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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寄希望于年轻人”——第九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比赛观察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中国艺术报 高艳鸽 参加讨论


    
    大同群口数来宝《工钱》演出剧照 杜佳 摄
    7月29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和合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合肥赛区的比赛落幕。在5天的时间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6个节目200余名演职人员参赛,包括了小品、相声、评书、快板书等多种曲艺门类。经过几天的激烈角逐,大同群口数来宝《工钱》 、数来宝《第三者》等最终获得节目奖、文学奖提名,刘捷、方清平、白凯南、师亚峰等获表演奖和新人奖提名,各奖项提名者进入本届牡丹奖终评。
    演农民工时,丢掉曲艺范儿
    在大同群口数来宝《工钱》的最后,农民工终于讨到了被拖欠的工钱,一个农民工喜极而泣,站在那里傻愣着哭起来了,山西省曲协主席、大同数来宝表演艺术家柴京海饰演他们的包工头,他上前踢了这个农民工一脚:“让你领钱了!哭啥呢? ” 《工钱》已上演了近百场,最后这一幕总是让观众潸然泪下。
    在合肥赛区,柴京海带着11个徒弟上台,表演了这个讲述农民工讨要工钱的故事。 《工钱》创作完成一年半以来,他们到工厂、农村和建筑工地现场的演出,已经达到八九十场。
    “只有真正和农民工在一起摸爬滚打,熟悉他们的语言、生活方式,熟悉他们的困扰和喜悦,对他们感同身受,才能让舞台上的人物真正立起来,使他们感觉到这就是一帮农民工在说自己身边的事儿。 ”柴京海告诉记者,由他和哥哥柴京云一起创作的《工钱》有大同数来宝创作上的基本核心,即有剧情,有戏剧性的矛盾冲突。
    在《工钱》中,一个演员代表一个农民工工种。柴京海对这些毕业于专业院校的演员们的要求是,表演力求朴实。“我对他们说,任何表演的架子和痕迹,那些曲艺范儿,我们坚决不能有,因为到了农民工中间,现场演出时拉范儿,就和他们产生了距离。 ”
    柴京海在其中饰演的是一个出生在大同的农民工,他有这样一段台词:“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了还是拿不上钱,今儿推明儿,明儿推后,连火车票都凑不够。 ”柴京海对记者说:“ ‘今儿’和‘明儿’这样的词,是北京人说的,大同人不这样说。这么写,是因为这个角色曾经在北京郊区打过工。 ”这种处理也体现在其他农民工说话的腔调上,有的南方人的口音,杂糅了贵州话、四川话和云南话。“你体验了生活,提炼了,然后重新还原了生活,那你就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 ”柴京海说。
    说山东快书的英语老师
    山东人申振柱是“80后” ,他的专职工作是在青岛即墨市的一所小学做英语老师。在合肥赛区,他携自己创作的山东快书《最美村官——马克志》角逐新人奖。“你是不是感觉特不可思议?一个英语老师说山东快书,风马牛不相及。 ”在向记者介绍自己的职业时,他笑称。
    马克志是即墨市下属的一个村庄的优秀村官。为了在山东快书中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申振柱和老师一起前往当地采访了马克志本人,以及他的家人、村民等,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然后提炼创作,形成了一个12分钟的作品。自2013年问世以来,申振柱带着它到当地的农村、社区、广场、电视台演出, 3年来,自己也记不清楚演过多少场了。
    在这个作品中,申振柱塑造了9个人物,包括马克志,他的老伴、儿子、战友,邻村的一个泼妇,一个围观的群众代表,一个80岁的老党员等,并且自己在台上表演他们。“我是在农村长大的,这些人物就是我身边的,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在作品里把他们表现出来。 ”申振柱说, 3年来,他边演边改,“以前每次演出完,都会和老师沟通:这次演出哪个包袱响了,哪个笑料开了,哪个地方观众鼓掌了,但是哪个地方我们设计的观众会笑或者鼓掌的,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就再改,每一个包袱都是这样千锤百炼的” 。
    申振柱从小喜欢山东快书,当时在收音机里收听山东快书名家的唱段,“感觉特别亲切” 。考上大学那一年,他正式拜师学艺,第一天学打快板儿手就被打出了血,用布包上后继续练,第二天又被打出了血。一周后,他就学会了,两周后,就上台参加比赛了。他感慨:“学曲艺真的太难了,你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一个表情、一个吐字发音,如果有问题的话,观众就获取不到你想传递的信息,他们不能理解,不笑,就达不到预期的演出效果。 ”
    曲艺创作应该更加文学化
    在合肥赛区,中国曲协副主席、辽宁省曲协主席崔凯发现,这届来参赛的演员中,与往届相比,体制外的曲艺从业者的数量有很大的提升,甚至超过了体制内的数量,他们不但踊跃报名,而且作品的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有些节目在现场的演出效果很好” 。他还欣喜地发现,青年参赛者的数量要比中老年多,而且进步很大。“新人平常在商业演出中锻炼的机会多,成长得很快。一个艺术门类的繁荣发展,我们永远寄希望于年轻人。 ”
    相声是合肥赛区的一个大的曲艺门类。很多参赛者都是“80后”“90后” ,他们带着新创作品来表演,让崔凯感到欣慰:“相声后继有人,新生代正在崛起,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和观众的交流沟通,已经趋于成熟。 ”对于同样占了参赛作品很大比例的小品,崔凯肯定了其创作紧跟时代,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但也指出了一些作品的问题所在,“有些小品从创作和表演上来看很明显是戏剧小品,缺乏小品作为曲艺艺术的本体特征,来参加牡丹奖的评奖就不大合适” 。
    “年轻人上来了,他们的表现真的非常好。 ”合肥赛区的五场比赛结束后,比赛评委、曲艺名家杨鲁平表示。青年演员袁国虎表演的四川评书《铡包勉》让他称道:“太老到了,跟他的年龄都不相符了。拿扇子的一招一式,眼神的变化,说明他都是下了大功夫的。 ”
    “越比赛,越觉得曲艺作品在创作上的迫切性,我们要更加重视新作品的创作和表演。 ”杨鲁平说,“那些传统的经典作品,是给演员打基础的,但他们真正入了行以后,必须有新的突破,在新作品上见高低。新作品的创作,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反映当今我们这个时代的风貌和社会道德风尚,但现在曲艺作品的创作还没有走在时代的前列,就是因为原创作品不够。 ”他多次强调创作的重要性,“有了好的原创作品,就会有好演员,没有原创,好演员最后也沦为一般” 。
    在杨鲁平看来,曲艺作品的创作方向,应该是更加文学化。“这个文学化不是相声就不需要包袱了、按照小说去写,更加文学化,指的是更有档次,有更深刻的思想,更鲜明的人物特征。 ”他说,“我们所表演的人物说出来的语言,都应该是人物的行为语言,这样的作品才有力度、有深度,有感染力和冲击力,让观众看了被打动。即便是逗他们笑,也要笑得有品位,而不是依靠低级的包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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