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济安日记》（1946.1.1-9.29）扉页的反面录着十九世纪末两位诗人的诗句，其中一首是Lionel Johnson的《黑天使》:
    Do what thou wilt, thou shalt not so,
    Dark Angle! Triumph over me:
    Lonely unto the Lone I go;
    Divine, to the divinity.
    （不让自己屈服于黑天使，自己灵魂寂寞的一部分仍归寂寞，神圣的一部分仍归神圣。）
    济安以诗中的Dark Angle暗示自己内心黑暗的一面。与此遥相呼应，十多年后的夏济安从事瞿秋白与鲁迅等人的研究，也着眼于对象生命中幽邃不安的面向。纵观他的一生，无论是私人生活还是学术研究，似乎都在与人性黑暗的一面久久凝注、对峙、纠缠乃至搏斗，从未曾逃脱。
    
    夏济安
    这黑暗的一面究竟是什么？我在新近面世的《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中找到了答案。或者说，我久疑心是，而如今终于得到了确证：原来，他的生命里也潜伏着一只亨利·詹姆斯式的“丛林猛兽”。难怪他与志清的通信中常自奉为Jamesian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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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林猛兽》是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1843-1946）带有自传意味的小说。男主人公马乔一生为一种无以言表的恐惧萦绕，他预感到自己的生活中将有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这预感令他心灵瘫痪，唯有女友梅以耐心的倾听为他分忧。时日荏苒，陷入自我焦虑的马乔浑然不觉梅在温柔隐忍中对他的期待,直到她绝望离世，直到他站在她的墓前，看到另一位陌生男人痛彻肺腑的脸，那表情瞬间直击他的灵魂，丛林野兽终于现身。原来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错过了爱，错过了生活：“正是他失之交臂的东西使这些东西化成一道长长的火光，使它们在内心痛楚的抽动中显示出来。他曾经看到生活的外表，可不懂得他生活内在的含义----如果爱一个女人，爱的是她本身，那么就应该这样来哀悼她。”他和梅本来有着无数的可能，如今，他得面对在所有可能的终点她已经不在了的事实。
    夏济安熟读亨利·詹姆斯，他在詹姆斯的笔下似乎看到了自己灵魂的影像，于是好几次跟志清说，亨利·詹姆斯笔下的主人公多智性、聪明、优雅、讲究尊严，自己就是一位Jamesian Hero。 然而，夏济安似乎不可能不注意到，智性优雅只是Jamesian Hero的一面，仅仅这一面，很难构成詹姆斯式的“英雄”。英雄乃出于压力下的选择。夏济安何以与这样的人物有着深切的精神呼应？这就要回到他自身的情感生活中，追寻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物究竟为何，他又作出了怎样“英雄式”的选择。
    现实生活中的夏济安，同样敏感、善良、智性、自尊，但在他的私人书写中，却呈现出更为复杂生动的一面。1946-1955年间的日记和书信中大量篇幅记载的是个人情感选择问题。须臾之我如何在动荡世间作出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爽快人的做法，夏志清或可如是。而到了济安身上，则将此演绎成一段心理戏剧：衡与权的结果是权衡那个反复权衡者，陷于自我的纠缠，这是内心的风暴漩涡中心。于是，在济安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反复的“疑”，从小小的疑问到更大的人生疑问，攀爬出一道疑问的悬梯，通向不可解处。“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
    兹以他对爱之性质的揣摩为例。1946年间，夏济安陷入对一位女生R·E的苦恋中。日记里有很多动人的情感记录。然而，到底何为“真爱”？爱情是出于生理欲望还是人的灵性追求？人所情爱者能否专一恒久？济安一方面肯定自己对心爱的女子死心塌地，同时也惭愧而不无惊讶地意识到，无论是门口卖豆浆的清纯女孩，还是荧幕上的性感尤物，都会让自己“死心塌地的爱”片刻停顿，而为眼前的佳丽稍作驻留。挣扎于内心欲望和贞洁自爱之间的济安于是焦灼叩问上帝：人世间是不是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叫做True love 的圣物，有了它，爱人头上就披了一圈灵光，相形之间，世间所有女子都黯然失色？若是这样，“同这样一个女人结婚，一定是遵守上帝所定的一夫一妻制，因为对于世上别的女人都无兴趣了，贞操不求自得，毫不勉强”。[iii]其实这一番叩问已然将人性置于一片斑驳阴影中：是否因为人性的脆弱如斯，我们才恳求上帝来安顿我们今世的因缘？因为欲望太多，选择太多，我们于是渴求上帝取消我们这一选择的可能：只让我看到一个爱人吧，前提是所有人都不过构成阴暗模糊的背景，那么，我就能心安理得地永守吾爱？
    除了考量真爱之性质，济安最深的纠结还在爱人与自我爱恋之间。用济安自己的话说，是ego和真正灵魂的交战。1946年5月间，夏济安与R.E.约会不知为何吵架，15号准备回上海之前，日记中写道：“我的行程还没有定，我太没有办法，我的骄傲阻止我向她开口。为要显眼色给她看，我求能早日走掉，虽然在‘真爱’前，我知道不应该再存这种好胜心理。”同时给志清一封长长的信，流露自己假如不能够恋爱成功，“我一定会变得很悲壮”、“我会sadder,然而也wiser”云云。志清回信中劝告他：Be not satisfied with youself.表示不同意他的很多自省，并一针见血指出：你的很多Reflections,不过是egotism一个的表现：subconsciously, you are equally ready to accept the role of a tragicascetic.”并引T.S.Eliot对Othello自杀前的分析来说明济安的心理状态：
    what Othello seems to me to be doing in making this speechis cheering himself up。 He is endeavouring to escapereality，he has ceased to think about Desdemona，and is thinking about himself 。Humility isthe most difficult of all virtues to achieve;nothing dies harder than thedesire to think well of oneself.Othello succeeds in turning himself into apathetic figue,by adopting an aesthetic rather than a moral attitude ,dramatisinghimself against his enviroment.（我觉得奥赛罗之所以讲这些，只是为了鼓舞他自己。他是在尽力逃避现实；他已经不再思念德斯底蒙娜而只是在想他自己。贬抑自己是德行中最难得的一种；再没有比只把自己想得更好的欲望更难打消的了。奥赛罗很成功地把自己转换成一个可怜人。但他却是从美学的观点，而非道德的观点去看，使自己在那个环境中戏剧化起来。）
    夏济安接信后，将以上这段英文原原本本抄在了5月16号的日记里，大约是同意志清对他的心理分析，然而接下来他承认，“我还是想自己的时候比想她的时候多。”
    《日记》中，还有不少自我戏剧化的记载：
    三月十九日：我应该在非重庆至前夕，写封信给她，把我的痴心告诉她，可是我不附地址，使她要覆也不能覆。（其实我是多么怕她不给我回信呀！）
    三月三十一号：俞振基给了我一张"出水芙蓉"(bathing beauty )首演的一张票。……要是有两张的话，我一定把一张送给R.E.(信封上不具名)，她会猜得出是我送的，她也会去。我们两个坐在隔壁，可是我还不同她讲话……在看戏之前，和散戏之后，我老是这样想着。
    这一番心理较量，犹如T.S.Eliot《情歌》那个反复犹疑自问的普鲁弗洛克先生：
    是否我说，我在黄昏时走过窄小的街，
    看到孤独的男子只穿着衬衫倚在窗口，
    烟斗里冒着袅袅的烟？
    ……
    那时候我该开口吗？
    可是我怎么开始？
    想象中自我塑造和随即的自嘲，心理节奏与旋律何其相似，其间弹奏的同样晦涩自持的灵魂哀曲。疑问无人能解，济安于是经常摇摆严肃主义与放任主义两端，做极致的、边界的考量，只是为了测度出爱或灵魂的纯度和厚度。伴随这种测度的，是频繁的忏悔。只是，常见的忏悔是往往指向已成的事实与结局，夏济安的嗟叹则多面向“心理的或想象的事实”。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夏济安念兹在兹者乃是在“微危处”求人心与道心的纯净贞洁。
    夏济安的这一心灵特点，并未随着志清的点拨和年岁的增长而稍有改变。在1950年代的书信集里，我们依然多次看到他的老调重弹：谈到自己不能放下骄傲去追求别人，因为“一个ego受损害的追求者很容易走错路子而使恋爱失败。这样一个追求者，即使成功，可能也要向他的太太索取赔偿，而成为一个虐待太太的人。——有些拼命追求成功的人，实在已经不觉得什么爱，只是想打一个胜仗，assert himself而已。”“我还是个自私的人，没有爱情的passion,我会想起独身的利和结婚的弊”。
    爱人与自恋，这两种欲望之间的鸿沟让人对自我的神秘充满悲哀。使夏济安成为詹姆斯式悲剧“英雄”的，乃是在爱人与爱己之间选择了后者，智性、聪明、优雅只是包裹了黑暗自我的外衣。Hero在此成为一个反讽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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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能说马乔和夏济安的恐惧毫无道理？这忧惧若毫无分量，只是显得可笑而非令人哀愁。如果说自爱令人迟疑，“爱人”确实有相当的尴尬处。爱要求无限亲密，无限交付。在纯真的爱之时刻，人可以做到完全的无我，双方做最彻底的交付。生活之流在这里被截然斩断，它于庸常中脱颖而出。然灵魂出窍之后的爱者，依然要回到琐细而悠长的日子中。正如朱光潜所言，美感诞生的那一刻是纯粹自足纯真，但美感诞生的前与后，却无法保持自足，必须与生活的各方面接触，于是便产生人伦道德问题。情爱亦有伦理问题需要面对。人我之边界依然需要以一定的规则来持守，否则，我们只能得到完美然而短暂的爱，它自足也脆弱。
    然而现实是,一旦有过彼此交付，爱者便会以为获得了对爱人的一切权利：他以爱的名义随意闯进你的生活的皱褶中，到处闻嗅勘探，进行变相的爱的考验:对方能为我做多少,妥协多少？交付多少他的骄傲和尊严，为我，仅仅为了我？逼至对方的边界，以此考量“爱”的深度与质量。这般考验时，同时伴随着对他人情绪的消费，人格边境的骚扰。爱的名义之下，真正行使其势力的却是个人自我价值的无限确证乃至自我膨胀，或者纯是人类幽暗的窥探欲和好奇心。兄弟二人书信中谈到“中国女子”常有的弊端，恰恰在经常的“试探”。
    爱人间如何亲密得恰到好处？爱而失去自我的空间与安宁，大约是更深微然而普遍的苦恼？最终的问题还是，爱己与爱人的边界在哪里？
    济安找到的答案是“如何无我的爱”。这是求贞纯求完美者的答案，却不是智者的回答，因为这是一个悬空的无人能彻底做到的解决之道。人不能无我的爱，更不能无尊严地爱。因而这心灵内战的根源不是善与恶的较量，而是两种正当性之合理边界的进退权衡。悲剧在于，济安并不明白权衡之度，而要求纯粹与彻底。而事实上他的自我又始终有着一股不可泯灭的力量，这不可中和的矛盾就酝酿成一个人内心不断上演的悲喜剧：“我是绝对的贞洁主义者。这一世如果找不到十全十美的对象，也许只能同女人不来往，永不结婚。这样对于我自己也许太残酷，然而不这样做，我的心就不能安。‘心安理得’是我立身准绳，为了它，只能牺牲快乐。情愿清清楚楚的受苦，不愿糊里糊涂的享乐。”
    一如马乔在想象的灾难中，不敢采取任何的行动，更且将爱的能力与勇气的匮乏，合理化为自身的十字架独自承受。夏济安正是在这一点上与马乔遇合了：一切的谦卑、隐忍、退让，不过出于更遥深的自我护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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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夏济安确实又与马乔有所不同。马乔不敢爱，采取了“逃避”的态度，夏济安仍然有所行动，只是一面行动，一面怀疑着自己的行动。而在事后对自我和他人的“角色”分析中，时常出现令人不解甚或吃惊的错位。日记中的记载，几乎每次认真的约会，都会闹出些问题，夏志清说济安约会时的谈吐和举动使人哭笑皆非，带着一个三十岁男子不该有的初恋的笨拙。到底如何令人啼笑皆非，不妨通过他的友人眼中的济安，对他的言行风格有一番领会。吴鲁芹写过一篇“记夏济安之‘趣’及其他”。在吴鲁芹眼里，济安是一位极有趣的人，这来自他的真性情，也来自他“在动作和办事的风格上，经常会奇峰突起，出人意料”。譬如他非常想在办事上显示自己的“帅”，可他偏偏最不擅长于事务，在徒劳的努力中，见出他有趣的地方。文章提供了数则趣事。有一年夏济安要请香港过来的钱宾四、唐君毅二位先生在台北吃饭。他于是约好时间，订座，找几个老朋友作陪，事先说好一切由他做主，他人不得干预指挥调度。宴后照例请老友来检讨批评。于是，请客这件事的经过被逐段逐句分析。朋友提出他至少有如下“罪过”：
    1.点菜过丰，小账阔得离谱，犯了过犹不及的毛病。
    2.席中谈话，转换话题时，突如其来，交代得太不清楚。那晚席中，别人话犹未了，他忽然凭空冒出一句“我的阿弟”，接下去滔滔不绝，叙述的尽是有关阿弟的事，而不再提阿弟其人。害得钱宾四、唐君毅两位先生像是追踪断了线的风筝，聚精会神了好半天，得不到要领，后来幸亏在座的刘守宜急中生智插进一条脚注，才让别人明白阿弟原来就是夏志清。
    济安虽然办事不力，但认错态度极好。他检讨自己说到“阿弟”时像是下笔如有神助，不能自休，但开头没有交代清楚，是一败笔。且夸阿弟“武功”甚好，钱唐二位先生起初一定以为他是在叙述好莱坞西部武打片的明星，或以为他的阿弟就是演西部武打片的明星。于是大家一致认为，这次请客岂止是不太帅，简直太不帅。
    济安的“阿弟”确实值得他夸耀，说起性格，这两人却又大不相似。对夏志清用两个词就够了，聪明，自信。但是对夏济安，可能需要更多的彼此冲突而具有张力的词汇，上述趣事就颇显他的“矛盾修辞”式的文学性格。一面是他本能的害羞，另一面又急于表现机智幽默。害羞一般情况下表现为拘谨，然而在济安身上却时常表达为鲁莽。老友或许觉得“有趣”，可是在追求女友时候如此表现可以想见会有多少“意外变数”。恋爱约会不像是宴请，在座诸友可以逐段分析，约会弄砸，估计他自己根本就是糊里糊涂，却又盲目地沉浸于无休止的自我分析，始终难以协调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以致爱恋关系中不免出现理解的错位、感情的隔膜，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心理悲剧和生命悲剧。
    夏志清说济安与瑞士的阿米尔非常相像，“他们都富‘沉思’，而不敢在生活的选择上，做任何‘卤莽的行动’”。其实，倒是济安在日记最后一页所引的艾略特的诗——Sayeth the Lord ：I have given you power of choice,and you only alternate /Betweenfutile speculation and unconsidered action.(主曰：我给你们有选择的权力，可是你们的生活交替于无聊的沉思和鲁莽的行动之间。)——更像是济安的真实写照。只是，济安并不仅是交替于两者之间，而每每于鲁莽言行之后，陷于回环往复的思量中。无论是思，还是行，都由于过强的自我意识使“自己成为自己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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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林猛兽》故事的原型是亨利·詹姆斯和他的密友芬妮摩尔。出于无人知晓的原因，他和她一面保持着亲密的信任关系，一面又刻意保持着自设的鸿沟。康斯坦斯最终绝望，在威尼斯跳楼自杀。爱尔兰作家托宾在《大师》里以詹姆斯式晦涩幽微的文字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过一番描述：
    他认识的人里，无人如康斯坦斯那样仔细地读他的作品，那样努力地想了解他。无人有她那样的抱负、敏锐、脆弱、忧郁、勇敢和难以捉摸。他知道她爱他，她也知道他只要稍受压力或者感到害怕，就会退缩。于是当她向他提出要求时，他刻骨的自我拒绝了她。现在，她的请求已经结束了，却永远留在那里。他让她倒下了。
    无人有她那样伟大的同情心，而如今这种同情心也已经走到尽头，这在他空荡荡的心里成为沉重的负担。
    康斯坦斯自杀后留下的笔记里，写下了一条写作纲要：“想象一个男人生来就少了一颗心。他善良，正直，彬彬有礼，但就是没有那颗心”。——亨利·詹姆斯并非没有心，他只是把心放在了小说《丛林猛兽》里。“现实中马乔逃避芬妮摩尔，想象里却发现了梅的深情”，梁文道略带惋惜地说，“爱的能力与写作的才华在他身上成了不能并存的东西”。
    然而，我们在哀婉、同情之余，亦或采取了最客观中正的立场之后，仍然不禁自问，人生在世，究竟如何来权衡得失？亨利·詹姆斯《使节》中的一生优雅自持的绅士斯特瑞塞，在偶然撞上青年人欢爱约会一幕时突然领悟：“你要尽情享受人生啊；否则就是错误。……当年风华正茂，我要末太愚蠢，要末太聪明，所以没有抱过幻想。”人在同一段时间里不能过两种同样有意义、有份量的人生，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必得有所选择；然而，就在那些最优秀的人身上，我们看到经过审慎选择的“正确人生”如何领悟了自身的缺憾。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一主旨在文艺作品中反复回响。
    夏氏兄弟对埃德蒙·威尔逊的批评才能非常佩服。他们或许熟知埃德蒙·威尔逊在《阿克瑟尔的城堡》中对艾略特和亨利·詹姆斯的评论：“艾略特和亨利·詹姆斯这方面十分相似。普鲁弗洛克先生与《仕女图》中的诗人，同样无助地怀着缺乏胆量的自觉意识。与《使节》和《丛林猛兽》里的中年主角一样，都在迟暮之前才伤感地发现，生命已经在过度的小心翼翼与可怜平庸中白白流逝了。”文明能创造出人类想象出的一切优雅智慧，但智慧也可能让人意识到文明的虚空，以及优雅克制中热情的白白消逝。作家们念念在心的并非任何德行的或虔诚的生活，而是根本没有开始就结束的生活。
    这念头是否曾如毒蛇般噬咬着济安？“成为一个不曾生活过的人。——这种我所谓的戒慎恐惧，实也是人类的本能的一种。”济安在读克尔凯郭尔时，如是说。渴望纵情体验生命，但若不是那个“真爱”，就带上必可避免（不可避免？）的堕落气息吧？徘徊的灵魂最终求助于写作，在文字中重新出发，对生命中可能的灾难或幸福展开充分的想象。在谈论小说时，夏济安终于由一个鲁莽盲目的情种转化成冷静理性的智者，无论是谈旧文化与新小说的关系，还是就彭歌的小说谈创作的细节，他都有相当精彩的发言。
    譬如在“旧文化与新小说”中谈新小说的发展可能：“一个态度诚恳的小说家，应该为‘新旧对立，中西矛盾’而苦恼，借小说的艺术形式解决这种苦恼。他所要表现的是，人在两种或多种人生理想前，不能取得协调的苦闷。”谈影视发达的现代社会，小说将有向内转的趋势，我们的小说家应该充分重视人的心理动作，而远离宽泛的意识形态的写作：“我们所悟的，通常并不是道。可能是一种后悔，可能是一种新的决心。几年前铸成的大错，今天忽然想起来了。一个平时自怨自艾的人，忽然一旦觉悟：他所过的，原来也算是幸福的生活。这类经验都可以成为小说的题材。”
    这姿态的转变令人想起他在西南联大时的同事兼好友卞之琳。卞同样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苦恋，然作为一个诗人，卞之琳将诗歌的想象锻造成一种独特的抽象的形式，去容纳、过滤芜杂流变的人世与风景。与此同时，“诗人的身份也从先知、情种、斗士或莽汉，一次次校正为智者”。在此意义上，亨利·詹姆斯、艾略特、夏济安、卞之琳都以写作或批评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可以托付的位置。莎士比亚的话在此应验：诗将长存，赋尔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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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读夏志清、夏济安、张爱玲、庄信正诸人书信集时，得到一种奇怪的直觉，张爱玲对亨利·詹姆斯的《丛林猛兽》和对《夏济安日记》的兴趣与写作《小团圆》内间似有某种关联。
    由于夏志清和水晶将张爱玲小说与亨利·詹姆斯等人比较，张爱玲回信给庄信正说这很出乎自己的意料，因为自己对几位大师根本不熟，只看过《丛林猛兽》。张爱玲第一次提到亨利·詹姆斯的《丛林猛兽》是在1974年5月17号信中。1976年3月15号，她对志清说收到《夏济安日记》，忙于写作《小团圆》而没有打开看。此时写作《小团圆》应该很顺利，已经达到18万字。但是到了1976年4月4号信中，张爱玲提到要改写《小团圆》，此时已经读了《日记》的序和前几页。而到了7月28号，对志清说读了《日记》感到惊异震动，同时对《小团圆》 的写作流露出遥遥无期的消极态度。1977年6月29号，再次提到《小团圆》需要改写，相当麻烦。1977年7月12号信中说到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正在读《丛林猛兽》。1977年11月11号，《小团圆》的写作再次搁浅。我们当然知道有关《小团圆》的写作中因关系隐私，宋奇提出不少建议，张爱玲一再遭遇写作困境。但是，在写作期间的阅读是否构成了某种心理背景？
    张爱玲对别人的隐私，几无一般人的好奇心。阅读《夏济安日记》感到“惊异震动”，显然并非对志清的客套话。那么，令她惊异震动的到底是什么呢？她是否想到了亨利·詹姆斯，想到了《丛林猛兽》中的主人公马乔？此处只能悬想。再联系到《小团圆》的写作一再遇阻，这几端是否有关联，无法落实。然而，《丛林猛兽》《小团圆》，都有相当的自传成分，更不要提相当私密的《夏济安日记》，关联的都是诗人作家最深刻的生命情结。我，与如何说我的故事，其间种种距离的考度，自我的隐藏与显现，堵在写作瓶颈中的张爱玲，在《日记》和《丛林猛兽》前会作怎样的思量以及对人性的测度？这些，当然都是悬测。在蛛丝马迹中尝试摸索出诗人作家心灵内在的较量，这到底有何意义呢？或许因为，我们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Jamesian Hero，生命中同样有“丛林猛兽”出没。生命的光明灿烂是人所共求，然而另一面的幽暗凄惶，大概会在辨识、理解另一颗心灵之时，得到沉默的安慰。
    2016-5-16
    南京方山
    (徐敏，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后，南京晓庄学院。注释请参见《南方文坛》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