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的百年诞辰。在此之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至2009年出版了《张舜徽集》四辑二十册,包括了张先生的绝大多数著作。2010年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张先生在1942年至1947年间断断续续写的日记《张舜徽壮议轩日记》。 这些著作与日记的出版,为我们了解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记得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读本科时,开始读张先生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和《中国文献学》。当时,北大一批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学生,组建了“学海”学生社团,同时还创办了《学海》,我是这本学生刊物的首任主编。我们邀请王力、宗白华、朱光潜、冯友兰等先生为顾问,王先生还为《学海》题写了刊名。后来张舜徽先生也成为《学海》的顾问之一。因为这些因缘,我毕业后去武汉大学工作时,曾多次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拜访张先生。也因为仰慕先生的为人品格与学问,后来我师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对张先生,大家(包括我们这些学生)对其生平的了解非常有限。张先生一生非常低调,从没写过回忆录和自传这类的文字。只是在“文革”结束后,应约写过一篇《自强不息,壮心未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的文章,但内容多涉读书与治学,生平十分简略。此外,先生在80岁那年,曾作《八十自述》,也仅一千多字。然而,对于像张先生这样一位人生经历丰富,学术思想深邃的学者来说,这些材料实在是太有限了。张先生在世时,我曾经想采访他,尤其想记录他1949年以前的情况,但张先生不愿意谈,拒绝了我的要求。 近期,我读先生的日记及相关著作,有两点很深的体会。 首先,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其研究是需要长期积累的。近几十年来,大学或学者都十分重视大项目,重经费,而轻积累。一套学术体系:项目、经费、核心期刊、被引率、社会反响等,越来越严密,压迫学者不得不就范。有些机构还把上述各项与职称、奖金挂钩。结果,不少学者不得不急功近利,或依靠权力资源获取本是自己不熟悉领域的大项目,或炒作、甚或抄袭。就我所知,张先生从没有承担过什么项目,他的著作都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从不假手他人。 其次,学者的心理定力。就我所知,张先生一生有两段最艰难的时期,即抗战时期与文革时期。抗战期间,先生在湖南国立师范学院等校任教,因躲避战火,随校四处辗转,生活非常艰难。在《张舜徽壮议轩日记》中曾记一次避寇的情景。1944年8月13日日寇入村: 闻之大骇,乃仓皇率妻子负被帐而行,随乡人以共登天子岭,男女千百,呼号啼哭之声,闻数里外。余与诚儿分担衣被,吾妻挟雨具抱谦儿以行。……鼓勇直陟山巅,倦伏丛莽中,惟闻枪声若远若近,时断时续。……是夜即露宿山巅,乡人环坐以待天明。群以虎患相戒达旦。 数月转徙流离,凡惊魂略定,则不忘读书写作。 “文革”期间,张先生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多次受到无情的斗争。但他不忧不惧,照常进行《说文解字约注》等书的写作。当时先生全家被赶到一间破旧浴室里居住,屋子低矮阴暗,上漏下湿,真是夏如蒸笼冬如冰。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先生白天忍辱挨斗,晚上回家仍不断写书。雨天房子漏水,水又从室外灌进屋里,先生就整天穿上胶鞋工作,到1971年,共花了十余年时间,完成了几部著作,其中包括200余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而誊清全书就花了三年,写秃了几十支毛笔。可以想见,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定的为学信念与坚强的心理定力,是很难做到这些的。而当时,很多学者受到冲击后,放弃了自己的研究,有的甚至自杀。有人说,张先生是“文革”后那一段时间出版学术著作最多的学者,我虽然没有做过统计,但想来应该是不错的,因为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没有浪费时间。 先生常年坚持早晨四点钟即起床读书写作,一生所著书,大半写成于天还未明之时。 先生当年的邻居章开沅先生,曾记述张先生每天早晨四时许必起时说:“书房兼卧室的灯光闪烁于浓密的夜色之中,仿佛导引桂岳众多年轻学人奋力前进的北斗星。” 我想,这对今天的我们不无启示。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06月01日10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