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英译本       路内《少年巴比伦》英译本        麦家《解密》英译本
    中国在与海外文学上的交流存在着巨大的逆差，这中间存在着文化差异的问题，也因为缺乏优秀译者，加上翻译、出版渠道的不顺畅，使 得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一直没有进入海外的主流视野里。但文学作品是海外认识中国的直观通道，为构建大国形象制定的一系列文化输出政策，文学应占有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经历了不同阶段，从零星的篇章，到主题小说集，再到作家作品的规模引进，走过了本土到海外再到本土的过程。
    早期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以合集为主要。根据刘江凯整理的翻译年表，海外翻译占据主流，但很多从书名上就充满强烈的政治修辞意味，这也是他们选择作品翻译的标准，葛浩文就说：“美国人喜欢唱反调的中国作品。”他们附加在中国当代文学上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很多牵强附会。
    中国本土也为当代文学走向海外进行着努力。1951年创办的《中国文学》一直承担着宣传中国的作用。1981年出版的“熊猫丛书”主要以英文、法文出版中国现当代和古代的优秀作品，发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品类有190多种，成为中国外文译介领域的金字招牌。连同590期《中国文学》杂志，介绍了2000余位优秀的作家，翻译作品3200篇，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功不可没。但《熊猫丛书》内容由中国人筛选，以中国译者为主，翻译得不够原汁原味，由于它在国内出版，依靠海外的分销商，发行渠道特殊，多进入英美图书馆，在书店则缺乏陈列，相关报道并不多见，没有受到主流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关注，影响力不强。它实际是中国本土出版的文学作品的英文版。
    80年代开始，海外自行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作家进行翻译，但不免存在着二元对立思维，甚至是以观察落后的心态阅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美国大学的课堂里就有将莫言的作品作为社会学读本，以便讲解中国的发展史。第五代导演频繁在国际电影节获奖，也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起到推动作用，余华、莫言、苏童等人的小说均受益于电影改编。90年代，卫慧、棉棉作品在海外引起的热销和热议，一方面因作品里对于西方价值观的臣服，另一方面她们作品的文化符号和情爱模式，也缩短了与西方世界的距离，使得作品更易被接受。
    21世纪以来，一系列中国文学翻译出版工程启动，如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总署发起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发起的“经典中国出版工程”，2009年启动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不仅可以申请资助翻译费用，还可申请资助出版及推广费用。 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合作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计划出版10卷本“今日中国文学丛书”，创办《今日中国文学》学术杂志，并举办了系列研讨会。中国作协2006年启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从2011年起每隔两年举办“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从2014年起举办“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2013年，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外文局联合主办的“2013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激发翻译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趣，使其更好地走向世界。为了更直接向海外推荐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国频繁参加国际书展并担任主宾国，邀请作家举办读者见面活动。
    一系列的举措获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着问题。首先是由于文化差异，海外读者无法直接进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中国文化元素流失和被改写；其次翻译报酬偏低，不算作学术成果，翻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没有建立完善的翻译评价体系，使得翻译队伍人才缺失；三是各项出版工程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在图书出版以后，不注重后续的营销推广和读者反馈，无法进入海外主流文化市场；四是缺乏专业的版权代理人，多是等待海外出版社主动联系，再提供出版资助，而非主动出击。同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这些项目里，对于哪些作品可以代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海外，并没有明确的标准，资助对象产生方式也不尽相同，可能面临海外译者兴趣不大，并非是他们出自内心想翻译的作品，和作品间的隔膜也影响到了翻译的质量。
    在官方努力之外，我们欣喜地看见有一批年轻的民间翻译力量，正在不断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充满着自发性的热爱，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他们大多是英语国家的研究生，具有较高的中文水平，其中有些自身就有创作经验，并且成长于已不再将中国视为“落后”、“威胁”的年代，而是想要更好地了解这个日新月异发展中的文明古国。网络的发展，使得他们与中国当代文学界的交流更加顺畅、及时。
    其中要提到“纸托邦”（Paper Republic），由美国青年艾瑞克·阿布汉森创办，他在2006年起从事中国文学翻译，除了翻译苏童、毕飞宇、王小波等经典作家，也向海外译介了阿乙、盛可以、徐则臣等年轻作家。纸托邦最初只是一群翻译爱好者的聚集平台，但它逐渐深入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渠道中去，除了翻译作品，与《人民文学》合作策划出版英文杂志Pathlight，为中国出版方制定执行书籍推广方案，策划中外文学交流活动，定期向欧美出版社推送中国出版资讯。虽然它与官方有合作项目，但本身是一个公益性组织。纸托邦将海外传播从国家层面降低到个人层面，依靠译者个人趣味确定作品的选择、译介，依靠单篇作品在海外杂志的发表，依靠单个作家在海外文学节上的交流，而逐步推进。“纸托邦短读”活动，每周推出一篇中国当代短篇小说英译文章，既是给无暇长篇阅读的普通读者，也是给重视短篇传统的文学编辑们阅读，短篇小说的翻译对译者而言也相对容易。在作品的选择上，他们多选择一些新锐作家作品，这和译者本人的趣味有关，也因这批作家的写作更具有国际性，他们侧重于都市题材，人物性格的描绘和普通人生活状态的呈现，作品干净、简洁，富有力量。年轻作家本身也深受西方文学发展影响，与西方文学传统更为接近。这些作品的翻译更便于全世界范围内的译者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中国作家，使得后续对于其他作品的翻译变得更有效率。除此以外，纸托邦还举办线下活动，在技术层面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所遇到的问题：如何购买和销售一本书的版权？在版权推介过程中，“个人关系”扮演什么角色？如何进行准确的文学翻译？这些活动让有志于从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年轻人受益匪浅。
    纸托邦与《人民文学》于2011年起合作出版了Pathlight （《路灯》）杂志，目前英文版每年推出四期，法文版、意大利文版、德文版、俄文版、日文版、西班牙文、阿拉伯文、韩文、瑞典文、匈牙利文等版本也陆续出版。Pathlight寓意“中西文化交流之路上的灯”， 编辑队伍由中国编辑、外籍编辑、国内顶级外语专家组成。编辑的过程，就是不同文化交流的过程。它的编辑理念是“给外国人读，不仅要传达中国声音、中国故事，还要让他们看到中国作家的创作有世界气场。他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的写作者，发展历程的记录者，还是人类共同话题的写作者。”所以它强调主题性，以一些宏大的，诸如自然、神话与历史、性别、人民、速度等为主题，希望通过当代文学的书写，呈现这一主题下中国社会的现状。Pathlight以纸质版的形式出版，发行渠道还无法遍及全球，因此推出了网络下载的方式，以传播作为先导。
    与Pathlight相似的是《天南》杂志，虽然在出版了16期后因为成本原因停刊，但它对于一批被商业写作、主流文坛遮蔽掉的年轻作者挖掘起到重要作用，《天南》的英文翻译就代表了这本杂志的态度：Chutzpah源自意第绪语，原意是指“放肆”、“拽”，在传入英语世界后又发展出“肆无忌惮的勇气”，“挑战成规的精神”等意涵，专门用来指称那些大胆创新和打破常规的行为。《天南》将精选作品翻译为英文的刊中刊Peregrine。特别策划关注某一具体主题，如“亚细亚故乡”关注亚洲地区的农村历史和现实以及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的社会运动浪潮；“致命的女人”将书写女性和女性书写互为关照。议题设置较Pathlight更为具体而集中，除了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介绍到海外，也将海外的优秀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在一本杂志里呈现中外作者对同一个题材的处理，既可以看到差异性，也可以捕捉到相似性，使得不同文化在同一平台上以文学为载体交流。
    在《天南》和Pathlight里，当代青年作家作品占有重要比重，既有葛亮、徐则臣、盛可以、阿乙、路内、颜歌等在文坛取得认可的新生代作家，也有朱岳、孙一圣、巫昂等具有实验风格的作家，并且两本杂志都不仅限于中国大陆，而是将华文范畴里的优秀作家如骆以军、陈雪、甘耀明收入其中，呈现的是整个华语新生代作家的创作风貌。由于年轻作家的成长环境、所接受教育以及阅读趣味和表达方式与前代作家具有显著区别，反而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在接受起来难度降低。他们是在读一个同龄人的作品，而不再单纯强调是一部具有异域“中国风”的作品。例如路内的《少年巴比伦》，它首先是一本具备了完备形态的“成长小说”，其次在成长中对于自己与世界的不断认知与修正是一个普遍性的话题，它甚至让有些西方读者觉得“读的不是中国作品”。尽管仍有读者表示他们喜欢这部作品是因为其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差异的内在视角，，但他们普遍表现出对于政治符号的反感，以及以平和心态了解中国当下发展的兴趣。
    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在海外出版作品，不光依赖于政府的文化输出政策，也得力于版权代理人的积极运作。版权代理人谭光磊成功地将麦家的《解密》介绍到英国的企鹅出版社和FSG出版集团，15%的一线作家版税，长达8个月的推广期，还在4个英语国家11个城市巡回宣传，使得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变得不再透明。他代理的台湾作家吴明益的《复眼人》也被英国重量级出版社Harvill Secker 买下全球英语版权。为了推荐图书，他不光频繁参加国际书展，也为作品写作详细的审读报告、分章大纲，准备各种语言的样稿，他自述不刻意强调台湾背景，而是用故事本身打动外国编辑。也正是因为这样一批翻译家、代理人的存在，使得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从过去只能通过自行出版外文作品，等待被挑选，或者被大学出版社以极少的数量出版，只能流向图书馆收藏，变成了越来越受到国外主流出版社的关注，进入更广泛的读者视野，同时也因为介入越来越多的售卖平台，使得我们可以自主了解国外读者的反馈意见，在亚马逊美国官网页面，一些销量较高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会有上百条评价，研读这些评价，或许能更好地了解海外读者的兴趣，有针对性地翻译出版，使得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更加顺利地走出去。
    随着新一代作家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有些作家已经可以熟练地掌握英语阅读和交流，也尝试翻译作品。如周嘉宁翻译了珍妮特·温特森、米兰达·裘丽、罗恩·拉什等人的作品。他们通过文学节、创意写作坊、驻校作家等途径前往海外，与国外作家、读者进行直接交流，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尝试用英文进行创作，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或许将成为解决中国当代文学翻译难题的又一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