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宏 1952年出生于上海，作家、散文家、诗人，《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图为赵丽宏《逆旅在岁月之河》手稿
    
    《疼痛》 作者：赵丽宏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
    在新出版的诗集《疼痛》中，赵丽宏写：“每一寸空间/都飞舞着看不见的生灵/引导我，阻拦我/打击我，缠绕我/赞美我，嘲笑我/可是，我毫无感觉。”诗集由纱布包裹成封面，“疼痛”的英文字母如同灼烧过后的伤疤，焦黑、硕大、笨拙。纵观整本诗集，疤痕、眼泪、遗物、墓穴、衰老、死亡……这些字眼让人不安，诗的末尾却好像故意留下一丝希望。自称“阅尽沧桑”的赵丽宏，在64岁这年，打算用沉郁、留白的诗行，记录下灵魂的一次次悸动，其中既有颠沛的个人命运，也有跌宕起伏的时代倒影。
    诗人杨炼在阅读《疼痛》后感叹：“赵丽宏的案例，再次证明，诗须臾不会离开真的诗人，只会冶炼他挣脱虚丽浮华之词，裸出带血的灵魂。”而赵丽宏却坦言自己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新发现，只是用一贯的真诚写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
    “大部分的诗都在重复别人的思想，但它重复的方式是特别的，读者也会产生新的联想，这才是诗。”
    诗歌
    “文学和诗歌是我的救命稻草”
    “水里的鱼儿沉默着，陆上的野兽喧哗着，天上的鸟儿歌唱着。然而，人类却兼有大海的沉默、大地的喧哗和天空的乐曲。”“杯中的水是亮晶晶的，海里的水是黑沉沉的。小道理用文字说清楚，大道理却只有伟大的沉默。”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让还在读小学四年级的赵丽宏第一次感受到诗的奇妙：天地鸟兽，世间万物，都在诗句间跳跃。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依然对其中的诗句信手拈来。
    这本文字不多的诗集，曾伴随他度过懵懂的童年和孤苦的青年。1969年，18岁的赵丽宏被告知要到崇明岛下乡劳作，一辈子做个农民。一向学习优秀、理想远大的他突然意识到，所有想象过的未来都离他而去了。他因此变得沉默寡言。每天傍晚，从地里收了工之后，赵丽宏就一个人坐在海边看日落，一坐就是两三个钟头，直到天黑透。精疲力竭回到草屋，点上油灯，看到灯下有一本书在等他，就觉得还可以活下去。
    村里人见他日复一日面无表情地坐在海边，怀疑他要自杀。他们又发现，只要拿到一张有字的纸，赵丽宏眼里就有了光。他们于是觉得书可以救他，在“文革”尚未触及的偏僻乡村，村民们就将家里的书纷纷送给他。《红楼梦》《儒林外史》《初刻拍案惊奇》《孽海花》《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昭明太子文选》，还有后来发现的乡村图书馆中的书，成了赵丽宏“孤苦无望”的青年时代的救命稻草。
    恰恰是在那时，赵丽宏开始在日记本里写诗。只是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前途无望”的青年会在日后成为一个诗人。如今回头看这些诗，他依然能想起当年那个在油灯下苦闷绝望的自己，仍然会被诗中稚嫩却真挚的情感触动。
    “文革”期间，赵丽宏第一次发表诗歌作品。多年后，当他重读那些“革命的”、“人格分裂的”诗，他说了四个字——“不堪卒读”。为什么自己当时会如此认真地写下那些可笑的文字？赵丽宏说，自己想编一本像邵燕祥《人生败笔》那样的集子，记录年少时走过的弯路。
    上世纪80年代初，赵丽宏受到巴金《随想录》启发，第一次给作家写信表达敬仰。没想到巴金很快回信寄赠他刚出版的《巴金序跋集》，并在扉页上题词：“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这两句话，成为赵丽宏日后写作的座右铭。
    写了四十多年诗，赵丽宏发现自己变了：“年轻的时候写诗，总想把每件事都弄明白，要写得明晰、透彻，当年写诗的追求就是‘不含混’，要表达明确的意象、思辨、憧憬。现在却不会了。现在写诗，我都会给人留下思考余地，最终的目标也是不明确的。”
    写了四十多年诗，赵丽宏发现自己始终没变：“对文学的一腔热忱和少年时代一样，没有功利之心，只想用文字表达生命中的悲欢离合。”
    真诚
    “政治化的写作对诗歌是一种损伤”
    在诗集《疼痛》中，赵丽宏书写岁月腐蚀下的衰老和身体疼痛，抒发和亲人阴阳两隔的思念与悲恸，思考时间与空间、灵与肉、生与死、时代与个体的吊诡命题。
    《凝视》：“四面八方的聚焦/能穿透铜墙铁壁/让被注视者/找不到藏身之地。”《暗物质》：“风说：留心脚下吧/地上有看不见的裂缝……绝望时挥手/掌握的却是虚无。”《路上的爱虫》：“两只小爱虫/依然沉浸在它们的激情中/浑然不觉这即将来临的灾难。”诗集中充满了诸如此类对不安定周遭的虚无感和焦灼感。
    赵丽宏就是在时代的更迭中思考生命和死亡的，他把这些感受写进诗，只意会，不言明。“我的写作不是政治化的写作，是很个人的，政治化的写作对诗歌是一种损伤。”不知是青年时代言不由衷的诗让他警惕，还是阅尽世事心有戚戚，在采访过程中，他三番五次强调这一点。
    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突然想要书写痛苦呢？赵丽宏给出的答案很模糊——“梦境”。一晚，他在睡梦中看见过世多年的父亲，在墓园中寻找自己的墓穴，却迷了路，他越想要靠近他，他就离他越远。当他醒来时，枕头上都是泪水。“我迷路了，迷路/怎么就找不到家门……”这个场景被他写进《迷路》一诗中。
    正是在频繁的梦境中，赵丽宏一次次遇见故人，重温与亲人重逢的快乐，感受“一梦十年”的沧桑感。是梦成就了他的诗，还是诗成就了他的梦？或许兼而有之吧。
    除了诗人，赵丽宏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散文家。三十年间出版60余部散文集，其中有十余篇作品收入中国大陆及香港、新加坡语文教材，这使他成为作品收入教材最多的当代作家。
    对于赵丽宏而言，作品屡被教材选中实属意外，“可能有的作家会觉得这是一种荣耀，因为教材的影响力的确很大，一些作家正是因为作品被收入教材才被人记得。”然而，他深知这对一个作家而言是“双刃剑”：孩子因为课文记住你，也因为课文记恨你。“一篇好文章就像一只鸟，它是活的、灵动的、浑身彩色的羽毛，站在树上歌唱，拍着翅膀飞来飞去。好的语文老师应该告诉孩子，看，这只鸟有多美，跟它一起去飞，到更广阔的天地去。但我们的语文老师可能把鸟关在笼子里，把毛一根一根拔下来：这是翅膀上的毛、这是尾巴上的毛，然后把它解剖，变成一只死鸟。”和对写作的坚持一样，赵丽宏认为语文教育也应秉持“真诚”的信条，为孩子的想象力开拓无限可能。
    时代
    “世界变了，我对文学的初心却不变”
    上世纪50年代，赵丽宏在上海外滩附近的弄堂里度过童年和少年。赵丽宏的父亲上过几年私塾，因为脑筋灵活，年轻时创业很成功，在老家崇明岛的繁华小镇，有半条镇都是他开的百货铺。解放战争期间，为了不让店里的年轻店员被抓壮丁，赵父盘掉整个店铺，转而到上海开厂。这些店员也跟随他去了上海。
    1966年“文革”开始时，赵丽宏还在读中学。虽然全家过着清贫的生活，却依然因为赵父早年的开厂经历，被划分为“黑七类”的“资本家”，而被抄家。父亲厂里那些跟他从家乡来上海的工人，冒着风险偷偷到家里来看望父亲，送钱送食品接济他们。这让赵丽宏深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所谓的“阶级斗争”关系。而这一段经历，后来被他写进长篇小说《童年河》和《渔童》中。
    在赵丽宏的印象中，自己的父亲是全世界最温和的父亲，他在困顿的年代依然面带微笑，从不打骂他。赵父曾说自己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识字太少，读书不多。这让他格外注重对赵丽宏的教育。赵丽宏3岁识字，5岁读书，就和这种家庭熏陶有关。在采访过程中，赵丽宏屡次提及对自己影响深远的父亲，说自己常祈祷能在睡梦中再次见到他。
    回顾文学创作的这四十年，赵丽宏深信文学的救赎力量。80年代“文学热”，因诗歌和散文声名鹊起的他收到过千余封读者来信，其中一封是一位年轻人在准备自杀之前写给他的。他读过信之后非常难过，因为信中没有地址，他当即写了一封回信，恳切陈词劝慰，发表在报纸上，希望来信者看到，心有所动，收敛走向死亡的脚步。
    90年代，文学遭受冷遇，有一批将文学视作名利“敲门砖”的文字工作者纷纷下海经商，人人在谈论“文学死亡”或“文学无望”的话题。就在文学被这个社会边缘化的时候，赵丽宏依然相信文学的力量，“我们生活的时代很复杂，以前我们往往会把它简单化。这些年我们常说‘保持初心’，我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直在思索、观察，永不厌倦，以不变应万变，不变的是我的初心，万变的是我看到的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