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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悟烈行话巾帼——读《怨歌行》、《孔雀东南飞》、《木兰诗》新感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张长虹 参加讨论

     自《诗经·卫风·氓》起,弃妇怨女之风已开,至汉魏晋南北朝,女性真正的自我意识才逐渐觉醒。笔者以为汉代班婕妤的《怨歌行》、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及北朝乐府《木兰诗》是中国文学史上女性追求自我尊严、争取个性解放母题的滥觞。
    班 婕妤的《怨歌行》是其中唯一的文人诗,表达的是女诗人自己惨痛的心灵体验。班婕妤乃中古时期知识女性的杰出代表。她自幼聪慧好学、貌美出众、尤好诗文,入 宫后,深得汉成帝宠爱,却知书达礼,一心只为皇上、国家着想,然而,封建帝皇权大无边,随时可以另寻新欢。情怀高洁的班婕妤尚处宠幸,就看透了男权统治不 可逆转的腐朽性,悟性绝顶的她居安思危,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感 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坚贞,并对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失宠命运发出感人肺腑的伤悼。最后,心气甚高的班婕妤 凭才智躲过杀身之祸,却不得不自明地请求供奉太后,聊度寂寞、苦闷的晚年。班婕妤如此奇才美女尚且落得这般凄凉晚景,其他宫女的命运更不堪回首了。
    在 封建专制社会里,无论贵为皇后、还是贱为村姑,中国妇女从精神到肉体一律都是男性的附属。整个社会就象一张无情的尘网,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地遮蔽了生命上 空的锦缎,三纲五常更是羁缚她们心灵的枷锁。《孔雀东南飞》讲述了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与妻刘兰芝被焦母无理拆散、生生酿成的爱情悲剧。诗中,刘 兰芝极富真情,形象美好、丰满。她既通箜篌诗书,又善织素裁衣,品行端庄,操劳无怨。此番改变她命运的不是丈夫的负心,而是婆婆无端的怨恨。可是,即便遭 此变故,刘兰芝尊严依旧,犹守礼节,辞婆别姑,与夫信誓。无奈回到娘家后,她犹不容于母兄,无法安生,要么得再嫁郎君不愁生计,要么就以死殉情不负府吏。 然而,即使再嫁,兰芝的幸福仍然无以保障,更何况府吏对她的一往情深足以使其为之而死。最终,蔑视权贵、信守誓言的刘兰芝选择了后者,以死传达了她对封建 礼教最强烈的反抗,表现了自己对真爱最诚挚的追求。
     班 婕妤与刘兰芝的痛苦均源于她们对爱情的深切寄望。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婚姻的不幸早已司空见惯。就在妇女们苦苦挣扎、濒临绝望之际,《木兰诗》的出现 犹如一颗星星,在漆黑的苍穹里闪烁着点点光亮。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个性张扬最彻底的女性。十二年的出生入死,使木兰成就了自 己的功业。她凭的是智慧与勇气,而非转瞬即逝的容颜。
    从 班婕妤到刘兰芝,再及花木兰,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她们抗争的出发点是为了个人,但其目标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男权话语统治下的封建社会制度,不仅如此,而且 一位比一位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更透彻、追求幸福的举动也更果敢。此外,这三位女性的觉醒还可进一步划分为两种类型,具体地说,前二者是把自己放在女性的位置 上来张扬个性的,后者却是通过等同于男性、丧失了女性与生俱来的特征的行为来实现自我价值的飞跃。如果把《怨歌行》、《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分别置于 文学史中来考察,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怨 歌行》可以归为怨妇诗,此类诗最早可溯及《诗经·卫风·氓》、《诗经·小雅·谷风》。然而,《氓》与《谷风》只是就事论事、大发怨词的弃妇诗,“及尔偕 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或有以旧情感动丈夫的企图,“我有旨蓄。亦以御冬。 宴尔新昏。以我御穷。有洸有溃。既治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墍”,就是到了西汉卓文君 的《白头吟》也还未有所突破。因此,班婕妤《怨歌行》的出现扭转了此类诗的诗风,其中风骨之气昭然回荡。班婕妤见微知著,她写《怨歌行》只是为了抒发自己 情怀的高洁,而毫无乞怜争宠之意,甚至还蕴藏了对皇帝无情无义的讽刺。《怨歌行》怨而不失尊、哀而不迷途。班婕妤最终无奈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她在深宫六院里 的最佳命运。她不改女性的身份,在最险恶的环境中为自己争取了一份独立的工作,即便那是单调、低下的劳动,却也借以保存了最大限度的自由与尊严。就此而 言,笔者认为她堪与唐代的薛涛、宋朝的李清照相媲美。
    婆 婆套在媳妇身上的莫须有罪名是《孔雀东南飞》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这一种婚姻悲剧有别于上述的始乱终弃、薄情寡义。这类题材的诗在汉代开始出现,例 如《古诗十九首》的《上山采蘼芜》等诗篇均隐含着相似的苦难渊源。无论焦母在骨子里认同着“吃人”的封建旧礼教,还是本身对儿子怀有强烈的占有欲,她始终 不忘带给儿媳旷古未闻的痛苦。刘兰芝贤良、坚贞的形象是在她与婆婆的无理指责、母兄的逼嫁的对抗情节中达到最完满的展现的。最后,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 赴清池”,她主动把握了自己的命运,保持了女儿本色。这位勇敢的女性不愿苟且活着,她用永生的死换取了一世的幸福。《孔雀东南飞》这一艺术高峰直到一千多 年后才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所超越。
     如 果说班婕妤与刘兰芝是用闺中寂寞和全身而死实现了不想成为菟丝、女萝一般、依附于男人的玩偶的志向,那么,花木兰对人格独立的追求便是通过男儿般的胆略与 行为得以实现的。起初,木兰深明大义,看到阿爷无大儿,便自愿替爷从军;接着,她巾帼不让须眉,“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功 成名就之后,她却急流勇退,见识卓远;回到家中,换上女装,面对男伴的惊惶,我们仿佛看到木兰脸上泛起的自古以来首次为女性挣得的骄傲:“雄兔脚扑朔,雌 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可以说,花木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打破男尊女卑的旧观念的典型,她开辟了此后中国女性解放的一条康庄大道。
     一 个时期文学艺术达到的高峰往往同该阶段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主题在文学作品中愈演愈烈,这一现 象不可避免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关联。西汉的统一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就使得越来 越多的妇女受教育成为可能。汉末,纷争四起,民不聊生,苦难的现实在激起人的自觉意识的同时,也进一步引发妇女的觉醒。到了北朝,战争依旧不断,再加上北 方少数民族一贯相对开放的风气,妇女上战场的现象渐渐增多,以致文学作品屡有涉及。除了家喻户晓的《木兰诗》之外,还有一首《李波小妹歌》也生动地再现了 同样英勇的妇女形象。此外,我们还可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力量对人性解放的制约。相对于南方居民来讲,北方人民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就较少。因此,隋、唐南北统 一之后,各民族不断大融合的历史现象有力地促进了人的自觉意识的发展。相应地,妇女争取自由独立、追求个性解放的风气在汉魏晋南北朝达到一个高潮后,很快 地,又以此为基础,相互交融,逐步向社会各阶层渗透,并继续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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