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陈世旭著，文化发展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39.00元
    以《马车》为书名，有给自己打气的意思：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从心所欲，没有压力，写作成为一种赏心乐事。
    世界上有两种作家，一种是文学受惠于他们，一种是他们受惠于文学。前一种给文学带来巨大的光荣，使文学成为人类文化中宏伟辉煌的殿堂。后一种则从文学中获得无穷的好处。文学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际遇，文学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人生支柱，是他们的快乐和幸福的源泉，是他们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他们对文学感激涕零。
    陈世旭说，自己属于后者。“我写作着，我生活着，这就够了”，这句话写在陈世旭的一个自选集的扉页上，这是一种自我安慰，也是一种人生定位。
    20世纪70年代，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惊涛》分获1979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8年，《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他曾是文坛风云人物，近年来也新书不断，当属宝刀不老。实际上他的写作始终伴随的争议和退稿；他所秉持的理念，与我们印象中的名家大相径庭。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您的新书《马车》？
    陈世旭：《马车》是一部中篇集，共收入五个中篇，题材各异。以其中一个中篇的题目《马车》为书名，有给自己打气的意思：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对于短篇小说创作的体会？您如何看待短篇小说？
    陈世旭：我所以写短篇，是因为没有驾驭长篇的本事——已经出版的几部长篇，其实是中短篇的合集。但就是短篇这样的小制作，我也写得不理想。对任何小说样式我是真不敢说三道四。
    而今，我快写一辈子短篇了，退稿依旧是常事。去年和今年发表的短篇《花·时间》和《欢笑夏侯》都分别是《收获》和《人民文学》的退稿。虽然可以拿取舍眼光不一来安慰自己，但也说明作品没有达到公认的水准。我把这些记得一清二楚，就是为了警醒自己永远别嘚瑟。所有这一类评价一定程度上对我是一种激励，逼我在写每一个下一部作品时都尽力而为，去争取更多的认可。
    中华读书报：早期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和您后来对于知识分子的关注，感觉风格上判若两人。您觉得呢？
    陈世旭：这可能跟小说语言有关系：写农村题材我尽可能贴近方言，写知识分子我用的是普通话。有时候书面语言多，甚至欧化，有点掉书袋。
    中华读书报：2011年出版的长篇《登徒子》生动地刻画了省级作协里一群文人的众生相。这部小说具有一种睿智、敏锐而质朴的洞察力。这是您眼中的文人吗？
    陈世旭：恕我直言，我对当代中国文人——首先是我本人，整体上评价不高。小说里的那些人物我太熟悉了。李国文老师一连好几年在《文学自由谈》开的中国文人的专栏，讲的是古人故事，画的是今人嘴脸，每读我都忍不住“拍案而起”。
    中华读书报：不知道您如何看待《一生之水》？这部相对而言比较通俗的作品，是否不太具有写作难度？
    陈世旭：谢谢你委婉的批评。这个小说我写得是有些随意。那一段我的家务事很重，每天坐下来，打开电脑敲一阵子，算是一种休息，不知不觉就发现小说可以结束了。其原因是取材太方便了，生活中故事都是现成的，无须劳神编造。传统艺术观完全颠覆，不是艺术高于生活，而是生活高于艺术。官员腐败、文化荼毒、道德沦丧，远超想象，匪夷所思。那些人物的庄严光鲜与卑鄙丑恶集于一身，并行不悖。状写越逼近真实就越显得漫画化。
    中华读书报：进入90年代，文学不再处于黄金时代，文学作品也相对边缘，您有过心理上的落差吗？
    陈世旭：没有。无论圈里圈外我一直都呆在边缘，形不成落差。有一次参加一家出版社的活动，同车的一位青年作家在向几位女记者顺便说起我的时候，肯定没有恶意地讪笑：他们那个年头，写一两篇东西就混出来了。我当什么也没有听见。不是因为教养，是因为认可。我虽然写了不止“一两篇东西”，但连同行都不知道，等于没写。
    其实，只要安心，边缘挺享受的：没人惦记，自由自在，衣食无忧，做自己喜欢的事，夫复何求？
    中华读书报：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作家，是否不存在写作瓶颈的问题？
    陈世旭：在同时代的写作者中，我从来没有过“文思泉涌”“井喷之势”“一发而不可收”之类的高峰体验。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总在找米下锅。在我写作最枯竭的时候，王安忆建议我打破惰性，去感受一些异质性的生活，比如去青藏看看。后来还真得到一个机会，去青海采访上世纪50年代援青的内地人，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常常天亮前动身，一整天穿过沙漠、戈壁、荒原，到达目的地已近半夜，那些接受采访的人已经等了一整天。面对一屋子“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花白头发，我忍不住泪奔。太多的故事来不及记录，回到江西正好是国庆长假，我就在那些天里一口气写了三万多字的中篇《青藏手记》，随即给了《人民文学》，当时的几位主编王扶、崔道怡他们都很肯定，很快就发到头题。
    中华读书报：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您认为自己的作品有何独特的价值？
    陈世旭：我的写作谈不上“价值”。多年来偶尔被人找去“讲座”，我从来说的都是我写作的那些煎熬和挣扎，让一些基层的文学爱好者觉得这样的人也可以被叫做“作家”，多少提振一下他们的信心。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价值，我想这就是。
    中华读书报：目前您的创作状态如何？
    陈世旭：从心所欲，没有压力，写作成为一种赏心乐事。没有计划，吃萝卜吃一截剥一截，信马由缰，走到哪是哪。