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百年、数次再版、印行至今的西方古典学、古代史、古典文学经典读物《西方古典学术史》中文版，近日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西方古典学术史》是英国古典学者约翰·埃德温·桑兹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共三卷，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公元前6世纪至19世纪古典学术的发展历程，细数希腊罗马学术发展流变，涉及各时期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是我们了解西方古典学术史以及古典文化传承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英国古典学界素有崇尚淹贯的风气，而隐现其后者则是其古典学术传授旨在养成具有人文精神的绅士教育。这种博通学风与人文理念表里互依、代代相递形成传统，堪称“博雅家风”。英国古典学的博通学风由来已久。自中世纪晚期、尤自文艺复兴，以罗哲尔·培根、威克利夫为先驱，英国古典研究展现出新的风貌。而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的撰述风格与英国古典学术传统不无关系。 英国古典学博通学风的形成，与其古典教育的人文理念及相应的教育体制密不可分。在英国，自文艺复兴以来古典学术传授即比其他国家更为广泛。而这种古典教育，其主旨在于“始终如一地养成其未来公民对古代名家的谙熟，尤为重视洞察古人的理念而非其生活方式”(布里格斯语)。易言之，英国古典学术传授乃是传承古典精神的人文教育，而非探究古代名物制度的学术训练，它致力于养成绅士，而非培训专家。出于这种人文诉求，英国古典教育的担当者必然是教师，而非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所谓“教师”，包括文法学校及公学的教员，也有牛津剑桥式的英国大学中的导师，其中又尤以导师制最具特色。该体制看重履任者的教学才能、学养识见及健全人格，而非研究能力及学术贡献。在这一体制下，导师须引领学生译读古典著作，并感悟其间的人文理念。故而担任导师的学院成员及研究生，势必以其主要精力、时间投入与学生的交流及相关指导工作，而非关注专门研究。这一过程不仅成就了导师的广博学识，也能深化人文理念对其自身的影响。 以桑兹而论，其出身剑桥，长期受古典人文教育熏习，得以承继英式古典学术的博雅家风。桑兹早年就读文法学校，1863年入剑桥圣约翰学院，1867年获学士学位，旋为该院研究员，1870年获硕士学位，即在该院读取博士学位，自此至1900年长达30年间一直担当导师。导师身份导致他对古典学术的关注在于广博知识而非精深研究。这可自其著述所及范围发现端倪，桑兹虽为研究阿提卡演说家的系列论著名家，但他论学兼及希腊、罗马，对其地理、古物、神话、宗教、文学、艺术皆有所著述，并不专于单一题目。在评论经院哲学时，桑兹以为其并无益于“对古典文学众多杰作进行广博而自由的研究”。这恰好自反面道出桑兹本人所崇尚的治学风格在于“广博而自由”。可见，桑兹的学术经历不仅塑就其博通学风，也使他承受了英国古典教育的人文理念。 博雅家风不仅对桑兹学养的形塑至为关键，也是其《西方古典学术史》巨细毕载撰著风格的来源。桑兹于该书序言中自陈其初衷是“撰写一部可读的书，或许也可用作一部参考著作”。此处，桑兹提出“可读”与“参考著作”恐怕并非偶然。这可能与其担当导师的学术经历不无关系。由此成就的博通学风则显露于他对其论著涵括范围的划定中：“我计划更为全面论述整个古典学术史，当囊括其于雅典时代的滥觞，当追索其于亚历山大及罗马时代的增益，继而经中世纪以至学术复兴，再及源远流长的古典学在欧洲诸国及大洋彼岸英语民族的进展。”此处，“全面”、“整个”等限定词的使用无疑表明他网罗万有的雄心，整部著作的断限则颇显淹贯古今的学风。而在言及其论述方法时，桑兹有此界说：在这部著作中，整体而言，我探究与文士相关的学术史，甚至也略及每一时代的政治史。但在行文间对诸关键人物的论断并非不分轩轾。可见他亦有兼及“学术史”与“政治史”的“横通”之意。而且，由此看来，桑兹在轻重布局上似乎颇有裁断，但在写作过程中仍不免卷帙远超出其原本设想。桑兹本欲在一卷书中纵论12项古典学术史课题，但首卷成书时仅涉及其中6项。而此时处理其余论题的“专论彼特拉克迄今学术史的一卷”大部分初稿也已完成，但4年后所谓的“一卷”却增为《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二、三卷出版。此事似乎可为博雅家风对其撰述风格的影响作一注脚。正由此博雅家风乃成《西方古典学术史》体式之巨，其书博采敷陈、巨细毕载的撰述风格也自此中来。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01月23日05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