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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义山先生新著《明清散曲史》是200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全书加绪论十四章，47.5万字，被选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第二批10种优秀成果。全国哲社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该书扉页的“出版说明”中指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优秀成果代表国家社科研究的最高水平。”笔者有幸先睹为快。拜读之后，方信“代表国家社科研究的最高水平”之评价，并非溢美。它在很多方面都确有重大突破，给人弥眼创新之感。兹举其要者言之。 一、索引钩深，一反旧说积弊 刘知几在《史通·鉴识》中说：“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颐索引，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故必须“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明清散曲史》正是如此。例如对元明散曲之比较，传统观点向来以“元胜于明”之说为主流，从明代李开先、王骥德、凌濛初，清代李调元到近现代等学人，皆一脉相承主此说；认为“明胜于元”者，只有上世纪郑骞一人；认为元明“各有千秋”者，有卢前、冯沅君、梁乙真、罗锦堂等人，但此说多为笼统总评，未经具体分析比较，难以服人。《明清散曲史》则从作家作品之数量对比得出“明胜于元”；从题材内容对比证明各有千秋；从曲体形式对比认为元人令、套已臻完备，非如郑骞所论“套数犹未发展至成熟完备之域”，唯南北曲兼擅则明胜于元；从艺术风格对比，认为元明散曲犹天籁与人籁、化境与造境之别，明不如元。从而具体落实了“元明各有千秋”这一结论，得以坚实服人。 关于明代南北曲发展演化，从任二北《散曲概论》首创“明代未有昆曲以前，北曲为胜；昆腔以后，只有南曲，而北曲亡矣”之论以来，众多散曲史、文学史论著无不因陈此说。而赵著则从徐渭《南词叙录》和王骥德《曲律》精读辨析入手，认为徐之“南不逮北”“只是主观价值判断，而非客观事实记载”；王之所列18位曲家，所存南北曲数量基本相当，而王在《论曲源》中又高度评价入明以来的南曲是“画地相角”，“迩年以来……尽效南声，而北词几废。”赵著从18人中考出陈铎、王磐、祝允明、杨循吉、唐寅等南派曲家，大都在成化、弘治时期便已驰骋曲坛；而康海、王九思、常伦、李开先、冯惟敏等北派曲家，却是正德、嘉靖时才先后登上曲坛，比南派曲家晚三四十年。尤其举出为以往论者为引起足够重视的新材料，即正德、嘉靖时曲家刘良臣《西郊野唱北乐府·引》有云：“正德以来，南词盛行，遍及边塞，北曲几泯”一段，堪称铁证，从而有效地推倒了固有结论；正确的结论应是：明初至弘治，是北曲渐衰而南曲渐盛期；正德至嘉靖是南曲胜过北曲时期。即未有昆曲以前的半个世纪，南曲已胜于北曲了。而昆曲兴起后，北曲也并未“亡矣”或“已成余响”，赵著引《万历野获编·词曲》载“北派”“尚有金陵，有汴梁，有云中”等地，而吴中还有“马四娘”戏班“唱北曲《西厢记》全本”。证明万历后期北曲势力依然较盛，而创作于天启崇祯年间的施绍莘《秋水庵花影集》中又记载不少将北曲付与歌童演唱的事实。任氏《散曲概论》论嘉靖后散曲仅有梁辰鱼、沈璟、施绍莘三派，全是南曲作家，限于当时资料条件，他未见到薛论道《林石逸兴》散曲集，《散曲丛刊》和《饮虹簃所刻曲》亦未收此别集。故后人盲从任氏“昆腔以后只有南曲，而北曲亡矣”之说。赵著不仅对此辨析甚详，而且还考证出晚明北派曲家尚有薛岗、王寅、王克笃、赵南星、丁彩、丁惟恕等人均有相当数量的北曲作品传世。故又推倒“昆腔以后北曲亡矣”或“已成余响”之旧说。 再如对晚清散曲的认识，以往因晚清曲坛出现了写时事之作，遂有论者认为有振拔起来的成就；而赵著认为：晚清散曲不同的曲体风格，不同的作家风格以及词曲不同的体式风格等均不同程度地消失，且时事性曲作极少，其总体上已走向式微；倒是稍后民国时期的散曲，才真正有振拔向上的气象。如此之类，皆以事实为据而颠覆旧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二、另辟蹊径，务求真实合理 梁启超在评价清朝戴震的学术研究时说：“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赖以成立。”（《清代学术概论》十一）赵著正是坚持了这种精神。例如对明代散曲发展阶段和流派风格的认识，传统的观点大抵有两种：一是任二北《散曲概论》“分昆腔流行前后两期以论明人”，“昆曲以前，北曲为胜；昆腔以后，只有南曲，北曲亡矣”。但在前期又分为明初、中叶两段，实际是动摇在两期和三期之间；流派风格则认为明初“端谨”，中叶“豪放”与“清丽”对峙，后期则是“文雅”。二是以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为代表，分为“从元末到明正德”和“从嘉靖到崇祯”两期。后来的著述分期大抵不出二分法、三分法两种范围：或称前、后二期，如李昌集；或称初、中、晚（或过渡、鼎盛、衰微）三期，如梁乙真、羊春秋、梁扬、杨东甫等人。流派风格亦不出任氏所概括的豪放、清丽、端谨三派。 而《明清散曲史》首先追本溯源，发现任氏的三分法和郑氏的两分法分别源出明人张琦《衡曲麈谈·作家偶评》分为“国初”、“后起者”、“近之佳者”三段和凌濛初《谈曲杂札》分为“国初”、“自梁伯龙出”两段。进而分析任氏不提起讫年代的模糊性，虽可回避诸多麻烦，但中叶上下限长达200年，而前后两段一共才七八十年，不但太不均衡，而且200年间岂能没有发展变化？而郑氏具体分出起讫年代，以“正德”属前期，“嘉靖”属后期，但康海、王九思、常伦、沈仕、金銮等一大批散曲家的创作，恰好是在正德嘉靖两朝，其归属何期，难免要被腰斩。其他论者也因对散曲文献未能完全掌握，或对个案作家研究并不充分，因而对明散曲的阶段分期和流派风格很难准确把握，只好因袭“两分”、“三期”法和“三种风格”说了。最后，赵著在广泛深入的作家个案研究及作家群体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阶段性特征比较，并结合社会文化和时代思潮的考察分析，另辟蹊径，提出了五段分期：元末明初至永乐，约60年，为承传过渡期；永乐后期至成化十年前后，约60年，是徘徊低落期；成化十年后至弘治末约30年为初步恢复期；正德、嘉靖约60年，是繁荣鼎盛期；隆庆、万历、天启、崇祯约70多年，为继盛晚霞期。 至于流派，赵著也不取简单的豪放、清丽、端谨之说，而是根据在特定时代和特定地域中形成的作家创作的自然群体划分流派，并分别归纳出各派之群体特征。特别是对明中叶散曲复兴原因的分析，著者分析了与成化、弘治时期的时代思潮涌动的关系，与江南城市经济的繁荣和竞逐奢靡的世风的关系，与台阁体诗文远离人生、为人厌倦，文坛企慕民间《锁南枝》小曲之类的清新活泼等文学自身发展兴衰更替因素的关系……所有这些分析，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可谓鞭辟入里之论。 三、取精用弘、驾驭浩博之力 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必须掌握并尽可能穷尽现存的文献资料。只有这样，才能“从事实的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把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列宁全集23卷279-280页）《明清散曲史》堪称文献资料取精用弘，纲目梳理爬罗剔抉，个案研究充分透彻。 先说文献资料。从该书中的引文尾注和书末附录的“主要参考书目”可见，著者几乎穷尽了与明清散曲相关的现存所有文献，计有：明代迄今的散曲选集总计36种，元明清迄今的曲论和散曲史48种，明清诗文别集24种，中国戏曲史及史论32种，明清以来的笔记、杂记、方志、史传及戏曲散曲以外的各种专门史48种，目录、索引、辞典等工具书14种，总计达202种专书之多；此外还征引现代学者论文20多篇。著者充分占有并涉猎了这些文献资料，特别是其中《全明散曲》、《全清散曲》这两部总集又是前贤所未曾见过的，因而赵著较前人在博览群书、取精用弘方面，自然是后来居上，具有高屋建瓴之优势。 次说纲目梳理。“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通·叙例》）《明清散曲史》全书加绪论共14章，绪论四节是全书的总纲，总论了元明散曲之大较、明清散曲史研究之历史与现状、研究的意义、研究之基本文献，不仅纠正了过去“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曲胜于明曲”的旧说，而且高度概括了以往研究的贡献与不足，说明对明清散曲史的研究，还大有重新全面审视研究的巨大空间，以及该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文献。第一章“兴衰论要：明散曲史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则是明代散曲史的总纲，四节分别辨析了昆曲以前的南曲盛衰观、昆曲以后的北曲盛衰观、明中叶散曲兴盛的时地观、明散曲发展史论观，这四大问题实为此前明散曲研究的四大误区。著者旁征博引，探幽发微，一一推倒此前陈陈相因之旧说，而重新构筑事实确凿之新论：明初至弘治北曲渐衰而南曲渐盛，正德嘉靖南曲胜过北曲，昆曲以后北曲犹存，至崇祯时始为“余响”。通过后二节时地观和史论观的论述，为明散曲的分期、分派奠定了基本框架。故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则为分论明散曲之目，按时序分期论述，分为：过渡、低落、复兴、鼎盛、继盛五期，后两期又各分为上下详论，以突出明后期鼎盛、继盛的成就。这五期七章，为明代文人散曲；而第九章则论明代民间时尚小曲，故这八章，均为第一章明散曲总纲之下的分目。清代散曲由于成就大不如明，故只设四章，前三章分论清初、中叶、晚清，后一章论清代时尚小曲，又与绪论之二三两节形成纲举目张的内在联系。所以全书体例有法，逻辑严密，条贯井然。 再说个案研究。如明初一章先总论《太和正音谱》所列国朝十六人的创作概观，再重点论汤式、贾仲明、刘兑等个案作家，如对汤式的生平年代、政治态度和人生遭际的考证，对其作品内容的广泛和豪放、清丽、俳谐风格兼具的分析评价，均有不少新见。又如第四章对陈铎卒年的考定在正德二年，从而推论其散曲创作始于成化十年前后，比康海、王九思要早30多年，通过考证陈铎的行事与为人，证明其“与唐之杜牧、宋之柳永、元之关汉卿诸人的卓荦疏放有相同之处”。壮志未酬而寄情声色，但不似元人的失意绝望，其用世忠君之志始终未泯，其写市井百态之曲尤具创造性，而广泛摹写世态人情更具有史料价值，故总的定位为“绘世之高手，俳谐之杰霸”。此外如对康海愤世诉悲之曲的重新认识，对冯惟敏评价所作新的辨析，对刘良臣等北派曲家的发掘，对施绍莘的全面研究评价等等，都能鞭辟入里，创获良多。总之，这部功力深厚的宏著，绝非申准项目就白手起家所能完成的；据我所知，赵先生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戏曲艺术》等重要刊物早已发表相关论文10余篇，如果没有这些阶段性的个案研究作支撑，是绝不可能就轻易产生出这部优秀巨著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诚哉斯言！ 是书闪光亮点不胜枚举，挂一漏万，相信会心的读者细嚼，便知其味。所谓金无足赤，窃以为赵著也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对晚明南北曲关系的论述，赵著充分注意到曲家创作，这当然是对的，但对歌场演唱情况，似注意不够；再比如，对清初云间宋氏兄弟散曲创作成就的论述，似稍嫌简略；又比如，对明清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等著作中的散曲作品，则只字未提，这也许有作者自己的考虑，但窃以为明清小说中不少优秀的散曲作品还是应该论及的。虽说赵著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优秀成果代表国家社科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一评价，至少在目前，赵著是当之无愧的！（《明清散曲史》，赵义山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原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卷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