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发表处女作《前方来信》起，周大新一直笔耕不辍。从《走出盆地》到《第二十幕》，从《湖光山色》再到《曲终人散》，周大新不断拓展自己的写作视野。近期，笔者对作家周大新进行采访，请他谈谈对阅读和写作的看法。
    顾 超：您最初的写作动机是什么？现在，写作对您又意味着什么？
    周大新：最初的写作动机是挣点稿费，养家糊口，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爱好，我从小就爱读文学书，长大了便也想写一本书。随着写作时间的延长，我慢慢意识到，写作其实也是满足自己的一种倾诉欲望，把积在心里的一些话通过文字倾诉出来，把一些情绪宣泄掉。再到后来，就有了不自量力的想法，想通过写作来影响他人和外部世界。也就是说，想把自己对于人生、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对读者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从而对社会向美好方向发展也起点推动作用。我是军人，18岁当兵以后，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成为当然的关切对象，一旦需要，随时准备上战场，必要时甚至准备牺牲生命。也因此，国家、民族利益这些问题在我心里占着很重要的位置，这对我的写作也会产生影响。我想，所有的严肃文学作家，写到最后，都会自然地开始为整个人类的命运进行思考。写作到最高境界，是悲天悯人，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虑。
    顾 超：按照您对写作的如此理解，作家最终都可能会变成哲学家。
    周大新：大概会是这样的。作家写到最后，随着对人生与世界看得越来越多，想得越来越透，认识得越来越深，慢慢就会觉得，世上的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也是极其艰难曲折的。因此，就会去想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比如人活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人类如何管理好自己、人类社会最终会向哪个方向发展等等。这些需要哲学家去想的事情，作家也会去思考。人类中，有一群人需要担负思考之责任，哲学家和作家都属于这个人群。
    顾 超：经过这么多年的阅读和写作，您认为全人类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什么？
    周大新：对全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价值观是“爱”，也就是爱心和爱意。人类社会里所有美好的事情，都是因爱而生；人类社会里所有丑陋的事情，都是因无爱而起。人性里面有两部分不同性质的爱：一是本能的部分，比如爱异性、爱自己的子女、爱自己的身体，这都是本能；另外就是非本能的部分，比如对弱者、对遭受灾难者，甚至对众多他者的爱。非本能的爱的一个例子是人们如何对待战争中的俘虏。在早期部落之间的战争中，俘虏是要全部被杀掉的，对他们没有任何怜悯之心可言。后来大家慢慢意识到，俘虏也是人，于是不再杀俘虏，甚至开始交换俘虏。最后，俘虏也可以重新回归社会、重新开始生活。类似这样的非本能的爱，我们还有很多，这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标志。有了爱，人类的生活状况才会越来越好，人类的未来也给我们很美好的想象。因此，爱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价值观。
    顾 超：谁对您的这种价值观和写作观的形成影响比较大？
    周大新：就写作而言，最早是沈从文，他的作品我基本上都找来读过。他写的湘西跟我自己所处的豫西南小盆地很相似。他笔下的那些人物——童养媳、乡村的丈夫、船工、连长等等，他们的形象和生活，我都非常熟悉。在我的写作模仿期，沈从文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他作品中弥漫的那种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和同情撼动了我的心。国外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我最早读他的书是18岁当兵时，看到我的班长在读他的作品。当时那本书既没有书脊也没有封面、封底，我都不知道是本什么书，但是班长整天在那儿看，觉得肯定很好看。我就偷偷地拿过来看，一看也立刻吸引了我，那就是《复活》，书里面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的情感纠结非常动人。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地引进托尔斯泰的书，我就都找来读。《战争与和平》对战争的思考、《安娜·卡列尼娜》对爱情的理解，都非常切合我的价值观：爱是人活着的最重要的动力和目的。托尔斯泰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
    顾 超：您认为，文学在今天依然能够起到启蒙思想、弥合分裂、推进共识的作用吗？
    周大新：我认为文学有这种作用。我有一个长篇小说《预警》，就是想提醒读者警惕恐怖主义的兴起。很多人都不会意识到，腐败也可以滋生恐怖主义。老百姓受到腐败的压榨以后，没法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伸张正义的时候，就会采取极端的、暴力的、破坏性的，以普通人为袭击目标，让政府和人民群众感到切肤之痛的恐怖主义方式来发泄。我写这部小说，就带有启蒙的想法。我希望这种观念能被更多的读者所认识到。这些读者可能是政治家，也可能是普通人，他们会知道腐败是非常危险的。那本书是前些年写的，当时还没有开始高压反腐。我就是痛切地觉得社会这样腐败下去是极其糟糕的，最后会出大问题，所以启蒙的这种想法一直在我的作品中间隐含着。
    好的文学作品可以传达爱，会弥合分裂。我访问过以色列的作家，也访问过巴勒斯坦的作家，这两个作家的儿子都在战争中丧生了，但他们作品的主旨都是呼唤和平。他们整天思考人类的共同命运，体悟到两个民族应该和平相处，不能再互相杀戮。我写的长篇小说《战争传说》，就是以瓦剌人和明王朝的战争为背景来思考怎么处理民族关系。当时的明王朝就是想彻底把北方少数民族给打服，瓦剌人也卧薪尝胆来打明王朝，战争非常残酷，双方死了很多人。于是我就思考怎么能弥合今天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当今世界各地的很多局部战争其实都是民族问题引起的。所谓民族无非就是在不同地域生活后，形成了不一样生活习惯的人群罢了。都是人，只是有的在美洲、有的在非洲、有的在亚洲，吃的、穿的不一样，为什么就不能和平相处呢？我想用我的作品来弥合这种分裂。
    但作家的力量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因为读你书的人不会太多。今天的年轻人读书更少，可能平时更喜欢看微信、玩手机吧。我们作家只是把这些想法写出来，也许若干年以后被某一个成为政治家的人读了，他会通过系统的施政措施把问题给解决了。我觉得最近国家提出要建立书香社会指标体系是很正确的。如果大家都多读点书，都能思考一些问题，就会在自己的行动上表现出来，这可能也是文学推进共识的社会功用。作家既然把作品发表了出来，让更多的人读到了，那就得对读者有一种责任心。最终，有一些作家会让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尊敬，因为他们摒弃了个人利益、家族利益、小团体利益、地域利益，他们的胸怀变得广阔了，他们想的是人间所有人如何幸福生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