞来飞去。好的语文老师应该告诉孩子,看,这只鸟有多美,跟它一起去飞,到更广阔的天地去。但我们的语文老师可能把鸟关在笼子里,把毛一根一根拔下来:这是翅膀上的毛、这是尾巴上的毛,然后把它解剖,变成一只死鸟。”和对写作的坚持一样,赵丽宏认为语文教育也应秉持“真诚”的信条,为孩子的想象力开拓无限可能。
    时代
    “世界变了,我对文学的初心却不变”
    上世纪50年代,赵丽宏在上海外滩附近的弄堂里度过童年和少年。赵丽宏的父亲上过几年私塾,因为脑筋灵活,年轻时创业很成功,在老家崇明岛的繁华小镇,有半条镇都是他开的百货铺。解放战争期间,为了不让店里的年轻店员被抓壮丁,赵父盘掉整个店铺,转而到上海开厂。这些店员也跟随他去了上海。
    1966年“文革”开始时,赵丽宏还在读中学。虽然全家过着清贫的生活,却依然因为赵父早年的开厂经历,被划分为“黑七类”的“资本家”,而被抄家。父亲厂里那些跟他从家乡来上海的工人,冒着风险偷偷到家里来看望父亲,送钱送食品接济他们。这让赵丽宏深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所谓的“阶级斗争”关系。而这一段经历,后来被他写进长篇小说《童年河》和《渔童》中。
    在赵丽宏的印象中,自己的父亲是全世界最温和的父亲,他在困顿的年代依然面带微笑,从不打骂他。赵父曾说自己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识字太少,读书不多。这让他格外注重对赵丽宏的教育。赵丽宏3岁识字,5岁读书,就和这种家庭熏陶有关。在采访过程中,赵丽宏屡次提及对自己影响深远的父亲,说自己常祈祷能在睡梦中再次见到他。
    回顾文学创作的这四十年,赵丽宏深信文学的救赎力量。80年代“文学热”,因诗歌和散文声名鹊起的他收到过千余封读者来信,其中一封是一位年轻人在准备自杀之前写给他的。他读过信之后非常难过,因为信中没有地址,他当即写了一封回信,恳切陈词劝慰,发表在报纸上,希望来信者看到,心有所动,收敛走向死亡的脚步。
    90年代,文学遭受冷遇,有一批将文学视作名利“敲门砖”的文字工作者纷纷下海经商,人人在谈论“文学死亡”或“文学无望”的话题。就在文学被这个社会边缘化的时候,赵丽宏依然相信文学的力量,“我们生活的时代很复杂,以前我们往往会把它简单化。这些年我们常说‘保持初心’,我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直在思索、观察,永不厌倦,以不变应万变,不变的是我的初心,万变的是我看到的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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