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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的百年诞辰。在此之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至2009年出版了《张舜徽集》四辑二十册，包括了张先生的绝大多数著作。2010年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张先生在1942年至1947年间断断续续写的日记《张舜徽壮议轩日记》。 这些著作与日记的出版，为我们了解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记得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读本科时，开始读张先生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和《中国文献学》。当时，北大一批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学生，组建了“学海”学生社团，同时还创办了《学海》，我是这本学生刊物的首任主编。我们邀请王力、宗白华、朱光潜、冯友兰等先生为顾问，王先生还为《学海》题写了刊名。后来张舜徽先生也成为《学海》的顾问之一。因为这些因缘，我毕业后去武汉大学工作时，曾多次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拜访张先生。也因为仰慕先生的为人品格与学问，后来我师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对张先生，大家（包括我们这些学生）对其生平的了解非常有限。张先生一生非常低调，从没写过回忆录和自传这类的文字。只是在“文革”结束后，应约写过一篇《自强不息，壮心未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的文章，但内容多涉读书与治学，生平十分简略。此外，先生在80岁那年，曾作《八十自述》，也仅一千多字。然而，对于像张先生这样一位人生经历丰富，学术思想深邃的学者来说，这些材料实在是太有限了。张先生在世时，我曾经想采访他，尤其想记录他1949年以前的情况，但张先生不愿意谈，拒绝了我的要求。 近期，我读先生的日记及相关著作，有两点很深的体会。 首先，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其研究是需要长期积累的。近几十年来，大学或学者都十分重视大项目，重经费，而轻积累。一套学术体系：项目、经费、核心期刊、被引率、社会反响等，越来越严密，压迫学者不得不就范。有些机构还把上述各项与职称、奖金挂钩。结果，不少学者不得不急功近利，或依靠权力资源获取本是自己不熟悉领域的大项目，或炒作、甚或抄袭。就我所知，张先生从没有承担过什么项目，他的著作都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从不假手他人。 其次，学者的心理定力。就我所知，张先生一生有两段最艰难的时期，即抗战时期与文革时期。抗战期间，先生在湖南国立师范学院等校任教，因躲避战火，随校四处辗转，生活非常艰难。在《张舜徽壮议轩日记》中曾记一次避寇的情景。1944年8月13日日寇入村： 闻之大骇，乃仓皇率妻子负被帐而行，随乡人以共登天子岭，男女千百，呼号啼哭之声，闻数里外。余与诚儿分担衣被，吾妻挟雨具抱谦儿以行。……鼓勇直陟山巅，倦伏丛莽中，惟闻枪声若远若近，时断时续。……是夜即露宿山巅，乡人环坐以待天明。群以虎患相戒达旦。 数月转徙流离，凡惊魂略定，则不忘读书写作。 “文革”期间，张先生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多次受到无情的斗争。但他不忧不惧，照常进行《说文解字约注》等书的写作。当时先生全家被赶到一间破旧浴室里居住，屋子低矮阴暗，上漏下湿，真是夏如蒸笼冬如冰。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先生白天忍辱挨斗，晚上回家仍不断写书。雨天房子漏水，水又从室外灌进屋里，先生就整天穿上胶鞋工作，到1971年，共花了十余年时间，完成了几部著作，其中包括200余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而誊清全书就花了三年，写秃了几十支毛笔。可以想见，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定的为学信念与坚强的心理定力，是很难做到这些的。而当时，很多学者受到冲击后，放弃了自己的研究，有的甚至自杀。有人说，张先生是“文革”后那一段时间出版学术著作最多的学者，我虽然没有做过统计，但想来应该是不错的，因为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没有浪费时间。 先生常年坚持早晨四点钟即起床读书写作，一生所著书，大半写成于天还未明之时。 先生当年的邻居章开沅先生，曾记述张先生每天早晨四时许必起时说：“书房兼卧室的灯光闪烁于浓密的夜色之中，仿佛导引桂岳众多年轻学人奋力前进的北斗星。” 我想，这对今天的我们不无启示。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06月01日10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