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的著述在两岸三地各有刊行,前后历时数十年,普通读者不易了解余先生的学术思想历程与整体面貌,如能有一部文选,既能比较完整地呈现余先生的学术思想,又能为读者进一步研读余先生的论著提供一个导引,这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为此,我社约请何俊教授编选这样一部文选。何教授对余先生的论著有着广泛研读,此前不仅主持编纂了四卷本的《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而且也曾撰写过阐释余先生学术思想的长篇论文,因而是编纂这部文选的合适人选。 何教授为了使这部文选更像一部结构谨严的著作,特意选了余先生的两篇文章作为“序言”与“后记”。作“序言”的是余先生接受克鲁格人文奖时的讲词。在这篇讲词中,余先生清晰而概要性地阐述了他毕生的学术志业与精神关怀。虽然类似的内容在其他文章中也曾或多或少表达过,但由于这篇演讲的性质,它对于理解余先生一生的工作别具价值。余先生很少给自己的文集或专题研究写“后记”。所幸的是,去年(2009)底他应友人的推动,选编了一册《中国文化史通释》,并为之写了“后记”。这本《通释》所收论文,分别是针对中国文化的各种面相所作的宏观诠释,合之则又可见其整体性。余先生在“后记”中说明了这种性质,并进而申言他对于具有着自成一独特系统的中国文化与普世价值的关系,因此这篇短小的“后记”不仅与“序言”有所呼应,而且也仿佛有棋局终了而一览的意趣。 除此以外,整部文选分为“基本观念”、“中国知识人的传统与使命”、“开放知识中的中国情怀”、“儒学的困境与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中国知识传统的继承与新辟”五个部分。兹略述各部分主旨,以及内在关系。 “基本观念”收入的几篇文章,呈现了余先生学术思想的基础。从整体来看,余先生的学术思想有着一以贯之的思维预设或基本观念,即他将整个世界区分为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前者是实然的历史本身,后者是应然的思想诉求。历史本是人的生活,人是有目的的,从根本上讲,人的生活应是人的思想诉求的显现。但是,人虽然依其思想诉求而行动,但结果并不总是符合人的思想诉求,甚至事与愿违的事情更多。因此,历史与思想之间充满着张力。余先生年轻时曾致力于哲学的思考,这样的思维预设或基本观念大致已经确立,后来他定位在史学的耕耘,学术的不断丰富,既可以认为是在这样的思维预设的引导下的拓展,又可以视作是对这些基本观念的不断证实。可以说,他对新知的获求是在他怀抱的价值、理想的引导下展开的。只是,当他进入获求新知的具体过程时,他所秉持的价值往往退隐其后,从而尽可能使认知的过程具有客观性。确切的讲,在知识与价值(历史与思想、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上,余先生视知识为价值的基础,而他的工作就是要为价值增添新知,用新知来培植价值。编者认为,唯有细微地理解余先生的这一基本观念,并基于这一理解,才足以谈得上真正读懂他的具体研究;甚至可以说,也只有体会到这一层,才足以从文字中感受到余先生活泼泼的生命。 其余四个部分,既分涉余先生学术思想的主要领域,又表证上述的基本观念,同时也多少涵盖依次展开的逻辑。余先生最为学术界所知晓的莫过于他对中国古代士阶层的研究。士阶层固然属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四民分类,但与现代中国的知识人仍有着血肉关连,因此,余先生对于古代士阶层的研究同样延伸到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自我理解与确立。另外,在根本的意义上,历史与理想世界的展开与建构必由历史的主体者承担,故在明确了余先生的“基本观念”以后,接着便是“中国知识人的传统与使命”这部分,以期反映余先生对这一历史主体的认识。当然,历史的主体者应该包括全体人民,但是,具体到知识与价值世界,则又无疑主要由知识人来承担,至少由知识人来表达。 “开放知识中的中国情怀”这部分是承接“中国知识人的传统与使命”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知识人的自我理解与确立,落在现代的语境中,既不能固步自封,又不能自暴自弃,这是余先生论学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是他的学术之路。从青年时代起,余先生便系统地研读西方的历史与思想,并一直坚持到现在。他的知识世界始终呈以开放的形态,并有意识地借助西方为参照系,在比较的视野中来认识与彰显中国文化系统的独特性。编者用“情怀”二字来点明余先生的中国文化立场,不仅是因为余先生个人生命的基调客观上始终呈以中国文化的特征,他的身上洋溢着中国文化的风格,而且更因为余先生始终以同情与敬意来阐明中国文化的传统。尤要申言的是,正因为抱有这种同情与敬意,所以余先生的论学虽然有着浓重的时代性,但是当他思考中国文化的重建时,他能够超越于现实,由当下的“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上溯到清代、明代、宋代、汉唐直至先秦,从而真正地呈现出历史理性。 对中国文化重建的更进一步的观察与思考,余先生聚焦在传统的儒学与现代的中国人文研究,这就是“儒学的困境与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这部分的主旨。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在现代中国,形态化了的儒学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儒学的精神如何在中国的现代转型中开出新命,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尤其是现代中国人文研究的精神资源之一,这是现代中国知识人的一个重要关怀。余先生在这方面既有宏观的古今中西会通性的透视,又有个案的精深性的亲切体会,读者可以由中观察到他的思考,从而理解他的论述。 最后一部分“中国知识传统的继承与新辟”旨在呈现余先生在学术世界中的具体探索与贡献。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余先生必须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洞见以新的历史知识呈现出来,而且,也正是在这种呈现中,实现中国知识传统的继承与新辟。这些工作,集中在余先生的各项专题研究,事实上,它们也构成了余先生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些专题研究涉及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研究方法因对象而变。由于专题研究的性质,这里选录的文章如前文所述,充其量“只足以告知余先生想做什么与为什么做,而难以呈现他是如何做的”,因此,读者只有研读那些专题研究本身,才能体会余先生在中国知识传统的继承与新辟中的具体探索与贡献。 (《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何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10月出版,定价78.00元) 原载:古籍新书报 2010年11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