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诗经·卫风·氓》起，弃妇怨女之风已开，至汉魏晋南北朝，女性真正的自我意识才逐渐觉醒。笔者以为汉代班婕妤的《怨歌行》、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及北朝乐府《木兰诗》是中国文学史上女性追求自我尊严、争取个性解放母题的滥觞。 班 婕妤的《怨歌行》是其中唯一的文人诗，表达的是女诗人自己惨痛的心灵体验。班婕妤乃中古时期知识女性的杰出代表。她自幼聪慧好学、貌美出众、尤好诗文，入 宫后，深得汉成帝宠爱，却知书达礼，一心只为皇上、国家着想，然而，封建帝皇权大无边，随时可以另寻新欢。情怀高洁的班婕妤尚处宠幸，就看透了男权统治不 可逆转的腐朽性，悟性绝顶的她居安思危，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感 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坚贞，并对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失宠命运发出感人肺腑的伤悼。最后，心气甚高的班婕妤 凭才智躲过杀身之祸，却不得不自明地请求供奉太后，聊度寂寞、苦闷的晚年。班婕妤如此奇才美女尚且落得这般凄凉晚景，其他宫女的命运更不堪回首了。 在 封建专制社会里，无论贵为皇后、还是贱为村姑，中国妇女从精神到肉体一律都是男性的附属。整个社会就象一张无情的尘网，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地遮蔽了生命上 空的锦缎，三纲五常更是羁缚她们心灵的枷锁。《孔雀东南飞》讲述了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与妻刘兰芝被焦母无理拆散、生生酿成的爱情悲剧。诗中，刘 兰芝极富真情，形象美好、丰满。她既通箜篌诗书，又善织素裁衣，品行端庄，操劳无怨。此番改变她命运的不是丈夫的负心，而是婆婆无端的怨恨。可是，即便遭 此变故，刘兰芝尊严依旧，犹守礼节，辞婆别姑，与夫信誓。无奈回到娘家后，她犹不容于母兄，无法安生，要么得再嫁郎君不愁生计，要么就以死殉情不负府吏。 然而，即使再嫁，兰芝的幸福仍然无以保障，更何况府吏对她的一往情深足以使其为之而死。最终，蔑视权贵、信守誓言的刘兰芝选择了后者，以死传达了她对封建 礼教最强烈的反抗，表现了自己对真爱最诚挚的追求。 班 婕妤与刘兰芝的痛苦均源于她们对爱情的深切寄望。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婚姻的不幸早已司空见惯。就在妇女们苦苦挣扎、濒临绝望之际，《木兰诗》的出现 犹如一颗星星，在漆黑的苍穹里闪烁着点点光亮。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个性张扬最彻底的女性。十二年的出生入死，使木兰成就了自 己的功业。她凭的是智慧与勇气，而非转瞬即逝的容颜。 从 班婕妤到刘兰芝，再及花木兰，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她们抗争的出发点是为了个人，但其目标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男权话语统治下的封建社会制度，不仅如此，而且 一位比一位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更透彻、追求幸福的举动也更果敢。此外，这三位女性的觉醒还可进一步划分为两种类型，具体地说，前二者是把自己放在女性的位置 上来张扬个性的，后者却是通过等同于男性、丧失了女性与生俱来的特征的行为来实现自我价值的飞跃。如果把《怨歌行》、《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分别置于 文学史中来考察，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怨 歌行》可以归为怨妇诗，此类诗最早可溯及《诗经·卫风·氓》、《诗经·小雅·谷风》。然而，《氓》与《谷风》只是就事论事、大发怨词的弃妇诗，“及尔偕 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或有以旧情感动丈夫的企图，“我有旨蓄。亦以御冬。 宴尔新昏。以我御穷。有洸有溃。既治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墍”，就是到了西汉卓文君 的《白头吟》也还未有所突破。因此，班婕妤《怨歌行》的出现扭转了此类诗的诗风，其中风骨之气昭然回荡。班婕妤见微知著，她写《怨歌行》只是为了抒发自己 情怀的高洁，而毫无乞怜争宠之意，甚至还蕴藏了对皇帝无情无义的讽刺。《怨歌行》怨而不失尊、哀而不迷途。班婕妤最终无奈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她在深宫六院里 的最佳命运。她不改女性的身份，在最险恶的环境中为自己争取了一份独立的工作，即便那是单调、低下的劳动，却也借以保存了最大限度的自由与尊严。就此而 言，笔者认为她堪与唐代的薛涛、宋朝的李清照相媲美。 婆 婆套在媳妇身上的莫须有罪名是《孔雀东南飞》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这一种婚姻悲剧有别于上述的始乱终弃、薄情寡义。这类题材的诗在汉代开始出现，例 如《古诗十九首》的《上山采蘼芜》等诗篇均隐含着相似的苦难渊源。无论焦母在骨子里认同着“吃人”的封建旧礼教，还是本身对儿子怀有强烈的占有欲，她始终 不忘带给儿媳旷古未闻的痛苦。刘兰芝贤良、坚贞的形象是在她与婆婆的无理指责、母兄的逼嫁的对抗情节中达到最完满的展现的。最后，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 赴清池”，她主动把握了自己的命运，保持了女儿本色。这位勇敢的女性不愿苟且活着，她用永生的死换取了一世的幸福。《孔雀东南飞》这一艺术高峰直到一千多 年后才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所超越。 如 果说班婕妤与刘兰芝是用闺中寂寞和全身而死实现了不想成为菟丝、女萝一般、依附于男人的玩偶的志向，那么，花木兰对人格独立的追求便是通过男儿般的胆略与 行为得以实现的。起初，木兰深明大义，看到阿爷无大儿，便自愿替爷从军；接着，她巾帼不让须眉，“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功 成名就之后，她却急流勇退，见识卓远；回到家中，换上女装，面对男伴的惊惶，我们仿佛看到木兰脸上泛起的自古以来首次为女性挣得的骄傲：“雄兔脚扑朔，雌 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可以说，花木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打破男尊女卑的旧观念的典型，她开辟了此后中国女性解放的一条康庄大道。 一 个时期文学艺术达到的高峰往往同该阶段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主题在文学作品中愈演愈烈，这一现 象不可避免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关联。西汉的统一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就使得越来 越多的妇女受教育成为可能。汉末，纷争四起，民不聊生，苦难的现实在激起人的自觉意识的同时，也进一步引发妇女的觉醒。到了北朝，战争依旧不断，再加上北 方少数民族一贯相对开放的风气，妇女上战场的现象渐渐增多，以致文学作品屡有涉及。除了家喻户晓的《木兰诗》之外，还有一首《李波小妹歌》也生动地再现了 同样英勇的妇女形象。此外，我们还可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力量对人性解放的制约。相对于南方居民来讲，北方人民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就较少。因此，隋、唐南北统 一之后，各民族不断大融合的历史现象有力地促进了人的自觉意识的发展。相应地，妇女争取自由独立、追求个性解放的风气在汉魏晋南北朝达到一个高潮后，很快 地，又以此为基础，相互交融，逐步向社会各阶层渗透，并继续高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