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先锋的蝙蝠把我们引向黑暗
    愚昧的灯蛾把我们引向火焰
    我们没有第三种选择在黑暗与火焰之间
    在祖国遥远的大西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稀疏的绿洲中，我们看见这些燃烧的麦穗，跳荡在火一般的土地上，在夏夜的阵阵暖风中，发散着耀目的信念与精神之光，辉映着收获日的满月，以及一切生存的喜悦与悲伤。
    这是帕尔哈提·吐尔逊的《木乃伊》中的诗句，它让我感到亲切而又陌生，震撼而又似乎颇有些茫然。作为一个只能通过汉语来感知他们的读者，我世居中原，即便蓄了黑白掺杂的须髯，也只是这些维吾尔人遥远的异族兄弟，对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向往而又陌生。甚至在五十余年的人生中我也只是去过一次北疆，而对天山南麓的那片壮美而辽阔的土地，只是远远地投去了一瞥。还有一次是访问阿拉伯世界的途中，从万米高空的掠过。飞机从北京起飞，在将近五个小时之后才飞出了冰雪覆盖的帕米尔高原，飞出了祖国遥远的疆界。我知道，其中有很长的一段是经过南疆，那时我俯瞰到的，是白、黄、赭三种的交错的颜色，白当然是雪山和冰川，黄无疑是沙漠，而赭石色的，大约就是无边的荒凉山峰与戈壁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新疆，在一生的大多数经验里，我只能在地图上来抚摸这片神奇的土地，去想象那里的人们的生活。
    但是，书本和地图上的知识告诉我们，这里并非是想象中一味的干燥与蛮荒之地，而是有来自雪峰融水的一条条河流，有河水孕育出的一个个绿洲，有高大的白杨树林和葱绿的葡萄架，有金黄的麦地和各色瓜果……新疆之美，其物产之丰，文化之多姿多彩，远超人们的想象。特别是，这里还有古老的宗教与艺术、诗歌与乐舞的传统，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他们长达千年的文学流脉中，断续产生了大量的史诗、抒情诗、宗教文学与民间故事，涌现了诸如喀拉汗时期的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尤素甫·哈斯·哈吉甫、艾哈买提·尤格纳克、艾哈买提·雅萨惟，以及属于维吾尔古典文学的拉布乌孜、阿塔依、赛喀克、鲁提菲和纳瓦依等作家与诗人对当代维吾尔先锋诗歌及中亚其他民族的影响可谓广远而重要。
    就有限的知识而言，我大体知道维吾尔这个古老的民族，其文学中有很多元素：比如崇尚正直和谦逊，比如喜爱幽默与智慧，比如在叙事中喜欢渲染的道德训诫与惩恶扬善之类的主题，还有在抒情中常常刻意注入的华美修辞和语势的一唱三叹……这些当然都是固有的西域风尚，有很多来自阿拉伯文学和古波斯文学的影响痕迹，并不是我个人的什么独到的认识。但当我读到这些作品——这些以“当代维吾尔先锋诗歌”自认的作品的时候，可谓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新生”，因为其视野已经远不止于本土、地域，自身的古老传统，而是以世界，以当代的诗歌思维与广阔的文化视野来展开其写作的。而且这个群体是如此之大，其写作的视野与水准，风格的陌生与新奇，内容上的深度与广度，都可以与任何一个当代民族的写作媲美和争雄。
    2.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首先看到了其古老和内在的东西。这是西域固有的广阔的自然神性的所在，即它与生俱来的精神性。我发现他们的兴趣其实并不只是限于本族教义，而对于基督教、佛教、世界各地的文化也十分关注。在他们的诗歌中常引用宗教典故，例如《蛇颂》），来讲述人性之罪与罚、世界的善与恶，讲述这一切的纠结与共生、混杂而互悖的关系。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哲学性的命题，但诗人没有将之处理为一个简单的善恶二元道德命题，而是还原了其固有的复杂性，甚至将蛇的处境以无意识的方式给予了悲悯的理解——
    蛇是肉体
    或者是一个器官——肉体的一部分
    而它不愿以无花果树叶为衣
    因此在阿丹前感到羞愧
    就离开他隐居起来
    这样的处理使得问题变得晦暗和复杂起来，也就达到了其作为“先锋诗歌”所独具的意义，即，诗歌本不是呈现判断和结论，而是为了展开人性与生命世界内部的景观。
    我自然无法全面准确地把握住这部诗集中丰富的思想与内涵，只是朦胧地感到，他们是如此喜欢写黑夜、梦境、内心的纠结与斗争，写到文明的悖谬，固有人性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冲突。比如女诗人阿依库提的《飞蛾无火可扑》便是如此地感人：在被现代化笼罩一切的都市中，甚至没有给投火的飞蛾准备下牺牲的条件，因为人们所用的都是电灯。“城市里没有火/飞蛾远远地燃烧在火焰之外/罪恶的灯/以虚假的光欺骗它/飞蛾围着灯泡飞/飞啊飞，直到突然累死/无火的城市/无爱的城市/没有火可以赠与飞蛾/没有心可以付出爱/便宜的许诺……”一个简单的物质化问题，居然被诗人升华到这样一种文明悖谬的高度，且将置于绝地的飞蛾的形象刻画得如此悲伤和感人。
    如同阿拉伯世界普遍崇尚的“新月”一样，维吾尔诗人也都喜爱且善写黑夜，甚至宣称“种植黑夜”（夏依甫·沙拉木：《种植夜晚者说》），猜想其中原因，或许是与这里白天过于炽烈酷虐的阳光有关。在历经白天的暴晒之后，夜晚的凉风与安谧会带来无限的慰藉；当然，也会有冬日漫长而寒冷的黑夜，他们也会因之对黑夜有本能的恐惧与厌弃。也正是因了这样复杂的缘由，他们赋予了黑夜太多东西，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似乎都与之有扯不清的瓜葛，这些最终又都化为了“梦”——我也注意到，维吾尔诗人们是如此喜爱写梦。但他们并不沉湎于梦境的无意识或欲望的渲染之中，而是喜欢以哲理将之搁置。
    比如在夏依甫·沙拉木的《梦之叶》之中有这样的句子：
    凿出了一千个房屋，但没有凿出一个梦
    一千个王宫倒塌了，但没有一个梦倒塌
    足以成为万古传诵的格言了。虽说是虚幻的东西，却要比实在的东西还要难得；尽管容易消散，却比王权和一切实有的东西都更加坚韧。这便是精神的作用，与梦的力量。
    3.
    崭新和宽广的世界视野，是每个民族的先锋诗人共有的属性。如同1980年代中国的汉语写作一样，我看到，当代维吾尔先锋诗歌的原初实验也差不多始于同一个年代。他们在90年代所写下的作品，已然相当成熟。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会看到与博尔赫斯的对话，嗅到埃里蒂斯笔下的疯狂的石榴的气息，看到对卡夫卡的理解与冥想，甚至与中世纪法国神秘的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唱酬……可见这些与当代中国的汉语写作之间，并无丝毫的不同，从视野与方法的意义看，也已无限地接近当代世界诗歌的潮流。
    在艾尔肯·努尔的《老虎进屋》中，诗人用了近乎于博尔赫斯式的幻觉，来描述一位美女子富有“杀伤力”的容貌与眼神，从而生动地记下了这灾难性的一刻：“我的末日之交啊/你多么像美女子的贼眼/仿佛即使那眼睛多么恐怖/而一个男子被它们迷住/于是他祈求上帝让它们更加恐怖一样/但愿这恐惧更加凶猛/而你带来的恐惧/令我欣喜若狂……”这是被丘比特之箭射中的一刻，以近乎死定的预感，来设想这场将死去活来玉石俱焚的爱情。我无法不被这样的修辞所震撼，因为没有什么比“末日”和“恐怖”一类的字眼，比一只老虎闯进屋子这样的比喻，更能到位地形容爱情在主人公心里产生的震颤。甚至剩下的一切，都无须再写。
    还有帕尔哈提·吐尔逊，他的诗仿佛是一部维吾尔诗歌与西方诗歌与文学的对话集。他写到了耶稣，写到了悉达多，从《圣经》到《吠陀》，从游方修士到苏菲教派，从预言家到苦修者，从卡夫卡到老博尔赫斯……读他的诗歌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代维吾尔诗人已然完全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能力。甚至从他自己的角度看，都可以用卡夫卡式的镜像与幻觉来解释世界与自身处境的互为转换，或者说，他与卡夫卡就是互为镜像的一对：“我总能听到卡夫卡无声的呐喊……”在面对世界的荒诞与生命的痛苦之时，卡夫卡与佛祖一样，似乎都达到了相似的境界，对人间万象有了通透的认识。但我却在这最后一步上尚有距离，虽已“出家”却仍无法“摆脱诱惑”，还需要 “超越自身成道”，与他和卡夫卡那样抵达最终“精神开悟”的境界。
    4.
    然而，与上述的一切相比，我更看重的还是语言与修辞。思想的、精神的、信仰的、哲学的，一切观念的东西固然重要，但最终都要成为诗；无论是先锋的还是传统的，本土的还是世界性的，都必须在语言与修辞的层面上落到实处，成为有魅力的诗歌。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应该满怀着喜悦和钦敬，因为他们确乎为我们呈现了成熟的诗歌技艺，呈现了饱满的语势与荡激的意绪，传达了奔放的韵律与音乐的节律。尤其，当读到这样的诗句的时候，我不能不为它的简练和传神而感到由衷的折服——
    她在行走。停下片刻。
    宛如一棵正在燃烧的小树
    这是塔依尔·哈木提的《她》中的诗句。值得指出的是，这个译者也可谓是个十二分的高手，它将一个有情人眼中的她，其神态与情境，点染得淋漓尽致，活脱脱映现在读者的眼前。
    还有另一位吾吉麦麦提，他的一首《我的坟墓，让我挖得更深一些》，也可以看出类似的功夫，相比之下，他似乎更擅长世俗性主题的书写，日常生活的情态与人物的刻画显得精细而微妙。在这首表达内心忧郁与孤独的诗中，他用了至为简练的笔法，呈现了一个充满自虐冲动的形象：“我的坟墓，让我挖得更深一些/以免我的幽灵逃走……”还有另一首《我的心》，也同样具有格言式的精炼与结实：“如果要被钉死，我的心会被钉在太阳上/如果要萌芽，我的心会生根在黑暗中//在我的头骨饮酒者，会成为帝王/披上我的皮肤者，会变成奴隶……”这种诗句往往比长篇大论的抒情或者说理更有效力，更能够精确地传达出内心的观念与真实。
    当然，我还要避免因为喜欢上述短诗而忽略数量更为客观的长诗的成就。或许是古老的游吟与歌唱传统的作用，维吾尔诗人喜欢写长诗，或是形制与体量稍大的抒情诗，这在现代诗中并不多见。通常汉语新诗中，写作者要么写长诗，要么写短诗，很少有百行以上的抒情诗的体制，但在维吾尔先锋诗人的笔下，我们却看到了非常之多的“长抒情诗”，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在诗歌文体上的一个特色和贡献。我必须说，这些长篇抒情诗的笔力大都是饱满而酣畅的，是如同海子所说的出于“不得已”，而不是刻意的注水与拉长。
    5.
    不知不觉已经写了太多，虽然不得要领且游移不定，但该说和能够说得话，差不多也尽在其中了。在最后我想说，我之所以不揣浅陋和无知，冒着风险答应青年诗人麦麦提敏来作这个序，是要表达一种态度，即对自我作为一个汉语书写者的“中心主义幻觉”的反省，通常我们会更多注意到国外的诗歌写作，但对兄弟民族语言的诗歌写作却缺少应有的关注，这是不应该的。这些与民族无关，是一个文学内部的问题，如果不能在各民族语言之间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借鉴关系，我们所说的“中国诗歌”、“当代新诗”等等，充其量也只能是“汉语写作”而已，而不可能获得应有的广泛代表性。因此，我希望对于自己而言这是一个机会，通过研读维吾尔先锋诗人的作品，可以稍稍打开一下我这方面过于封闭窄狭的视野。
    最后，我想以帕尔哈提·吐尔逊的那首《燃烧的麦穗》中的诗句来结尾，因为它似乎是某种标志性的符号与象征，可以代表这个民族的一种期许，在语言与诗歌，在精神与情感上的一种沟通的渴望：
    我就是那个麦穗，天堂里也会痛苦地燃烧
    在酷暑中也会冰冷地发抖
    爱我吧，就像受虐狂
    非理性的人群中对理性的渴望……
    这也有似梵高笔下的五月的麦地，像海子的高居于他的头顶的“绝望的麦子”，如不死的灵魂徘徊于他的墓地的麦子，都是对生命的歌赞和对世界的祈愿。
    所有的诗人灵魂都是相同的。
    谨以为序，祝福我们的维吾尔诗人兄弟，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篇。
    2016年9月5日夜，北京清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