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九一九年梁启超︵一排中︶蒋百里︵一排左二︶丁文江︵二排左二︶等在法国参加巴黎和会时留影 ︵蒋英提供︶ ![]() 陈寅恪,摄于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寓所阳台(1959)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即通常所说的早期“清华国学院”里的四大导师,无论其道德还是文章,都早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象征,曾经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后学。 而今距离那个神话般的年月,已经过去了八十余载,就连他们那些同样传为佳话的门人,也已悉归道山。不过,到这时反而看得更清了:尽管在国学院的众多门生中,同样不乏一代宗师,而且其总体学术阵容,更是令人啧啧称奇;然而,如果从格局与气象来看,仍然不能不承认:当年国学院里的这四大导师,仍然是难以逾越的高峰。 这令我们益增怀想。——到底是为什么呢? 至少我们可以说,他们在当时简直是无一例外,都属于最了解西学的中国学人;而一旦得到了这种世界性的框架,再回头来反观本土学术文化,眼光终究是大不一样了,于是故国传统在他们那里,就反而显得既值得坚守,又充满灵动和弹性。 但反过来说,他们在惯习的践行方式上,又多属于传统的儒者,还未曾受到“为学术而学术”的现代分工之割裂,所以值此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必能保有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这反而使他们的治学活动,有了强大的文化背景、道德藴涵与心理动机。 正因为这样,在他们日常的教育功课中,也就隐藏着早期国学院之所以成功的奥秘——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无意之间,他们也是沿用了最适于教育中国文化的方式,来言传身教这种文化,而这种作为楷模的力量,势必会让其弟子们终身持守,不稍懈怠。 也正因为这样,在此后以学术为志业的薪火相传中,他们就表现为令人崇敬的起点与开山。而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沿着他们开出的方向,才艰难地走出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既然如此,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步态,都值得认真地总结和发挥,也需要平心地检思与回味…… 缘此,对于他们这四位特别的传主,哪怕是再详细的年谱长编,也绝不会嫌长的。相反,我们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去欣赏作者所能搜集到的每一个细节,因为这四位前贤的生命历程,也正是早期国学院院史的宝贵缩影,足以让我们反刍寻味再三;此外,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四位难得的文化通人,他们平生的修养与造化也都千姿百态、煞是好看。 只是,读到最后,每一部年谱的倏然而止,尽管是在痛定思痛之时,仍然让我们感伤不尽,追思不已。 这就是本院推动此一项目的理由。 (此文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年谱长编弁言,由中华书局出版。题目为编者所加。) 原载:《光明日报》(2010年05月19日12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