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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忠先生的《喧闹的骡子》是一本非常幽默风趣却又令人深思的学术专著。作者用骡子比喻中国现代文化的特质，乍一听似乎有些奇怪，但细细想来，反倒觉得这一“巧喻”堪称神来之笔。因为在此之前，似乎少有比“喧闹的骡子”更为新奇活泼的说法。待读过几页关于“骡子文化”的论述之后，一批现代文化巨匠渐次出场，他们挣脱历史的蛛网，拂去岁月的尘埃，活灵活现地走出书卷。孤独的鲁迅、矜持的胡适、激情澎湃的郭沫若、崇拜科学的丁文江、忧郁哀怨的郁达夫、才华横溢的徐志摩、寂寞隐忍的老舍、博学孤傲的傅雷……这些远去大师跌宕起伏的人生和其精妙透辟的思想，在作者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令读者一开卷便不忍释手。 作者选择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现代性转换过程中一批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重新阐释他们传奇人生的历史意义，重新解读他们喜怒悲欢的社会根源，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以人物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精美画卷。此外，融贯全书之中的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和愤世嫉俗的书生意气也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什么说中国现代文化是骡子文化呢？作者有这样一段解释书名的文字：“传统的中国好比是驴，近代的西方好比是马，驴马杂交之后，产下现代中国这头骡；现代中国文化从此变成一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骡子文化’。中国现代的‘骡子文化’是一种不自然的、主体性欠缺的文化，它摇摆多变，缺乏定力，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刺激下，每每陷于非理性的狂奔。过去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化语境至少经历了六次剧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不难看出，这个看似说笑调侃的比喻，包含着一个有良知的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直面现实的道义担当和求真务实的批判精神。 作者虽谦虚地说“骡子文化”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但不难看出，作者正是顺着这个具有深刻内涵的“比喻”，才为其重新建构中国现代文化史开辟了一条别样的路径。这部25万字的著作，分开看是18篇学术随笔式样的专题论文，合起来看是一部系统探索“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的专著。这些浸透着“文字般若”的奇妙文章，述评有度，诗哲混成，文史通贯，作者对鲁迅、陶晶孙等十几位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超级巨骡”，进行了文化比较学的解剖，为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提供了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新方法、新理念和新视域。 在序言中，作者指出：“缅怀前贤的留学壮举，不由令人感慨万端。莘莘学子在异域度过宝贵的青春岁月，孜孜矻矻，遨游于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海洋，含英咀华，为沉疴深重的祖国把脉，并为其设计未来。……没有他们的呕心沥血、唤醒国人、开启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与世界及时地接轨，中国人的‘球籍’恐怕真的不保。”在充分肯定了“留学”之于中国文化现代性建构的重要历史地位之后，作者也看到了留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化有害的一面：“纵观20世纪中国的文化景观，处处带有‘半殖民地’的烙印，每一种流行的思潮背后，都有西方的依傍，……偌大的中国知识界，成了西方思想的跑马场，各种思想、学说、主义在这里冲折较量，消耗着巨大的能量。在这种处境下，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标准与话语方式，一切惟西方马首是瞻。”虽然将中国现代文化这“被言说、被解释、被界定的可悲境地”说成是“留学带来的副产品”也许不无可商榷的余地，但作者描绘的“骡子喧闹”及其相关症候与病相，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改观却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留学之于现代文化的影响，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自然是最生动的例证，问题是这些众所周知历史人物如何写出文化史的新意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譬如鲁迅，如果只是从“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初衷到“幻灯事件”促成弃医从文的转变，泛泛道来，那么，这只“喧闹的骡子”与司空见惯的技穷黔驴就没有太大的分别了。但作者别出心裁地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寻访“原鲁迅”的目标，首先从“留学七年的刺激培养”入手，对鲁迅的“医文互动”的独特写作生涯进行了十分精辟的分析，作者将求医之背后的人文关怀和从文之获益于医道，放在“理性意志”与“天赋本能”博弈的层面细加剖析，使“幻灯事件”之“虚构说”纵无真伪实据也获得了“合理存疑”，这也许可以说是理性精神和逻辑力量的胜利，当然，作者并没有过多纠缠“幻灯事件”的真伪，而是恰到好处地在寻访孤峰独峭的“原鲁迅”之崎岖险道上留下一个颇有意味的悬念。 我们注意到，《喧闹的骡子》有一个意指明确无误的副标题———“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这显然是一个具有厚重历史文化意蕴的学术化论题。事实上，该著与赵园的《想象与叙述》、王得后的《鲁迅与孔子》、吴福辉的《多棱镜》等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专题同时出版，就其论题而言，它如同一曲神情庄重地拜谒先知的时代挽歌，大有为现代中国求声异邦的民族文化精英造像招魂的意味。 古人说“看似平易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读着这部文笔优雅，风格轻快的著作，本以为作者写作之时，必定沉醉在一种逍遥自在的愉快情态之中，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作者在后记中对该书十年磨剑的艰难写作过程进行了动人的描述。在该书的后记里，作者的深情告白令人一读难忘：“十几年前留日归来，在反刍四年异域生活，写《暧昧的日本人》的时候，萌生了研究留学生文学的念头。当时只觉得这个题目有趣而且重要，上手之后，才发现自己掉入了一个陷阱。凭自己可怜的知识学养，要想说清楚这个涵盖古今中西的题目，简直太难了。起初真是无从措手，中间几次都想放弃。能够坚持下来，完全是出于职业道德的鞭策，那种艰难，犹如西绪弗斯推着巨石上山。”就这样，作者如其笔下的先辈学人一样孜孜矻矻，含英咀华，惨淡经营十余年，终于从十余位现代文化巨匠依稀可辨的“留学影像”中，精心编制了这样一幅逼近真实的历史图景。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毕竟驴子是驴子马是马，它们身上各自保持着一脉相承的主导基因，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欧美文化仍能让人一眼看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深刻印记，传统文化中某些千年不改的文化规则与理想，遗风依旧，余韵犹存。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更有其无法抹去的鲜明胎记。然而，“骡子文化”在中西两种文化的巨大冲击过程中失去了自在自为的文化主体，骡子非驴非马的身份焦虑，是文化遗传基因“变异”决定的。反思文化历史，纵观当代思潮，现代“骡子文化”的警示，绝非陈年旧事；当代文化何去何从，可谓殷鉴不远。《喧闹的骡子》不仅为重写现代文化史开辟了全新的视角，对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如何培育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它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1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